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任人唯贤与从谏如流

宋志坚

李世民

任人唯贤事关才路，从谏如流事关言路。自古以来，此二者都是执政者绕不开的话题，唐太宗李世民则做得相当出色。

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不论贵贱、远近与亲疏，这是墨家的主张，与儒家之“亲亲”有别，《墨子》称之为“尚贤”。李世民取墨而舍儒，最突出的表现是，妥善对待秦王府旧部与隐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旧部。

魏徵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常劝李建成早除秦王。李建成失败后，李世民召见魏徵说：“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徵“举止自若”，从容对答说：“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素重其才”，又从他的“举止自若”发现其贤，于是“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后又任命为谏议大夫。王珪原是李建成的心腹，韦挺从小与李建成结交，他们都因李建成与李世民矛盾升级而被李渊流放于巂州。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从巂州召回他们，“皆以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因李建成的关系将他们打入另册。

薛万彻也是李建成的旧部并受到赏识。玄武门之变时曾率东宫兵马力战，反扑至秦王府，直到李世民派人出示李建成的首级，才带领数十骑逃入南山。李世民赏识薛万彻之武勇，硬是从山中请了出来并拜他为将。

玄武门之变后，那些散亡于民间的太子党羽虽知有“赦令”而“犹不自安”，贪图功利者则争相告发或抓捕他们去请功邀赏。李世民因此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并派遣谏议大夫魏徵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魏徵途遇州县派人押送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去京城，当即根据李世民之“令”，将他们释放。他相信李世民这样做是真诚的。

秦王府的旧部当然也要用，诸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曾向李世民反映：“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此处说的“前宫、齐府”就是前东宫和齐王府。在那些“秦府旧人”看来，“除官”于他们，无疑应当优先于“前宫、齐府”之人。但李世民说得明白：“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有人上书，说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加入皇宫警卫。李世民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不仅“秦府旧人”因“未迁官”有怨言，还有比他们更“亲”的，因为所得之爵位不尽如人意而心中不平，最典型的要数李世民的堂叔淮南王李神通。他“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却位居“专弄刀笔”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下。原因在于，李世民认为，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应在李神通之先。他对李神通说：“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由于李世民秉公办事，本来“争功”而“纷纭不已”的诸将因此而“悦服”，他们说：“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李世民既任人唯贤，也不排斥亲近之人。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之弟，皇后数次请求李世民不要任命长孙无忌为相，长孙无忌也很低调，屡屡推辞要职。李世民说，魏徵于我有仇，我委以重任，皇叔与我亲近，我并没有委以重任，我重用你，不是因为一个“亲”字，而是因为一个“贤”字。此所谓“内举不避亲”。

当然，要使经历不同的各种人才，都能心悦诚服，就得以真诚换真诚。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去佞臣”，李世民问“佞臣为谁”，回答说：“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这种“阳怒以试之”的圈套，乃帝王的御人之术。李世民反对。他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君子用人如器”这句话，是李世民对奉命举贤却久无所举并以“于今未有奇才”作辩解的封德彝说的。他批驳封德彝：“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李世民这样说，也这样做，逐步形成自己的用人格局。贞观六年，他在丹霄殿设宴，王珪奉命当场评品房玄龄以下的诸位大臣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唯允，臣不如彦博。处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

王珪说的是这些大臣各自的长处，李世民用的也正是他们的长处。

从谏如流

李世民享有从谏如流的美誉，宋代苏轼称其“从谏近乎圣”。

说到从谏如流，人们想到李世民也会同时想到魏徵。这不奇怪，君之从谏如流与臣之犯颜直谏是互为因果的，君之从谏如流，能鼓励臣之犯颜直谏；臣之犯颜直谏，又能反衬君之从谏如流。魏徵的谏疏，言辞相当尖锐、激切。李世民大多能“从之”并予以褒奖，有“不从”的，事后证明魏徵说得对，也能自我反省且“悔之”。有的当时勉强忍了，心有受辱之感，回家发牢骚说恨不能杀了这个“田舍郎”，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终究克服心理障碍，继续表彰魏徵的直言敢谏。

贞观六年，李世民于丹霄殿宴请股肱之臣。这位皇上说，魏徵每次进谏，我要是不从，与他说话，总不应答。他要求魏徵，你不会先应答下来，然后再谏吗？魏徵说，那不是“舜戒群臣”说的“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吗？李世民听后大笑说：“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李世民能容纳得了这种“举止疏慢”的人，这是胸怀宽；“举止疏慢”的人让李世民“更觉妩媚”，这是心术正。李世民从谏如流，除了他懂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与这种胸怀与心术有关。

李世民与群臣雕像

贞观年间能直言进谏的，当然不只魏徵。不妨在此略举数例。

戴胄之谏。贞观元年，兵部郎中戴胄因“忠清公直”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那时，候选官员多有“诈冒资荫”之人，李世民为整饬官风，“敕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以死刑。没过几天，就有“诈冒资荫”而未自首者出现，李世民要杀他。戴胄直谏说，此人“据法应流”。李世民生气地责问戴胄：“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戴胄则从容诉说“据法应流”的道理以及“敕”与“法”的关系：“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李世民终于转过弯子，对戴胄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八》）

李大亮之谏。贞观二年，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李世民派遣凉州使者暗示李大亮将此“佳鹰”献给他。“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让李大亮疑惑不解，并为此上书密奏。他用了一个二难推理：假如这是陛下的意思，那么与您过去的主张相背离；假如这是使者自作主张，那么就是陛下“使非其人”了。为了一只“佳鹰”，李大亮却对皇上如此咄咄逼人,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然而李世民却对侍臣说：“李大亮可谓忠直”，并“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九》）

马周之谏。贞观十一年，时任侍御史马周上疏称，“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马周还谈及“宠遇诸王”与“轻州县之选”问题。警告说：“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这些直言李世民过失的话，相当尖锐。李世民却“称善久之”，且立马就对“轻州县之选”问题采取措施：“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十》）

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本想就此带住，但裴矩之谏有点特殊性，不妨再唠叨几句。李世民担心“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还当真有人收受绢帛一匹，于是“上欲杀之”。 民部尚书裴矩谏道“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有违于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再说，也有悖于“以至诚治天下”的信条。裴矩原是隋朝旧臣，能直言进谏，李世民特别高兴，专门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为此点赞：“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八》）

    诚哉，司马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