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南 洋

王晓岳

自汉以降的2000多年间，闽中的莆田经历了沧海变桑田和桑田化沧海的山乡巨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创造了人间乐园，然而，在历史狂涛的冲击下，他们不得不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大军，一批又一批、一代继一代地去往今天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国人称之为下南洋，福建广东一带也称作“过番”。它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口口相传的闯关东、走西口一样，是中华民族长久传承的历史记忆。

莆田市背山面海，山是戴云山脉，海曰兴化湾。木兰溪、延寿溪、萩芦溪三条大江自莆田西北方向群山奔流而下。莆田市的涵江区就坐落于三江出海口处，人口44万，而散居于南洋各国及世界各地的侨胞竟多达80余万。这里曾是莆田人下南洋的登船之地，更是追寻南洋华人足迹的一条捷径。哲学家说，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本文之所以解读涵江，正是期望从涵江人下南洋的历史脉络中窥见南洋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

一

莆田之名原为蒲田。蒲乃芦苇别称，蒲田实为苇草漫生之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这种沧凉幽缈的时空中，只有少数土著与苍青的芦苇、浸人的寒气为伍。西晋末年，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挥戈南下，入主中原，当地衣冠世族为避祸乱，举族南迁，有的选择了蒲田作为安身立命之地。逃命中的“筚路蓝缕”把锦衣玉食的豪门贵族改造成了“以启山林”的劳动者。他们先是围海造田，后又修筑了“延寿陂”，涵水浇灌盐碱地，把蒲荡改造为田畴，开辟了兴化莆阳的“北洋”阡陌；继而又修建了“木兰陂”，使壶公山东北麓的“南洋”化为膏腴之地。“围海作田三季熟，堵溪成库四时宜”，正是这沧海桑田的写照。蛮荒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蒲田的“蒲”字自然去掉了“三点水”。三江入海处的古镇也因“筑陂涵水”而得名涵江。

唐末黄巢之乱，再次逼得士大夫们随着难民大军仓皇南逃，罗隐、韩渥、王涤、王标、杨赞图、崔道融、傅归懿等著名诗人先后来到莆田，寄居于莆田籍诗人黄滔家中，莆田及涵江再次成为世外桃源。至宋代，涵江陆上已有石砌驿道与省城相连，海上则北联福州，南通泉厦，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商肆的繁华非同一般，故此，涵江的江口古港雅称“迎仙市”。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当年路过迎仙市的迎仙桥时，被涵江青峰如屏、岚气带香的山川形胜所打动，遂沿溪溯流而上，登临涵江的浃漈山，拜访了结庐著书的宋史大家郑樵。这段故事成为点缀唐宋时期邹鲁之邦——莆田和涵江风清人和、诗礼传家的一段佳话。

终于有一天，倭寇带来的灾难打破了涵江诗意画意般的安宁。倭祸自明朝肇始，历时200多年。福建、浙江、山东沿海诸郡屡受其害。涵江地处频海，古港富庶，自是倭寇常袭之地，受害尤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决涵江海堤，万亩良田毁于一旦。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陷兴化府城（今莆田市），屠城数日。据《莆田县志》记载，此次倭患，莆田898户惨遭灭顶之灾，22961人罹难。为避倭祸，莆田埭头镇的鹅头村和涵江古港的所有乡村“户户男丁皆下南洋”，从此，便开启了莆田及涵江口大规模迁徙南洋的序幕。

二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地道的华侨后裔，他在接受中国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和泰国人菲律宾人或斯里兰卡人有何不同？差别在于我们如何来到此地，以及发展方式，这需要有历史感。惟有知道自己的根源，唯有了解祖先的遭遇，你才知道进退的依据。”

李光耀的话颇有些道理，欲了解涵江人为何下南洋，就必须从历史和祖先的故事中寻找答案。

涵江鳌山村，有间毫不起眼的小卖部，开在毫不起眼的小街上。然而，当地有些老人却能分辨出来，小卖部的房舍用到了一些特别的石头，它们来自400年前隔绝生存与死亡的一道墙，那是明清两代在东南沿海数次设置的王朝边界，是那段禁海历史的明证。这些墙在当时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它对于王朝的意义，犹如北方的长城。

禁海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发明，洪武四年12月，这位洪武皇帝颁布诏书：“海民不得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19年，闽浙巡抚朱纨为剿灭海盗，在东南沿海修起隔离墙，并将34000余人迁往内地。之后，禁海便成为明清两代王朝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为防范郑成功军队,对福建、广东等地施行惨无人道的“迁界禁海”政策。据《莆田县志》记载，笏石、灵川、忠门、平海、莆禧、小屿一线均被划为“界外”之地。涵江位于山海通道的要冲，也未能幸免，4700多亩良田上的庄稼被拔除，房屋寺庙一概焚毁。百姓已经绝了生路，只得去往南洋。在明清近400年历史上，从中原迁徙到东南沿海的人们，不得不又开启了一段艰辛地飘洋过海的旅程。他们从福建的福州、涵江、晋江、金门，广东的潮汕、清远，海南的琼海、文昌等不同的地方走向南洋。仅涵江一镇，赴南洋者竟多达70余万。

涵江人下南洋的原由还有多种多样，如万历十六年（1588年），涵江下溪村柯守岳领导的农民起义被官兵所镇压，涵江、永泰、莆田等地幸存起义者只有亡命南洋；如明末清初，郑成功部下杨耿数度率军攻占莆田，兴化府、常太里、仙游县、涵江镇、平海卫等地起兵响应者众。抗清斗争失败后，数以万计的起义者不得不再次绝地选择逃亡，南洋又一次成为他们的落脚地。但是，涵江人下南洋的根本原因还是“迁界禁海”导致的民不聊生。

三

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后来的荷兰、葡萄牙、英国殖民者亟待开发南洋，他们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迫切的渴求，苦力就成为介于自由劳动者和奴隶之间的产物，他们就是所谓的契约劳工。

无论是苦力还是契约劳工，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猪仔”。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澳门纪略》中，讲述的是这些劳工在被运出国之前，常被成群的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食物装在一个大盆里，劳工们只能像猪仔一样地围盆抢食。

《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中国人下南洋的路线。王朝更迭，但这条下南洋的航线始终没变。风暴无常，海路凶险。汉唐以来，在这条航道上的沉船多达2000多艘，沉船和无名尸骸勾勒出一条千年的死亡航线。

原来只能装300人的帆船，硬是被塞进600人。“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每人只有一尺天地”，这就是“猪仔”们在航船上的生存空间。在漫长海途中舱门紧闭，空气让人窒息，常有疫病流行，中途病死者甚多。船上淡水不足，“猪仔”们常因渴极讨水而遭鞭挞。“猪仔”们难以忍受种种非人待遇，常有反抗。为镇压“猪仔”，船主和劳工头将为首的“猪仔”成批杀害，抛尸大海，并在船舱舱口加装铁栅栏。据记载，美国运送“猪仔”的商船“普德兰公爵号”死亡率达39%，“加尔文号”运送“猪仔”的死亡率则高达45%。难怪连当时的英国人都惊叹运载“猪仔”的船是“浮动的地狱”。

下南洋是无数饥饿的子民在生存绝望时的希望之路，即使面对死亡，仍然连绵不绝地扬帆南下。

涵江移居南洋的70多万华人，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每人都是一本故事。

在南洋这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海域和一座座码头上，中国人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或垦荒种植甘蔗，或开采矿山，或从事贸易，他们用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态。就连英国的殖民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赐”，“他们提供了世界用锡之半额，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史中，南洋这些岛屿只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贸易的中转站，最有魅力的商品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它们被运往欧洲和中东。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百年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海上贸易汇集到中华帝国，印尼的巴达维亚也曾被16世纪的中国人誉为宛若苏杭的丰饶之地。

华人改变了所在国的经济状况，为明王朝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东南亚华人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豪。可以无愧地说，是华人开启了南洋的文明进程。

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在17世纪被打破。巴连在菲律宾的巴石河畔，这里坐落着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唐人街。西班牙殖民者占菲律宾之后，把散居在马尼拉各地的华人聚拢在这里，因为这里在山顶炮火的射程之内。

在西班牙远征军占领马尼拉之后的几年里，有超过十万当地人受洗信奉天主，然而，华人皈依者始终寥寥。在大多数华人看来，接受天主教，就要接受教谕，必须剃除长发，“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剃发呢。教谕还要禁止一夫多妻，这就违背“子孙满堂、家门兴旺的”祖训。可以想见，当年华人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文化信仰的巨大鸿沟。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斗中走来，镇压异教徒是一种必然。

今天，全菲律宾三分之一以上的华人都聚居在马尼拉，总数超过500万。当年，华人虽然只有两万五千多人，却远远超过殖民者的人数，这让占领者日夜惶恐。信仰、人数、财富最终导致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1603年10月9日，是举家团圆的中秋节，西班牙殖民者的军队在午后包围了巴连，然后点燃了华人的住宅，任何企图逃离的华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孩子，全部被射杀。与此同时，另一批士兵冲进马尼拉平民医院，将正在住院治疗的华人全部拖出门外，就地处决。火焰中，300多名华人巨商，为了避免落入西班牙士兵之手，或选择悬梁自尽，或选择投身于火海。据《明史·吕宋传》记载，在这次血光之灾中，有两万五千多名华人被杀，马尼拉总督下令，巴连所有华人遗产，全部收归政府所有。

当时的明朝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起初，这让西班牙殖民者颇有些惴惴不安。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明朝的使臣对这次屠杀竟摆出一副不管不问的超然态度。使臣说，马尼拉的华人均系未经朝廷圣批擅自出国者，凡南洋遭遇，皆咎有自取。大明王朝的态度不仅丧权辱国，而且助纣为虐。在接下来的170年间，大型屠华事件，在菲律宾又发生了五次。

巴石河水依然在流淌，后来移居马尼拉的华人称这条河为血染的“红溪”。河中的水草，仿佛是数万屈死华人的魂灵，永久地飘荡在这水天之间。只有那有名或无名的墓碑，昭示着他们曾经的存在。

在西班牙之后，荷兰、英国、日本殖民者一轮又一轮的屠杀南洋华人，因为华人在南洋就是中国的弃儿，他们的身份始终不被所在国统治者认同。繁荣——屠杀，周而复始，南洋华人就是刀俎下的鱼肉。华人在南洋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同时又是被掠夺被杀害的对象。在数十万被杀戮的华人中，福建华人至少占40%，涵江人约占5%。对他们来说，南洋既是财富的天堂，也是血泪的地狱。

四

南洋之地，曾被华人当作生存的乐园，改变命运的异乡家园，逃离中华大陆生存威胁的避风港，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梦想多次破灭。在历经磨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之后，华人一直在寻找他们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方法和力量。他们终于在身份认同的探索中找到了华人生存的三大支柱：血缘认同、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1819年，曹家馆是新加坡最早创建的宗亲组织。1879年创建的“保赤宫”是新加坡最早出现的陈氏宗祠。之后，宗亲组织和家族祠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各地兴起。1822年，客家人士在新加坡最早成立方言社团组织。1857年，新加坡琼州会馆落成。186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创立。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100年中，以地缘和业缘为核心的社团组织、商务总会遍布南洋各国。后来，这些社团及商务组织推广至澳洲、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原先，南洋华人仅仅是靠个体的能力谋求生存之路，有了声势浩大的宗亲组织、社团组织和业缘组织之后，南洋华人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使南洋华人的生存空间有了较为稳固的支撑。

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文化的认同是他们生存的根基。这种文化认同首先是从祭祀祖宗开始的。南洋涵江华人的祖谱前面有一句诗：“日久他们即故乡，晨昏须上祖宗香。”这种对于祖先的怀念祭拜，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深入血脉的信仰。

1603年，马尼拉屠杀之后仅仅一年，华人又建立起新巴连。而巴达维屠杀后不到三年，华人再次充斥该城。殖民者一方面需要华人作为廉价劳工，另一方面，殖民者又害怕形成华人群体记忆。因此，殖民者一次又一次地取缔所有的华文学校。这种排华的计魎一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实施。1966年4月12日，印尼政府突然下令，关闭全印尼华文学校，并以种种理由将超过60万华人投入监狱。然而，禁锢没有让华人停止对于母国文化的渴望。在印尼泗水一间普通教堂的神主背后就有一间隐蔽的华文教室，秘密给华人孩子上课的教授李秀珍，据说就是涵江人。也有人说李教授是福清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教授代表了宁肯冒死，也不忘传承中华文化的福建华人。

南洋华人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是“赤子情怀，休戚与共”。1909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南海回国后创办了民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仅三年，简氏兄弟就捐赠五万大洋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892年，在印尼经商的张振勋，回到中国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张裕葡萄酒厂。鉴于张裕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1912年，孙中山亲笔为张裕公司题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包括福建侨团、兴化侨团在内的新加坡18个侨团联合致电中国政府，表示“坚决抗日”、“誓为后盾”。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各地华人出钱、出枪、出人，成为祖国大陆可靠的后方基地。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成立筹赈总会，福建集美侨领陈嘉庚当选主席，为救助战争中的难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

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时代性的困境是一样的，时代性的机遇则各不相同。涵江人在南洋的70多万华人中，终于成就了几十位佼佼者。在这些佼佼者中，印尼侨胞的代表人物当数金融奇才李文正博士。李博士是力宝集团的创始人及董事长，前亚洲银行协会会长，并兼任国立印尼大学董事长、美国加州大学董事、福建国际经济顾问。

新加坡侨胞的代表人物当数在房地产业屡屡独辟蹊径、巨大风险中创办新加坡远东机构、香港信和集团的“新加坡首富”、“地产大王”黄廷方先生。

出生在江口镇后墩村的郑天祥先生在马来西亚经营房地产业、运输业和酒店业，他在商业领域的成就远不如李文正、黄廷方先生，但他任砂拉越州唯一民办慈善机构主席一职30多年，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98年被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封赐为“KMN勋爵”。郑天祥先生现为马来西亚兴安会馆名誉会长并兼任砂拉越古晋二十多家华人社团的名誉主席或顾问。他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团结奋斗呕心沥血，被誉为砂拉越华人的精神领袖。

这些佼佼者，尤其那些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赤子情怀感人至深。

电是工业化的基础。然而闽中长期缺电，莆田亟待在湄洲湾建设一座大型火电厂。李文正博士急故乡之所急，毅然在亚洲金融危机档口投资7.55亿美元，兴建总装机容量为2×36万千瓦的湄洲湾火电厂。这是中国首家全外资电力项目，它为莆田以港兴市的战略提供了电力保障。

2002年6月11日，莆田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典，结束了莆田没有本科制大学的历史，这是古老“文献名邦”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莆田学院的成立，李文正博士是第一大功臣。2000年6月17日，李文正一行在考察湄洲湾火电厂建设项目后，冒着滂沱大雨考察莆田学院项目。为使莆田学院一开始就站在“培养全球化人才”的高起点之上，李博士承诺他将从海外聘请16位资深教授在莆田学院任教，并承担前五年的全部经费。同时，李博士捐资兴建教学设施，并资助计算机、会计学、英语三个学科。为永志纪念，莆田学院将一座面积约10500平方米的教学楼命名为“文正教学楼”。

旅居印尼的黄文兰先生，在莆田市，特别是在其故乡涵江区江口镇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黄先生并非亿万富翁，他在印尼创办的实业，只是一个合资的音响电器厂，在新加坡创立的得利顺有限公司也是与人合作经营的企业。但黄文兰先生五十年如一日，把爱国爱乡的满腔热情倾注在江口石庭这方古老的土地上，不仅倾其所有，而且动员和组织有关华人为家乡公益事业献出爱心。从1954年至今，黄先生带头捐献了数百万港币的资金，并通过募资先后为家乡建成了石庭小学、华侨医院、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影院、幼儿园、黄滔祖祠、黄滔公园等几十项公益工程。为感谢和褒奖黄文兰先生作出的突出贡献，莆田市政府于1999年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囿于篇幅所限，涵江70多万华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对于故乡发展的鼎力相助，无法一一例举。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日益强大，涵江华人的腰杆硬了，对祖国的认同感越发强烈，他们已成为涵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

历史进入21世纪，涵江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涵江约有千余人到国外谋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200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涵江出现了两次移民高峰。新侨民出国渠道大致是：通过与国外亲友团聚出国，主要移民国仍是南洋诸国；通过公费或自费留学出国，主要移民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洲和北美等国；通过投资移民，主要在南美及东欧地区；通过劳务出国，主要在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涵江的新侨民已超过10万人，分布于30多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涵江新侨民队伍在迅速扩大，分布地区也在不断拓宽。据阿根廷兴化同乡会创始人王庆苍说，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他一人在阿根廷定居，至2004年，其家族已有70多人移民阿根廷；2004年，定居阿根廷的涵江人只有7位，现在有7000多人在阿根廷经商。

莆田有句谚语：“莆田无天下，天下有莆田”。这谚语的前半句是说，莆田穷得让家乡人无立锥之地；后半句是说，天下所有地方均有莆田人谋生的足迹。而如今，莆田新移民的脚步走得更远，但他们不同于老一代移民。他们不是活不下去才背井离乡的，而是带着中国人的自豪，带着中国人的财富，带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寻找新的商机，寻找新的梦想，寻找更加宽广的生存空间。

（本文原载于《走进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