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二桃杀三士”

楚  欣

晏婴献计

三士接连自刎，这是齐王和晏子没有想到的。

“二桃杀三士”乃历史上一个著名事件，后衍化为成语，其出处见于汉代乐府《梁甫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坟？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歌辞的大意是，齐国都城（今山东淄博）外有三座坟墓，彼此相连，样子差不多，埋葬的是三位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他们本事高强，能推倒南山，折断地脉，且有功于齐国君主。然而有一天，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宰相晏婴。此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让三位勇士分两个桃子，因无法摆平而争夺，最终同归于尽。歌中指名道姓，批评晏婴的话是“谗言”，主意是不怀好心的“谋”。

所谓“梁甫吟”，“甫”也作“父”。据宋代学者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称：“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笔者读《梁甫吟》，觉得它与葬歌有所不同，介绍的事也非虚构的传说。不仅史书上有记载，现存的汉代石画像，也刻有“二桃杀三士”的内容。《晏子春秋·內篇谏下二》，则是最早、最详细介绍这件事全过程的典籍。內容大致如下：

有一天，晏婴外出，从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的身边走过。为了表示敬意，他“过而趋之”（即小步快走）。按规矩，三勇士应站起来回敬才对，却没有这样做，显得有些失礼。这要是一般人碰上，心中即使不快，也不会大做文章，毕竟小事一桩。然而国相晏婴对此却看得很重，觉得必须严惩怠慢者。于是将此事说给齐景公听，指出三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乃“危国之器”，应坚决除掉，否则不堪设想。晏婴的话在当时的齐国，具有很大的权威性，齐景公自然是听进去，可他知道，三勇士武艺高强，除掉并不容易，因此颇感犹豫。晏婴说，这事您就不必过虑了，臣自有办法应对。

晏婴有什么办法呢？他拿出两个很大的桃子摆在三勇士面前，然后说道，三位劳苦功高，国君为了表彰你们，决定赐予桃子，可这样好的桃子太希罕了，只有两个。怎么办？我看，功劳大的两位将军吃，另一位就只好受点委曲。三勇士不知这是歹毒的计谋，马上争了起来。性急的公孙接下手快，拿起一个桃子说，我曾杀死野猪，又杀了母老虎，连续为民除害，这个桃子该归于我。田开疆接着也拿起一个桃子说，我曾两次击退敌军，居功至伟，这个桃子我就收下了。古冶子看到桃子没了，非常不满，气呼呼地说道，我有一次随国君渡黄河，河中突然冒出一只大鳖，死死咬住车左边的马，将它拖入河中。面对险情，我奋不顾身，潜水冲向大鳖，与它激战，最终杀了它，让国君一行化险为夷。渡口上的人看到我手提大鳖的首级，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时，都称赞我是“河神出来了！”难道你们能比得了我的神勇？如果比不了，还不快快把桃子交出来！

令人想不到的是，三位勇士一番激烈争功之后，却很快转为沉痛的检讨。原来，他们平时十分注重仁义，有君子之风，争功只是一时的冲动，当冷静下来时，就知道错了。先是田开疆与公孙接忏悔，觉得古冶子说得对，他武艺高强又非常勇敢，功劳也特别大，我二人却抢先拿桃子，这种贪婪的表现，实在可耻，不可原谅，于是都将桃子交出去，然后刎胫自杀。古冶子看到此番情景，惊呆了，悲伤地说道，我们三人情同手足结为兄弟，他们却因为这件事死了，唯独我还留下，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辱人，吹嘘自己，这是不义。我还有什么脸留在这个世上？说完拔剑自杀。齐景公获悉三勇士的死讯后，按照武士的葬仪，将他们埋在一起，后人称这里为“三士冢”。

晏婴借刀杀人的计谋——“二桃杀三士”虽然得逞，但围绕这件事，历史上对他的批评不少。正如清代学者朱乾在《乐府正义》一书中所指出，这是“无罪而杀士”的行为。

提起晏婴，可谓大名鼎鼎。他是春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世。齐乃周代开国功臣姜尚（子牙）的封地，国君自然是姜太公的后裔。晏婴使晋，与晋大夫议论时，却说齐国政权终将为田氏所取代。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田和废掉姜姓的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五年后，得到了周安王的承认。晏婴的故事还有很多，最著名的当数“晏子使楚”，主人公不畏强暴，机智勇敢，善于辞令，让原先想羞辱他的楚王反被嘲笑，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司马迁对晏婴非常敬佩，《史记·管晏列传》有这样的评述，说他“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正直地陈述意见）；语不及之，即危行（正直地去做事）；国有道，即顺命（按照命令做），无道，即衡命（斟酌着办），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篇末甚至写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然而，汉乐府《梁甫吟》中的晏婴，却严重颠覆了人们对这位名相的看法，觉得作为一个高官，出于私怨，竟然下此毒手害死无辜者，确实太过分了。

那么，汉乐府《梁甫吟》是谁写的呢？唐代欧阳询等人编的《艺文类聚》、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都说作者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其根据来自《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但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仅此一语，不足以证明《梁甫吟》是诸葛亮所作。且传记中的“为”并非指写作，更似“朗读”。对此，笔者有个看法，即汉乐府《梁甫吟》通俗、直白、接地气，很可能是老百姓的集体创作，反映了当时的民意。后来，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喜欢朗读这首歌，人们也就顺水推舟将著作权划归于他。

汉乐府《梁甫吟》的作者是谁，尽管历史上意见不一，但认定晏婴是“二桃杀三士”的主谋，却没有异议。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两次谈及。一次是所作的《梁甫吟》写道：“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另一次是在题为《惧谗》的诗中，介绍四个“谗言杀人”的典故，就有“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一例。这说明，他对晏婴“二桃杀三士“的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清初著名诗人赵执信的观点大致也差不多，其《三士墓诗》写道：“石父当年脱网罗，留将三士竟如何？孟尝坐食三千客，拼尽桃园杀几多。”

到了清末民初，诗人崔象珏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勇士虽优兼智短，名心太重视身轻。仪延并用终为乱，诸葛何须笑晏婴。”（《三士墓》）意思是，三勇士既缺乏智慧又过于看重名利，如果不是自杀，最终也会作乱；诸葛亮因他们的死而责备晏婴，是没有道理的。崔象珏的这个见解显然存在严重的偏颇。他没有认识到，三勇士固然“智短”，“名心太重”，对晏婴轻慢无礼也是不对的，但仅凭这几点并不足以设下计谋除掉他们。至于晏婴说三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乃“危国之器”，是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无限上纲上线之危言，更不值得一驳。总之，汉乐府《梁甫吟》对晏婴的批评正确而又必要，再怎么辩解，晏婴的这个污点都无法抹去。崔象珏说“诸葛何须笑晏婴”，无疑是错了。此外，另有近人称，晏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三勇士给解决了，《梁甫吟》是对其“过人智谋的称赞”，并非批评。这样的解读，也毫无道理。请问，歌中将晏婴的行为指责为“谗言”，还能说是对他的称赞吗？

由晏婴的“二桃杀三士”，人们看到谗言的杀伤力，往往比动刀动枪还厉害。当年，晏婴如果是派人去打杀这三个勇士，取胜的难度可能很大，即使将他们都杀了，也会留下以势压人的不良印象，而用谗言挑拨离间，却易如反掌，还可堂而皇之地辩说，“他们是自相残杀，与我无关”。因此，对于谗言，不仅要防，更要创造条件，大大压缩其生存空间。同时还应看到，人的表现往往是复杂的。即便像晏婴这样的著名政治家，大多数时间的言行可圈可点，却也不排除会犯下心胸狭窄、无端编造谗言报复他人的低级错误。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晏婴的“二桃杀三士”是个劣迹，但后世并不因此一笔抹杀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也就是说，功过是非分清，该怎样对待，还是实事求是、客观一点。

古冶子弑鳖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