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说难”却不能自脱——韩非的悲剧人生

韩非

韩非可能连做梦都未曾想到，死后两千多年，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动乱时，竟然又让他大出风头。那时“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儒法之争炒得沸沸扬扬，历史人物都得按“新”标准“重新排队”，不是法家，就是儒家，没有第三种人。法家是革命的，儒家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头顶光环，备受推崇，甚至炙手可热。然而“四人帮”一垮台，这种反科学的划线自然被废弃。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看韩非时，虽然没有了耀眼的光环，但显得真实。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末年韩国宗室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曾与李斯一起求学于荀卿。他从小口吃，不善言辞，但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很早就开始著书立说，并闻名于世。

学成归国的韩非，看到当时的祖国积弊甚重，国势衰微，曾“数以书谏韩王”，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帮助国家变法图强，可惜昏庸的韩王执迷不悟，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失望的韩非只得埋头写作，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写进书里，这使他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主要著作有《孤愤》、《五蠧》、《内外储》、《说林》、《说难》等。

韩非反对儒家说教，认为“儒者用文乱法”，也反对游俠行为，说“侠者以武犯禁”。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后而信，刑重而必”。他强调，治国要有法律，明确指出“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法的制订，应“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必须做到“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取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相近。他还综合前人商鞅（前390-前338年）的“法”治，申不害（前385-前337年）的“术”治和慎到（前395-前315年）的“势”治，提出“法、术、势”三合一的统治术。“法”指现行的法令法规，“术”指操纵臣属的手段，“势”指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所谓君权神授）。可以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的学说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上，韩非继承老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人都有“欲利之心”，人际间纯属利害关系，即使亲如父子也是如此。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为什么？“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夫妇之间也不例外。整个社会都处于利害关系之中，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更是对立的双方。因此帝王们要巩固政权，就必须用暴力强迫人民，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管理，如果人民反抗，则必须用严刑峻法予以制止。他说，“夫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之不足以止乱也。”他还认为，实行轻罪重判，可以使“小过不生，大罪不至。”

在哲学上，韩非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反对“前识”（即先验论），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他最早提出“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理”与“道”的关系——“道者万物之所成，理者成物之文也”。即“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理”是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因此他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他还主张“缘道理以从事”，反对“无缘而妄意度”，并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他还认为，天不能主宰人事的吉凶，人可以胜天，人可以把天当作物类加以利用。

逻辑严密，议论透彻，锋芒犀利，说服力强，是韩非文章的一个主要特点。例如他在《亡征》篇里，一口气谈了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让人感到处处都有亡国的危险，可谓惊心动魄。最后却平静地说道，“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意思是，说有亡征，并不一定就会亡，我韩非在这里主要是给君主们提个醒，平时要多注意某种征象，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确保江山的长治久安。韩非还喜欢用寓言阐述深奥的道理，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这些寓言后来很多被提炼为成语，如“守株待兔”就见于《韩非子·五蠹》。他在这篇文章里，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接着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个农夫在一株树下捡到一只撞死的兔子，以后老是在那里等待，以为还有这种机会，结果只能落空。他以这个故事说明，“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即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因循守旧行不通。

韩非的著作很快就流行于当时各国。《史记》这样写道，“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即嬴政）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秦王嬴政对韩非著作的喜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他迅速派兵攻打韩国。韩王原先对韩非认识不足，弃而不用，现在才发现其价值。可是大军压境，不把韩非送给秦国是绝对不行的，韩王无奈，只得“遣非使秦”。

秦王如愿以偿地得到自己的“偶像”韩非，按说一定会委以重任才对，然而人们看到《史记》的记载却是这样的，“秦王悦之，未信用”。为什么秦王那样喜爱韩非的著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把他抢过来，而到手之后，却“未信用”呢？司马迁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强调指出，“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这分明暗示，在与秦王的对话中，韩非可能说了些秦王不喜欢听的话，因而被闲置起来。笔者读《韩非子？初见秦》，就有这种感觉，认为韩非虽然在文章中为秦王统一六国而积极献言，却有意无意地否定过去，如“秦当霸而不霸”，“谋臣皆不尽其忠也”。自以为是的秦王对这种批评能接受吗？

在秦王身边任丞相的老同学李斯看到这种情况，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秦王没有信用韩非，担心的是有朝一日秦王又重用韩非，会对他造成严重威胁，因为早在荀卿那里求学时，他就深知韩非比自己能干。于是他勾结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作为依据的推理，等于造谣，但秦王竟然听信，并“下吏治非”。李斯见阴谋得逞，不等有关部门判决下来，便抢先一步，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看到秦王竟是如此的反复无常，非常悲愤，也清楚自己难逃一死，但他并不害怕，只希望在死前能够再见一见秦王，然而这个要求也被李斯断然拒绝了。之后，当秦王对诛杀韩非的决定感到后悔时，派人前去赦免，韩非已经于狱中自杀身亡了。

韩非的死无疑是个悲剧。究其原因，一是死于李斯的妒嫉，这与庞涓暗算孙膑同出一辙，都是师兄弟不相容所造成，比起为宿敌所害，更让人叹息；二是死于秦王的一时糊涂，作为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秦王，本应很好地重用这个能人，却因误听谗言而杀了他。但更主要的是死于他深知的说话难。

在《说难》篇中，韩非指出人臣与主子说话的种种难处：“与之论大人（有道德有地位的人），则以为间己（挑拨离间）；与之论细人（见识浅薄地位卑微的人），则以为卖重（卖弄身价）。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拉关系）；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搞试探）。径省其辞，则不之而屈之（指笨拙不会办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指啰哩啰嗦）。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说你胆小不敢尽言）；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说你粗野不懂礼貌）。此说之难，不可不知”，“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可以看出，与主子说话的难处，韩非是相当清楚的，他还告诫人们“不可不知”。然而，知道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事，韩非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因“说”所带来的杀身之祸。正如司马迁所叹息的，“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