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意蕴

王岗峰

党的二十大把“两个结合”看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对党的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打开了新格局。

一、“两个结合”原本一体，相互融合， 在哲学最高层面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

我们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就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关系时提出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于强调学习时首先指出，我们党必须对进行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实际运动三个方面深刻了解，才能取得胜利。在谈到第二方面，即学习历史遗产时，毛泽东谈得最多。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大的帮助的。”紧接着，毛泽东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首先，把我们现在从事的伟大运动看作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延续，这种观念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与中华文化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而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次，这是在我们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中国的特性”是什么？概括起来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实际问题，这是具体实践；二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定的民族形式，这是间接实践。这样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每一表现。

这是在哲学最高层面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根据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核心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寓于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中，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总结，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并把其实践提升为理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图中除了该书的初版封面外，还绘了陈望道先生翻译该书时蘸着墨汁吃粽子的故事

中国具体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存在：一是中国现实运动的实际问题，这是中国现代人经历的具体实践；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历史上中国古代人经历的间接实践。依据实践与认识关系原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源于实践，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并强调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能动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现代人经历的伟大运动，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地依据实践与认识关系原理，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过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用中华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并与现代人生活紧密相结合。因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也是源于实践，而且是几千年中国人民实践的总结，并历经无数次实践的检验而保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它无意识地潜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离开这两个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对于第一个特点，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对于第二个特点，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在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中，绝不能抛弃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反而，必须使外来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发生三次重大的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汉代以来的佛教中国化、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国化和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汉代，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魏晋，佛经译家僧肇“格义佛学”糅合了当时的“贵无”与“崇有”两派思维并以此诠释般若学，提出了“契神于有无之间”的观点，将佛教玄学与魏晋玄学的思维做了总结性的融通。隋唐时期，佛教与儒教、道教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快速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东晋慧远大师创立的净土宗提出了“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唐代禅宗六祖慧能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的丛林制度和清规的建立，尤其一天不劳动就一天不得食规定，使寺庙行为方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致起来，佛教完全中国化了。当印度佛教因为内部的密宗化和外部伊斯兰教的入侵而消亡，中国则成了世界佛教的中心，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国化，举旗者甚多，有被梁启超称之为“中体西用”的“最乐道之”者、新洋务派领袖张之洞，他在《劝学篇》的《会通》章中，罗列了近代西方学术、技艺、教育、风俗习惯等，甚至中国还无法实行的议院制，都与中国古代典籍经义有相通之处。除了“改制”这敏感问题，他关于中西文化义旨相通的议论，与康梁“新学”几乎没什么差别。康有为认为，西方文化还是来自中国，与中国经义相通：“政治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精义者也。”^[2]张之洞提倡的西方文化中国化避开了西方政治文化中国化，康有为则是借孔老夫子的旗号进行西方政治文化中国化。

被康有为称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则是“中体西用”观的批判者。他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引进西方现代思想，力图使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中国化。严复译著《天演论》从1895年开始翻译，到1897年12月《国闻报》登出《天演论》导言部分，到1898年6月全书出版，历时三年多。《天演论》改变了以儒家为核心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历史循环论世界观，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堪称有现代性质的进化论时代。这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常识，“合群保种”深入人心，救亡图强成了全民族的自觉。严复《天演论》的进化论思想成了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严复把斯宾塞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如荀子“群”的思想），尤其是朱熹理学经义紧密联系起来。对《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一书，严复“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症之药”^[3]。他发现了该书一些显然可以和《大学》《中庸》等中国古代经典的经义相印证的观点，并用《大学》《中庸》等中国古代经典的经义来解析斯宾塞观点。称严复是思想家、自己是实行家的孙中山，也力图使西方现代思想中国化。孙中山声称他的革命，就是要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发扬光大。其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提出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复兴民族基础。在民权主义中提出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讲解真平等和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中提出的“天下为公”系出自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同义语。

严复翻译《天演论》手稿

黑格尔曾在致沃斯的信中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将还是野蛮的。”^[4]毛泽东在七十多年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上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就是号召全党要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用中华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必须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抛弃那些落后、保守、糟粕的东西，弘扬先进、创新、精华的东西。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方法论，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马克思对于旧社会现象批判得多，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古老的东方大国文明了解相对少了，他并没有为当时和现代中国设计具体的规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规范多是针对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其相对应的、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健全。相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并且深入人们血脉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在大批判中被解构。正如西方人在批判现代性时，希望从中华文化中寻找药方良剂，我们完全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改造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文化典籍中丰富的思想，从小开始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循序渐进，有一个长远持久的运用中华文化改造国民素质的计划。可以让中国文化的精华深入人心，如：人与人交往的底线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持矛盾双方的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处理家庭关系，孝悌是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博爱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宽厚胸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珍视尊严的崇高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社会主义，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了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本源所在，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新世纪实现怎样发展的问题，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空前繁荣兴盛。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于文化和精神需求的追求日益增强，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们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何处？我们守正，是否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看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日益突出？

2010年5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裴钰的一篇文章，文中这样说：“一个朱熹，四个故里，40多亿元的盘子，圣人气象真是威武、宏大。今年10月22日，是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朱圣人的大寿，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以‘朱熹故里’为名。各自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以作圣人‘寿礼’。”^[5]

且不说用40亿元作为朱熹寿礼是子虚乌有的事，从他“圣人气象真是威武、宏大”愤愤不平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朱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贡献缺少认识。难怪当天一些媒体就做了节目，把裴钰所谓两省四地争朱熹故里（也是子虚乌有的事），与争西门庆故里等混为一谈上电台，引得网络上一片附和的声音。

2010年11月16日，张建光在《朱子文化》发表《子虚乌有的朱熹故里之争与巨资祝寿》一文，批驳裴钰观点。他指出，两省四地只要有重要的纪念朱熹活动，都会互相邀请，“从未存在‘朱熹故里’的争议”。关于巨资祝寿的事，裴钰是把朱熹文化建设项目和其他旅游建设项目的规划投入统统说成是“以作圣人‘寿礼’”。其实，纪念活动的费用只占很小的部分。张建光认为：“和孔子文化一样，朱子文化具有巨大的保护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还引用笔者的观点：“福建师范大学王岗峰先生说，把朱子文化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统一起来，是最现实、值得称赞的好路子。”^[6]

对朱熹及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认知的缺失，反映当时社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缺失。朱熹总结了以往思想，尤其是“宋代五子”理学思想，集其大成，实现儒释道融合，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在宋朝后期被认可，被尊奉为官学，而他本身则被与孔圣人并提，被称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巨人。朱熹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元、明、清三朝社会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正在社会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知迷茫之际，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全会其中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胡锦涛同志在全会公报第一大部分“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开篇第一段就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全会公报的判断，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科学依据。文化自信是指对于我国人民在5000多年里创造的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什么样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回答了这一新的时代课题。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同志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正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使我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迷茫中解放出来，我们对于“守正创新”有了新的认识，即必须和能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宝贵资源，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特别重视孔子、朱熹和严复的思想资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儒家思想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长久的生命力和经世致用原则，使得它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将朱熹思想运用于认识世界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方面。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朱熹《孟子集注》中“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引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说明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他引用朱熹的《中庸章句》中的“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要求领导干部，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诠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所讲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支持严复思想研究和严复精神弘扬。1993年至2001年，福建省先后5次召开严复学术研讨会和严复诞辰逢十周年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习近平同志都以不同方式全程关注。在《’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序言中，他把严复称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并且号召我们进一步学习和发扬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创精神和学贯中西的渊博思想。^[7]1997年，习近平同志给“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题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2001年，召开“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习近平同志担任论文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的主编并作序，他在《序》中说：“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8]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仍然关心严复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2004年是严复150周年诞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向第六次严复学术研讨会发来贺信。2021年严复逝世100周年之际，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亲临福州三坊七巷严复故居，这一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一篇题为《鉴往知来，跟着总书记学历史——回望严复  展望复兴》的文章，说：“历史在偶然中孕育必然。100年前，严复带着富国强民的期冀抱憾离去，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接过历史的接力棒……”^[9]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说：“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这“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将以中华文明高度发展为自己的特色。“两个结合”原本一体，相互融合，它经历暂时的分离，否定之否定，在高度经济繁荣的起点上，创造新的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第534 页。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五，《康有为全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43-744页。

[3]严复：《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2-3页。

[4]《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2页。

[5]裴钰：《“名人故里争夺战”之九  朱熹故里：两省四地40亿为圣人做寿》，《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22期。

[6]张建光：《子虚乌有的朱熹故里之争与巨资祝寿》，《朱子文化》2010年第5期。

[7]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第2-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

[8]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序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页。

[9]邝西曦：《鉴往知来，跟着总书记学历史——回望严复  展望复兴》，环球网2021年3月24日，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