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班昭
汉代史学家班彪及其两个儿子———班固和班超，都是中国历史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堪与宋代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相提并论。班家更有一位卓越的女性，即班彪之女、班固与班超的妹妹班昭，乃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历史学家。
班昭（约49年-约120年），又名姬，字惠班。十四岁时嫁给同郡的曹世叔为妻，从夫姓，因此也称曹大家（家同姑，音gu）。封建时代，由于女人地位卑下，班昭虽被写进《后汉书》，篇目上却没有出现她的姓名，而是冠以“列女·曹世叔妻”。
出生于名门的班昭，博学多才，深受汉和帝的器重，经常出入后宫，给皇后和妃嫔们上课（包括经学、天文、算术等）。朝廷接受地方或外国进贡奇珍异宝时，和帝每每要请她作赋，歌颂一番。和帝死后，太子刘隆（汉殇帝）继位，还不满周岁，就由邓太后临朝听政。不到半年，刘隆夭折，清河王刘祜嗣位（汉安帝）。刘祜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孩，朝廷大事仍由邓太后说了算。当时，班昭以师傅之尊参与机要政务，竭尽心智，很受太后的信任。有一天，大将军邓骘因母亲过世，上书朝廷，要求“乞归守制”。邓骘是太后的长兄，辅理军国朝政，位高权重，要让他离开朝廷，邓太后一时下不了决心，便询问班昭，此事该如何处理？班昭说，大将军功成身退，此其时也；否则边祸再起，稍有差池，岂不一世英名尽付东水？邓太后听了，觉得此话不无道理，就批准了邓骘“乞归守制”的请求。
曹世叔早逝，长期守寡的班昭，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七十多岁病卒时，丧事办得很隆重，朝廷派使者监护，连皇太后都亲自为多年的老师素服举哀，可见班昭社会地位之高。
班昭并非朝廷命官，她之所以能在当时受到尊重以及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自然不是她有多少政绩，而是她在史学与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班昭的父亲班彪，曾做过徐县的县令，因病免官，专力从事史学研究，收集《史记》之后的历史资料，作《后传》六十余篇。班固接过父亲未竟的事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撰修，并取名《汉书》，后来因车骑将军窦宪一案的牵连，班固（曾随窦宪出征匈奴）被无辜关进监狱，永元四年（公元93年），不幸死在狱中，修史的工作因此中断。汉和帝深知，在所有对前汉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当中，班昭是佼佼者，也是接替班固续成《汉书》的最佳人选，便毅然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她。
其实，还在班固生前，班昭作为助手，就参与《汉书》的编撰，对情况非常熟悉，全面接手这项任务后，又得到了汉和帝的特殊批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相关的典籍，工作起来比较顺利。首先，她花了许多时间，校勘被搁置而散乱的原稿，接着，续写了班固还来不及完成的八表与《天文志》（伏波将军的侄孙马续也参与撰写）。最后，统筹全书的文字。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终于大功告成。可以说，班昭为《汉书》作了很大的努力，其中相对棘手的《百官公卿表》还是她独立撰写的。但是，她没有邀功，更没有署下自己的名字，而是把一切都归于深受她敬重的兄长班固。
《汉书》问世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的学者争相传诵。由于此书文字艰深，很多人读了不尽理解。作为《汉书》编撰工作的重要参与者，班昭无疑是解释这部巨著的不二权威。为了得到她的指教，据说连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马融（马续的兄弟）都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讲解。尽管此后一千多年来，学者对班昭是否续写八表与《天文志》，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对她为《汉书》所作的贡献，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
班昭不仅史学方面有极大成就，文采也相当不错，她一生写下的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特别是《东征赋》与《女诫》最有名。
《东征赋》写于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年）。那年，班昭的儿子曹成被派往陈留的长桓县当官，上任途中，班昭跟随在身边。他们一行从京城洛阳出发，自西向东，经过偃师、巩义、荥阳等地。一路所见所闻，令班昭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于是仿照其父班彪的《征北赋》（记述从长安到彭阳县的观感），写下了《东征赋》。
毕竟是才女，班昭的《东征赋》遣字优美，行文简洁流畅，描写细腻，感情真实。一开篇，说明此行的缘由是随儿子东征，转而写离京前夕的依依不舍之情———“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接着描述长途跋涉的辛劳———“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险兮，历荥阳而过巷。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进而绵怀先贤———“念夫子之厄勤”（记起当年孔夫子过厄时所遭受的围困，至今仍愤慨不已），“想子路之威神”（钦佩子路在卫国动乱时勇敢无畏的表现），以及感受到卫灵公时提倡以德治国的大夫蘧瑗，至今仍受人敬重的情况。她还看到沿途的荒凉景象———“睹蒲城之丘兮，生荆棘之榛榛”，心情沉重，不禁为老百姓的生活而担忧。
班昭的文采不仅见于《东征赋》，也反映在她为二哥班超打抱不平所写的奏书。班超是东汉著名的将军，奉命出使西域，驰骋三十多年，平定五十余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官拜西域都护，受封定远侯。由于年老体衰，思念故土，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向朝廷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然而过了将近三年，仍不见回音。此时的班昭，觉得不能再沉默了，当即站出来上书朝廷为二哥说话。她指出，当年随班超出使西域的人“皆已物故”，现在，“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其全力，以报答天恩，迫子岁暮，犬马齿索，为之奈何？”希望圣上能够体谅年老多病的班超，让他回来，如此，“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急”。由于奏书摆事实，讲道理，且情真意切，文采斐然，汉和帝被感动了，终于批准了班超的请求。遗憾的是，回到洛阳的班超，只过了一个月就因病去世。
如果说，班昭的《东征赋》与她为班超求情的奏书，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文采，人们的评价都采取正面态度，那么，《女诫》反映的是道德观念，后世对它的议论则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从《女诫》开篇的“助内训”可以读出，班昭写作此文的初衷并不是想外传，而是为了教育女儿。那时，她嫁到曹家已有四十余载，丈夫早已亡故，教育孩子的重任只能由她承担。她耽心女儿“不闻妇礼”，“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才有了这番谆谆教诲。然而《女诫》一出，京城世家便多有所闻，于是争相传抄，之后很快风行各地。
《女诫》共分七章，即“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
“卑弱第一”，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因此应“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而且还要“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丈夫犹如天上的太阳，应认真服侍，即所谓“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坠阙”。
“敬慎第三”，“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人“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不论是非曲折，都应顺从男人。
“妇行第四”，女人应有四种品行，即“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的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言，时然后言，不厌于人”的妇言；“浣盥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的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席，以奉宾客”的妇功。
“专心第五”，“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事夫要“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淫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
“曲从第六”，妇女要好生侍候公婆，逆来顺受，绝对不能“违戾是非，争分曲直”。
“叔妹第七”，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要注意谦顺，“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不难看出，《女诫》是对妇女行为加以约束的条文，自问世以来，褒贬皆有，而且都很尖锐。褒之者认为，“此书简要明肃，是为万世女则之规”，清末有人甚至称，“曹大姑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贬之者则斥责班昭为“女子之大贼”。笔者以为，《女诫》所表达的道德观念，总体而言，无疑是错误的，但谈问题不能离开历史，班昭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古人，而且是个女子，那时的社会氛围和她所接受的教育，都是男尊女卑，她跳不出这个“天经地义”，因此写下了《女诫》。她以为这是替女人着想，没想到却是给女人上了“紧箍咒”。这是她的悲剧所在。作为后人，我们既要批判《女诫》的错误，又不必过多地指责它的作者。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宋代诗人徐钧的《曹世叔妻班昭》。诗云：“有妇谁能似尔贤，文章操行美俱全。一编汉书何须续，女戒人间自可传。”今天看来，这样的歌颂显然过了。实事求是地说，班昭续写《汉书》，的确值得称赞，而留下的《女诫》则应该扬弃。这样说，尽管否定了她的个别著作，但没有根本改变对她的评价，她依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