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笔下的陈伯达

楚  欣

叶永烈

叶永烈著的《陈伯达传》

陈伯达，原籍福建惠安。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是所谓的“四号人物”，显赫过一时，后因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了家喻户晓的罪犯。有关这个“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人生经历，著名作家叶永烈的《陈伯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了详尽的介绍。

《陈伯达传》长达78万字，共分十二章。开篇为“陈伯达的晚年”，其中有两件事很突出。一是，陈伯达刚到秦城监狱门口，便大声叫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即1948年4月一天，国民党飞机窜犯阜平上空，陈伯达高喊：“飞机来啦！飞机来啦！”使得毛泽东安全撤离。）这话传出后，狱中生活果然得到优待。另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具体点陈伯达的名，而是把他包括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当中，说明中央对他的处理是有区别的。陈伯达晚年的一些文章还获准以别名刊登在报刊上。

传记接着介绍陈伯达的人生之路。伯达是笔名，本名声训，上私塾时，老师为他改名建相，字尚友。15岁报考泉州师范学校，名落孙山。后改考集美师范学校，“国文尚可”，数学零分，以最末一名录取。17岁毕业。喜欢写诗、写小说，并由投稿者变为《厦声报》编辑，派驻上海，曾一度参加国民党。1926年暑假，陈伯达从上海到汕头，结识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先是当军校教员，后任秘书。过些时候，应邀担任《福建评论》编辑、撰稿人，这个刊物带有明显左派色彩，引起了右翼人物的注意。1927年3月，南京方面密电张贞，令其就地处决陈伯达。张贞却放走他，并给了一千大洋做路费。

陈伯达到了上海，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组织上分配他的工作是在厦门创办党的刊物。由于那里熟人太多，而且知道他是共产党，难以安身，只得离开厦门到上海。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获得实际领导权，陈伯达受派去天津。4月8日，一到天津就被捕。后经老上司张贞帮助，获得保释。对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国民党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张贞就救过陈伯达一命……”

1933年初，陈伯达被派往吉鸿昌部队工作。因蒋介石逮捕吉鸿昌（途中，吉被押送的士兵放走），只得回北平西山。此时，他写出第一篇史论——《论谭嗣同》，把日俄战争说成是“东方有色人种的民族解放运动”，观点显然错了。1935年，他的另一篇文章《腐败的哲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真理与实践，真理标准等问题。此时，由于北平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陈伯达又去了天津。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发动新启蒙运动，引起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注意。1936年10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他在鲁迅和周扬之间，茅盾与郭沫若之间，力主讲和。1937年，陈伯达任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主持市委工作，由于日军攻陷北平，占领天津，经北方局同意，带着老婆孩子由天津坐船取道青岛转往延安。

初到延安的那些日子，陈伯达并不舒畅，甚至有点后悔。过些时候，他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被留了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当晚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陈伯达应召入座。不久，成了毛泽东的秘书。1945年4—6月的中共七大，陈伯达当选中央后补委员。延安期间，他先后写下《评“中国之命运”》、《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名噪一时。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随毛泽东访问苏联。之后，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起草农业合作化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参与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中共中央文件，深受器重。 但也曾一度主张取消货币、不要商品生产，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

历史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的表现异常活跃。他帮助江青炮制《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负责起草“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任组长。5月31日，接管《人民日报》，经他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6月1日）就见了报，接着又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卖力鼓吹“造反有理”。他还两次与江青前往北京大学，煽风点火。1966年8月，他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卖力为江青唱颂歌，称赞她对革命文艺作出“特殊贡献”，还与她一起策动造反派打倒陶铸。他积极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参与反击“二月逆流”，并“乘胜追击”刘少奇，批斗刘、邓、陶。然而就在春风得意之时，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却深感副组长江青的“独裁”，双方冲突时常被臭骂一通。毛泽东也接连批评他。尤其是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毛泽东看后写下“大毒草”三字，并批示“还我长城！”有一次重要会议，甚至不让他参加。

日现颓势的陈伯达，终于倒向了林彪一边。

这要从1966年11月8日说起。当时，几百名学生准备冲进国防部大院。林彪通过军队文革小组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便写了一张条子让张春桥去念，结果平息了风波。林彪对此刮目相看，并与之建立了“友谊”。此后，由于政治需要，他们的往来多了起来，连陈伯达家两口子吵架，也常常由叶群派人去“解围”。1969年4月，党的九大闭幕，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人大会要修改宪法，设不设国家主席成了争论的焦点。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又假惺惺敦请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洞若观火，建议不设国家主席。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抛出了“天才论”。他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婉转地重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关键时刻，“著名理论家”的陈伯达，为了配合“林副统帅”，连夜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会议人员，并在小组发言。没想到，仅过几天，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指出陈伯达搞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全会闭幕时，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人们或许要问，陈伯达只是个“配合者”，为什么毛泽东却在庐山会议上将批判矛头对准他？原来，毛泽东采用“敲山震虎”之法，“敲”的是陈伯达，“震”的是还在台上的林彪。1971年“9·13”，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批陈” 也就自然地转为“批林批陈”。此时的陈伯达，头上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1980年11月，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8年有期徒刑。1989年9月20日，刑满出狱、年届85岁的陈伯达病故。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以上就是《陈伯达传》的大概。

这部人物传记，从2016年7月至2019年1月，不足3年时间，就印了7次，可见很受欢迎。著名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说：“叶永烈写的陈伯达，就是我所认识的陈伯达。”著名学者千家駒说：“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请读一读叶永烈的《陈伯达传》。”

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效果，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叶永烈多次直接采访陈伯达，还向诸多知情者（包括他儿子陈晓农）了解情况，并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材料丰富，连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秘闻”、“家事”都有，如“文革”中受毛主席批评曾想自杀，以及三次婚姻，等等。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客观、真实、公正。陈伯达是罪人，被判了刑，按说罗列罪行，批一批即可。叶永烈却不满足，他在记述陈伯达大量罪行的同时，还写了这人做的“好事”。例如“文革”初期，社会上有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身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却指出，这是“血统论”的表现，不利于团结大多数，遂作如下修改：“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再如，当时打“黑七类”的现象相当普遍，江青甚至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陈伯达则起草一个“禁止私设公堂、拘留所”的布告贴出去，效果不错。他还赴天津制止两派大学生的武斗。

时至今日，陈伯达死去已经三十几年了，但可以预料，叶永烈笔下这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将继续受到关注，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另记：《陈伯达传》的作者叶永烈先生（1940年生），于今年（2020年）5月15日不幸去世。噩耗传来，令人感到惋惜。

据叶永烈自我介绍，当年他本想报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却由于录取名额太少，担心考不上，改报化学系。入学后，从小喜爱文学创作的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即常去听文史方面的讲座。对于这一点，叶永烈可谓谨记在心。直到上世纪末一次北大校友聚会，还不忘调侃说：与在座的多数人比较，我这个读化学的，无疑属于“稀有元素”。然而，这位“稀有元素”的作家，六十年间共出版了 180部作品。其中《叶永烈科普全集》，1400万字；纪实文学作品1500万字；行走文学《叶永烈看世界》，21本，500万字，总数超过3500万字。这是何等惊人的成就，用“著作等身”、“拼命三郎”赞誉都不为过。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相信，他的著作与名字，将长留于广大读者的印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