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死我活 依然不失风度
——刺客豫让与被刺对象赵襄子

这是一对你死我活的仇敌，行刺赵襄子没能成功的豫让最终伏剑自杀。但读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这个故事，却看不到他们之间有相互攻击或漫骂的言语，倒是发现两人都在肯定对方的某些行为，很有些谦谦君子的风度。要问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先从与之有关的晋国说起。

公元前573年，晋厉公被杀，晋国出现了“六卿强，公室卑”的局面。所谓六卿，即韩、赵、魏、智伯、范氏、中行氏等六家新兴势力，他们不断地对旧公族发起斗争，并逐渐占了上风。与此同时，六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争斗不休。先是范氏与中行氏被打败，逃往齐国。再后来（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联合起来灭掉智伯，并分别建立三个政权，即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起因是智伯联合韩魏两国伐赵，包围了晋阳城。危急之时，赵襄子的手下张孟谈偷偷出城，以“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说服了韩赵两国国君，促使他们倒戈，最终打败智伯的军队并杀了他。由于极端怨恨智伯，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涂漆一番当作酒器。这实际上是对死者的一种人格侮辱。

赵襄子对智伯的侮辱传出后，有个人感到非常的悲愤，他就是晋国著名的侠客豫让。此人曾先后在范氏、中行氏那里做事，由于没有得到赏识而无所作为，便转到了智伯门下。智伯对他非常尊重和信任，使他有了用武之地。智伯死后，豫让逃进山中，并发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为此，他改名换姓，打扮成奴隶的模样，身上夹了把匕首，混进赵国的宫中修厕所，以便伺机刺杀赵襄子。有一天，赵襄子上厕所，突然感到心惊肉跳，便下令搜查。这一查，豫让被发现了，但他并不害怕，而是坦然直言，“欲为智伯报仇！”赵襄子手下的人要杀他，赵襄子却予以制止，并说，“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下令将豫让放了。

一个被刺杀的对象，竟然把刺客放了，还称他是“义人”、“天下贤人”。这在普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赵襄子却这样说这样做了，可见他的与众不同。然而豫让并没有因赵襄子的寛宥而影响他继续寻找机会暗杀对手的决心，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对的，不可改变的。于是，被放走后不久，他又在身上涂满生漆，使其长出恶疮，还吞食黑炭，让声音变沙哑。豫让以这副模样走在街上行乞，连他的妻子都看不清楚。后来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家，才被认了出来。朋友看他那副惨状，流着眼泪对他说，以你的才能，先委身侍奉赵襄子，必能得到宠信，然后伺机行刺，会容易些，何必如此折磨自己呢？豫让觉得朋友的建议不妥。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委身臣事于人，又转过来杀他，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做出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说很难很难，遂不听劝告。

之后某天，赵襄子外出，路过一座桥，坐骑忽然惊跳起来，这让他产生警觉，立即派人到桥下搜索，并预料“此必豫让也！”一搜，果然是豫让埋伏在那里。赵襄子责问他说，你不也曾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消灭他们时，你不报仇，反而屈身其门下。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地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我的确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做过事，但他们只是一般地对待我，我也就一般地回应他们；智伯不一样，他以国士待我，我自然也要像国士那样报答他。否则，怎么能对得起他呢？赵襄子听了非常感动，长叹一声说，嗨，你真不愧是豫先生啊！你为智伯所做的一切，令人尊敬，必将留名后世，然而我赦免过你一次，也已经足了。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反正我是不会再放你了。说完，命令卫兵把豫让团团包围住。

豫让是个聪明人，知道只有一死，别无他路。但最后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要求。他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者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这真是天下奇想。明知已杀不了赵襄子，却又不甘心，要赵襄子把衣服给他，然后他用刺衣代替刺身，以了却为智伯报仇的心愿。赵襄子能同意吗？不妨说，当豫让提出如此罕见的要求时，他可能只是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并不一定奢望赵襄子能够答应。然而赵襄子竟爽快地同意了，立即叫人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豫让。此时的豫让拔出身上的剑，跳了三跳，然后击刺赵襄子的衣服说，我可以报答长眠于地下的智伯了。说完，“伏剑自杀”。死后，“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这就是豫让与赵襄子的故事。

对于豫让舍身为智伯复仇的举动，司马迁是赞赏的，他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指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他们的“刺客”行为“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个评价传到了后世，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赞同的如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江淹，他在《别赋》一文中写道，“乃由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厕，吴宫燕士，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其中的“赵厕”就是指豫让隐藏于厕所准备行刺赵襄子的事。江淹把他与聂政、专诸、荆轲写在一起，作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客典型加以歌颂。唐僖宗时代的诗人胡曾擅长咏史诗，他有首《豫让桥》是这样写的：“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对豫让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明代大儒、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却另有看法，他在《豫让论》一文中说，“以国士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即豫让没有资格称“国士”，因为他受智伯那样的信任，却“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即事先未能劝阻智伯伐赵），而只能在智伯失败被杀之后为他“捐躯殒命”。方孝孺指出，这是一种“沽名钓誉，眩世炫俗”的行为，不值得仿效。

对于豫让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足为怪。问题是，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豫让与赵襄子在生死之间，是真的有那样“儒雅”的君子风度，还是《史记》作者司马迁虚构出来的？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怀疑。笔者以为，还是应该相信司马迁。他是位严肃的历史学家，而且这里所写的是具体的人与事，并非一概肯定那个时代。人们知道，东周末年，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纷争，社会动乱，许多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四处奔走。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就是生动的写照。但另一方面，“信”与“义”在那个时代又被视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孔子曰，“民无信不立”，“见义不为，无勇也”。管仲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墨子认为，“义，天下之良宝也。”当然，这都是当时思想家们追求的境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那种说话不算数，见利忘义的人还是不少。否则，天下怎么会大乱呢？

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复杂斗争的需要，诸侯国的国君和大贵族，分别招揽了众多的“士”（多数为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门下食客。为了让这些人效忠于他，充分发挥作用，礼贤下士很有必要，而那些被称之为“士”的人，走公室，跑私门，投靠某一个主子，希望能得到赏识而有所作为，自然也就特别注重“信”与“义”。司马迁以如椽之笔，在他的巨著《史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两种人。本文提到的豫让是智伯的门客，赵襄子是赵国的国君，虽然他们之间是仇敌，但演绎的仍是这样的“戏”。豫让对智伯竭尽信与义，赵襄子则非常尊重豫让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对信义的认同与追求。因此，当事态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双方依然不失君子的风度。今天我们读它，似乎能感触到那个时代的脉动，并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