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11 12:0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林俊德

 

以诚相待交诤友

——从《毛泽东年谱》看建国初期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的关系

林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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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上海宋庆龄寓所看望宋庆龄

 

《毛泽东年谱》第1卷所记载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多的事。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毛泽东主席为巩固人民政权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真挚的情感团结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共同奋斗。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徐冰等谈统战工作问题时指出:“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我们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解决党派经费、民主人士的旅费等。”(第122页)6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说:“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只要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第158页)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讲话,提出了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关系、即党与非党关系的总方针,从中可以看到他对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高度重视。

新政权必须有民主党派和其他进步人士的位置,并且要有职有权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第27页)这个要求适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他特地叮嘱一些地方增加民主人士的名额,甚至指名增补某些民主人士进入政权机构。10月8日,他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省政府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稿时,将其中“副主席及委员和厅长副厅长中最好能有若干民主人士担任”一句中的“最好能”改为“必须”,即确定无疑的;还在电报稿末尾加写一句:“原名单中民主人士太少。”(第7页)10月12日,他致电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要求邀集有关领导拟一个“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多数,共约三十人左右”的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见第13—14页)1950年3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西南区反映各界代表会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门主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第106页)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人员组成看,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中有党外人士3名;56名政府委员中有党外人士27名;4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名;15名政务委员中有党外人士9名;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名。在地方各级政府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有54名。可以说,毛泽东的设想基本实现。1951年11月17日,为转发中共政务院财经委党组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毛泽东批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此件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明书。”财经委党组通报说: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做到:(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党外的部长、副部长参加决定;(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和上级的指示、下级的报告,均应使职权范围内的党外人士看到;(四)人事问题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举荐的人,能用者应尽量录用。(见第419页)。

要保护正当的私营工商业

1950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第146页)他还在阅看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时,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和排挤的问题,作了批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第115页)后来,他在同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谈话时又说:“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

毛泽东与柳亚子

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第520页)。

用积极态度组织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引导他们参加各项工作

1952年10月19日,毛泽东就一民主党派人士反映“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的问题,作出批示,其中说:“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第616页)可谓一语中的!毛泽东还在与统战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第284页)他曾为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报告,批示各中央局及至地区一级党委:“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320页)他还在为转发浙江省委负责人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起草的批语中说,“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第336页)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转发的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中写的一条批注,用两个事例说明有些想法、做法是不应该、不妥当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第341—342页)他要求坚决克服关门主义倾向。

以适合民主党派情况的内容和方式教育和帮助他们

毛泽东在谈到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但是,“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第27页)1952年3月15日,他同黄炎培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是谈马列主义,而是应该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第520—521页)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3月27日,他在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中加写了一段话:“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第526页)9月5日,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对黄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谈了看法:“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第593—594页)

充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同他们建立真诚的友谊

作为执政党,共产党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广开言路。这是共产党减少失误、做好工作的需要,也是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毛泽东高瞻远瞩,1950年4月21日,他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说:“要实行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漏秘密、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蒋介石不肯给人家自由,我们要给人家平等、博爱、自由。”(第123页)5月20日,他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说:“应该欢迎各方面多提出一些议案,把政府工作者的毛病,人民不欢喜的事情都提出来,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就解释。”(第144页)毛泽东这一宣示,既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又体现了人民公仆千方百计办好人民委托的事务的良苦用心。他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与黄炎培的友谊尤其值得称道。他们俩还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交往,影响颇大的一次是1945年7月初在延安窑洞相见,毛泽东回应黄炎培关于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希望,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来往就更多、更频繁了。据统计,在本卷《年谱》时间段,毛泽东致信(或复信)黄炎培不下20封,还会见、交谈了3次。这些信件和谈话,除问候身体外,多的是:通报情况,为其到地方视察提供帮助,如送阅文件、材料,介绍地方领导人认识、汇报工作;交流有关形势、任务、政策的认识;解释某些疑惑、回答一些问题;对其个别激进思想进行劝导、说服;为其修改讲稿,等等。毛泽东的问候情真意切,通报实事求是,帮助不厌其烦,交流推心置腹,释惑入情入理,劝导苦口婆心,改稿深思熟虑。他在应邀为黄修改一份讲话稿时,改掉了其中若干超越条件的过激的言词,加写了一段既切合当时实际又具有前瞻意识的议论。对此,他在附信中详加阐释,并说:“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第594页)字里行间尽显诚挚、谦恭之意。黄炎培成了毛泽东可以无所不谈的挚友、能够直言不讳的诤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提供了共产党人善交民主党派朋友的光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