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原生态的孔子

宋志坚

孔子

所谓“原生态的孔子”，主要依据当是由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儒家原典《论语》。

从《论语》中不少描述孔子行状的章节看，孔子的形象并非“高大全”。他对颜回赞不绝口，颜回一死，几乎痛不欲生，没想到颜父竟会要求用他的车子“为之椁”，只好推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他专门找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访对他有所馈赠的阳货，却又在半途与阳货相遇；他兴致勃勃地想在齐国谋取要职，却被齐景公回绝，说是“吾老矣，不能用也”。如此等等，或许有损于他庄重、端正、威严的形象，使人大有“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之感慨。

从《论语》中许多记载孔子与他的弟子的对话看，孔门师生之间的关系也不全是“亲密无间”。孔子对他的学生多有批评，尤其是对冉求与子路。因为季氏之富有胜于周公，作为季氏家臣的冉求为之聚敛并“附益之”，孔子便说，冉求不是他的学生，弟子们可以“鸣鼓而攻之”；子路刚强而勇武，孔子说他“不得其死”（不能善终）；子路曾说孔子“迂”，孔子直称子路为没有教养的“野人”。孔门弟子之间也有攻讦与算计，公伯寮是孔门弟子，却在季氏那边进子路的谗言。如此等等。

从《论语》中还能看到时人对孔子毁誉参半的评说。有为他歌功颂德的，说是“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有相当尖锐的批评——隐逸于野的高人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守护城门的汉子说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说他“鄙哉！硁硁乎”（识见浅陋，太固执），话不多，分量很重，且都说在要害之处，很致命。

总之，“孔子门人”在编纂《论语》之时没有为尊者、亲者、贤者讳，这使《论语》在平实之中，多了一份可贵的真实。

除了《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以及《左传》《国语》《礼记》中，也有不少关于孔子与孔门弟子的言行之记载。这或许与孔门弟子尤其是七十子以及孔门再传弟子的著述或师门口头相传有关，虽然不可全信（例如《庄子·大宗师》中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却也不可全然不信。司马迁所撰之《孔子世家》以及王肃所辑之《孔子家语》所记之种种事迹，大致亦源自以上著述。

孔子一辈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他不满于“礼崩乐坏”之现状，以“复兴周道”为其改革之目标，可算是锲而不舍，矢志不渝。但与周公相距已有五百余年的孔子之“复兴周道”，有其致命的弱点。

首先，孔子克己复礼、复兴周道的政治主张，失之于“不简不易”，过于繁琐。《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的一件事：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伯禽是周公的儿子，他去自己的封地鲁国执政。太公就是吕尚，世称姜太公，他去自己的封地齐国执政，其做法与伯禽正好相反。两相对照，周公得出一个结论，即“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周公的预见真的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至少从周公说这话起，直到孔子锲而不舍地“克己复礼”这五百年间，齐国曾经强大过，且为春秋五霸之首，而在晏子为相的几十年中，也能乱而复治，鲁国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迹象。孔子之“复兴周道”，重复的就是伯禽之过失。他去齐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晏子就向齐景公指出这个致命弱点：说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参见《史记·管婴列传》）晏子相齐的思路，大致与当年的吕尚一脉相承，即“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他也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的。

其二，孔子克己复礼复兴周道的政治主张，失之于刻舟求剑，不能与时俱进。刻舟求剑这个典故，出自《吕氏春秋》，其实就是委婉地讽喻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之复兴周礼与效法先王之不可取。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各路诸侯图强争霸的时代，你偏要用等级森严而且繁琐的君臣礼节去束缚图强争霸的诸侯，岂非与虎谋皮？周室早已名存实亡，你偏要复兴周道，回到周公那个时代去，岂非痴人说梦？晏子对齐景公说孔子的那番话，也是点出了这一点的，即所谓的“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他的那番话，与周公对伯禽的评说之区别，只是周公所叹的伯禽之误，在于没有因地制宜；晏子批评的孔子之失，在于不能与时俱进。实际上，孔子想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时，也往往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例如，据《论语·阳货》所透露的信息：公山弗扰“以费畔”之时，孔子曾有应“召”前去当官的念头，说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想借此“兴周道于东方”。然而，公山弗扰之“以费畔”之事情本身，与阳货的“陪臣执国政”有何区别，难道也不正与周礼相违吗？

其三，孔子克己复礼复兴周道的政治主张，只强调礼义治国，缺乏坚实的基础。在他之前一百七十多年的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说“知礼节”与“知荣辱”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那么，国之“仓廪实”与民之“衣食足”，就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孔子对此却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他之所以骂问稼穑之事的樊迟为“小人”，就是因为樊迟不懂得的这个道理，在他看来，“君子”只要懂得礼与义，“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哪须懂得稼穑之事？！（参见《论语·子路》）他曾说过：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不拿礼来治国，空谈礼义又有什么意义？问题恰恰在于，礼让治国，如果没有“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为基础，其本身就是一句空话。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孔子政治生涯之悲剧性。

在鲁迅的大脑中，有一个原生态的孔子的基本轮廓。鲁迅发表于1935年6月号日本《改造》月刊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一篇集中论述孔子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在他眼中的原生态的孔子是个什么模样：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关于“警视总监”。公山弗扰“以费畔”之时，孔子50岁。“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是51岁开始在鲁国当官的。先当“中都宰”（中都的地方官），后为“司空”（主司土木），又“由司空为大司寇”，“大司寇”就是鲁迅所说“警视总监”。到了56岁那一年，孔子以“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段时间，是孔子这一辈子最顺的时候，只是好景不长，转瞬间“又立刻下野，失业了”。

孔子带着他的几位弟子“周游列国”，就是鲁迅所谓的“跑来跑去”，这是孔子“下野”与“失业”之后的事。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专门有一段关于“跑来跑去”的联想：“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而在另一篇杂文中，也说过“跑来跑去”的情形：“孔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至于“为权臣所轻蔑”、 “为野人所嘲弄”、“累累若丧家之狗”、“为暴民所包围”，等等，便都是他和他的弟子“跑来跑去”时的遭遇。

以上所说，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均有记载，《论语》中也都能找到依据。

话说回来，说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是颇为中肯的，也寄托着对孔子悲剧性的政治生涯的一定程度上的同情。

在鲁迅的著作中，集中论述孔子的篇章不说，就是在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中信手拈来入文的引语，例如“毋友不如己者”，例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三月不知肉味”，等等，便可知鲁迅对《论语》熟悉的程度。有关孔子的其他典籍，例如儒家原典，先秦诸子，鲁迅也都有所研究。从那些引文的前言后语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这个原生态的孔子，是有贬有褒的。例如，他在《流氓的变迁》中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他的《论“赴难”和“逃难”》一文，在引用孔子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之后说：“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既有“不全拜服”，自然也就有“不全反对”。

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还说到1929年在山东曲阜上演林语堂的《子见南子》闹出的那场风波。《子见南子》一剧，由《论语·雍也》中的“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一章演绎，旨在还原孔子的形象。鲁迅说：

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