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为何输给了“番邦”？

——谈宋代所实行的制度与政策

楚  欣

宋太祖画像

宋代（960年—1279年），无论北宋还是南宋，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都异常发达，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东汉的造纸，宋占了三个，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如果当时也计算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宋代的中国肯定位居世界第一，且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另方面的事实是，这个有着319年历史、堪称富庶的朝代，却长期“积弱”，“国际”环境一直处于劣势。先是遭辽国、西夏的侵犯，继而受到金兵的追逼，一退再退。最终，让骠悍的蒙古铁骑所灭。由于国家多数时间处于危难关头，保家卫国成为社会的主题，整个宋代所产生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特别多，影响也极为深远。

不过，本文想说的并非南北宋那些忧国忧民、令人激情荡漾的诗词或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岳家军”、文天祥等英雄故事，而是这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天朝”，为何会先后输给那些相对落后的“番邦”？

这里，先要介绍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据《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记载，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元旦，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抵御北汉和辽的会师。部队到了开封东北的陈桥驿，突发兵变。部下把皇帝穿的衣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此时的赵匡胤顺水推舟，立即回师都城汴京（今开封市），在“主少国疑”（后周恭帝柴宗训年仅七岁，国家人心不稳）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登上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宋”。对于这个记载，熟读《二十四史》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是赵匡胤自己发动了兵变，而非部属。这个见解非常独到，富有洞察力，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因为《旧五代史》是宋太祖诏令修撰的，执笔者自然要为主子隐去反叛的真相，并加以美化。

赵匡胤称帝（庙号太祖）后，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然而，初期的政局依旧动荡，曾先后发生过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起兵反叛的事件。虽然宋太祖亲自出征，予以平定。但叛乱情况的出现，还是让这位“新科”皇帝寝食难安，总觉得随时都会有人要来夺其大位。

一天，宋太祖请来重臣赵普（那位自称以“半部论语”佐太祖治天下的宰相），与他谈心。宋太祖说：自唐末以来，时间不长，却接连更换了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战争从未停止过，老百姓死于非命的不计其数。请你说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不良的局面？赵普答曰：依臣之见，问题的症结在于藩镇的权力太大，君弱臣强。的确，唐朝末年以来，节度使割据一方，“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权力很大，可以为所欲为，中央政府奈何不得。宋太祖听了赵普的话又问道，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比较稳妥？赵普回应道，只要将藩镇的权力加以削弱，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此时的宋太祖频频点头。其实，这位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的带兵者，早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没有说出来，如今听了赵普的意见，心里就更有底，做起来也更加顺畅、更有把握了。

过些天，宋太祖设宴款待石守信（其异姓拜把兄弟）、王审琦等几位功勋卓著的宿将。酒喝得高兴时，他让太监们都出去，然后拿起酒杯，请大家喝干之后，低沉而缓缓地说道：“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曾安枕而卧。”

至高无上的皇帝竟然怏怏不乐，觉得还不如当节度使好，甚至夜里睡不着觉，这让石守信等人很是吃惊，赶忙问道，“陛下为何出此言耶？”

宋太祖说，原因明摆着嘛，皇帝这个位置，大家都想坐，我怎么能够安心睡大觉呢？

听了宋太祖的“诉苦”，石守信等人惊慌失措，连忙跪在地上说：如今天下太平，谁还敢对陛下图谋不轨？宋太祖说，在座的老将们，我当然是信得过。怕只怕诸位的部下有人将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就是想推辞也来不及了。

宋太祖的这番话，让石守信等人如雷轰顶，深感大祸临头，连忙请皇上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宋太祖直率地说，人生在世，就是图个安乐。我看这样吧，你们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当个闲官，给子孙留点家业，平平安安地过个晚年，这不很好吗？

第二天，那些手握兵权的大臣们都以“年老多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求辞去职务。宋太祖自然是求之不得，当即批准。这样，将军们的权力就被收回，朝中的一切，特别是军国大事都只听命于皇上。

当然，“杯酒释兵权”仅是故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为了巩固赵家的统治，宋太祖、宋太宗及其继承者们，陆续建立了一些新的政治、军事制度，并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政策。具体而言，有这样几项：一、削弱州郡一级长官的权力。规定州郡长官由文官担任，长官之外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并做到“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录·法制》）；二、分割宰相权力。朝中设“参知政事”（副相）、三司使（“计相”）、中书门下、枢密院等职，让本来“无事不统”的宰相剩下有限的权力；三、发展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增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样一来，被录取的人成了“天子门生”，“圣上”也就彻底掌控了取士大权；四、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收回节度使和大将的兵权，而把禁军两司（殿前司、侍卫马步兵司）分为三衙（又称“三司”），鼎足而立，头头都由资历较浅、容易使唤的人担任，从而结束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五、实施“守内虚外”的政策和军事部署。此中原因在于，宋太祖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朱弁《曲洧旧闻》）即宋太祖告诫他的子孙，外患仅仅是边境的事，处理起来也不难，大臣篡权或民众起义则很难预防，且对大宋江山是致命、可怕的威胁，你们要谨记在心。为此，朝廷对军队部署作了相应安排，重兵安扎于內地，边境只派驻少量禁军。

实事求是地说，宋代推行中央集权制，对解决藩镇跋扈、各自为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确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偏颇，特别是军事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兵将分离，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的弊端，以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尽管北宋政府养了百万大军，战斗力却很差，更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军事素养太低，根本阻挡不了辽国、西夏的侵扰。毛泽东读这段历史时就尖锐地指出：赵匡义（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辽国）对手”。至于南宋，面对金兵的进犯，也是处于被压的态势。虽然许多爱国将领奋起抵抗，颇有起色，但受到了朝廷主和派的严重阻挠。如岳飞亲率骑兵在郾城（今属河南省漯河市）与金兵会战，大获全胜，之后又取得颍昌（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大捷，给强敌以沉重打击。此时的宋高宗却担心将领久握重兵，会造成“尾大不掉”的局势，竞伙同秦桧，下令让岳家军等各路兵马“班师”，从而丧失了乘胜追击的绝佳机会。宋金再次议和，胜利一方的宋，反而向金割地、进贡，甚至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还值得指出的是，就版图而言，作为中原王朝的宋，国土面积为历代最小，不仅与汉、西晋、唐、隋、元、明、清诸代无法相提并论，就是与辽、金这两个“番邦”比较也不如 （北宋269万平方公里，辽国476万平方公里；南宋176平方公里，金国400平方公里）。情况之所以如此，明显与其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宋代这一史实，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认真总结、研究，以便汲取经验教训，让国家的未来走得更加平稳。其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说，宋代实行的是“重文轻武”政策，并因此带来长期的积弱？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看法，讨论仍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东邻日本也相当关注此事。几年前，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转自日本某刊物的文章。作者认为，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创造了经济文化与科学的奇迹，很有可取之处，今天的中国政府应该好好地加以继承。为什么日本人有这个认识又有如此的希望？我首先想到的是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众所周知，日本之所以能“顺利地”不断侵犯中国并占领其广大领土，不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军事上的落后吗？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走宋代的老路，将会出现的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懂得，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很重要，一定要搞好，但军事建设也绝不可轻视。历史证明，只有军事上的强大，才能保护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才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