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吸取教训的日本

——读《元史·外夷列传·日本》

www.fjsen.com 2014-02-11 10:05  楚  欣 来源：炎黄纵横    我来说两句

提起日本，人们都知道它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等许多亚洲国家，所犯的罪行极大。但是考之于史，这个国家也曾有过另一种记载。

说到这件事，先要谈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日本位于“海中”，与中国一衣带水，关系密切。但在中国唐代以前并没有日本这个名字，而是称“倭”，“倭奴”，“倭奴国”。1784年，日本在志贺岛曾出土一方东汉光武皇帝赐予的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至于“日本”一名的出现，则始于唐武则天年代，当时的遣唐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个说法在稍后的学者张守节那里得到证明，他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写成的《史记正义》一书引用了地理著作《刮地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朝鲜古国，今属韩国）南，隔海依岛而居。”

《元史·外夷列传·日本》开篇就谈到日本的国名，说它“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并介绍自后汉、魏、晋、隋、唐以来，日本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的情况。

五代、两宋时期，由于日本当局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朝贡贸易”几乎断绝。到了忽必烈（元世祖）执政初期，元军还在与南宋交战，国家尚未统一，而且日本历来只承认汉族的政权，因此不曾与蒙古族主导的元朝发生过关系。一心想开疆拓土的忽必烈很关注这件事。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高丽人赵彝说，日本国可通。第二年八月，忽必烈即派兵部侍郎黑的和礼部侍郎殷弘为正副使，持国书前往日本。

忽必烈在给日本国王的国书上写道：“大蒙古国（因1271年才定国号为元，故而有此称）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而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这封国书的中心意思是，我国乃受天之命的大国，你日本是区区小国，自古以来，近邻的小国就应该向大国纳贡称臣，你们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却中断了，这样不好，你应该仿效高丽国王尽忠于我。如若不然，我就要用武力加以惩罚。你面前摆着两条路，何去何从，望三思而后行。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如此蛮横自大的国书，很难理喻。但其时的忽必烈就是这样授意写的。反观日本，自隋唐以来，对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如高丽、渤海，也是采取以大欺小的态度。因此，这样的国书，当年并不足为奇。

黑的等人拿着忽必烈给日本国王的国书奉命起程，取道高丽前往日本。高丽国王王深知，护送元使去日本是宗主国皇上的旨意，不敢怠慢，便派了他的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等人陪同。然而这帮高丽人却以海上风浪大容易出问题为由相威胁，导致元朝使者走到半路就返回。

忽必烈对“去使徒还”很不满意，至元四年，他让黑的诏谕高丽国王，日本的事情全权委托他办，且“必得其要领为期”。高丽国王认为海道险阻，怕有辱天使，就派遣他的起居舍人潘阜持书去日本。潘阜一行在那里呆了六个月，仍然“不得其要领而归”。至元五年九月，忽必烈命令黑的、殷弘再持书前往日本。此时掌权的日本镰仓幕府，态度强硬，拒而不纳。元朝使者对此无可奈何，返回时“顺手牵羊”，抓走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由于当时元朝与南宋的战争正酣，忽必烈还不想分出手来惩罚日本，于是就让高丽国的金有成送还抓来的那两个日本人，并以中书省的名义写信给日本，但这种友善的姿态仍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金有成还因此被长时间留在太宰府。

至元六年的十二月，忽必烈派秘书监赵良弼作为使者前往日本。这次的国书与前一次国书的口气大体相同，即希望两国修好，如若不然，便要“用兵”。为了确定赵良弼等人到日本时与其国王会面的礼仪，朝廷还专门开会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与其国上下之分未定，无礼数可言”。这个意见上报后，得到了认可。忽必烈还因此诏谕高丽国王，让他派员护送赵良弼到日本，“期于必达”。

至元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人对忽必烈说，“高丽迂路导引国使，外有捷径，倘得便风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则不敢同往；若大军进征，则愿为向导。”忽必烈听后表示，“如此则当思之”，没有贸然发兵。是年九月，高丽国王派遣通事别将韩偁导送赵良弼去日本。此时，日本派弥四郎到元朝，忽必烈予以接见，还设宴款待，然后送他回国。

至元九年二月，枢密院的官员上奏朝廷，称奉使日本的赵良弼派书状官张铎捎话来，称去年九月，与日本人弥四郎等到了太宰府西守护所，那里的头头说，过去高丽人常常欺骗他们，胡言上国要出兵征讨云云，其实上国的皇帝好生恶杀，怎么会那样做呢？然而王京离此较远，他们想先派人随同奉使前往回报。赵良弼因此让张铎带着二十六名日本使者到京师大都求见。忽必烈对此产生怀疑，认为日本人有诈，便让翰林承旨和礼霍孙向姚枢和许衡等人征求意见。这些人听后都说，圣上所见英明，日本正是怕我国发兵征讨，才派人前来试探。现在“宜示之宽仁，且不宜听其入见。”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没有接见这批日本使者。就在这个月，高丽国王王写信给日本国王，五月，又再一次写信，“令必通好大朝”。但是日本人两次都没有回复。

至元十年，赵良弼再一次出使日本，并到了太宰府，然而日本人依旧不见。吃了闭门羹的元朝使节，悻悻而归。可以想象，正当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势头正旺的时候，却遇上了闭关锁国的日本那样傲慢，忽必烈怎能吞下这口恶气，于是决定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他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即快艇）、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这次出征的结果，《元史·外夷列传·日本》作了如下记载：“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事实上，元军虽然初期取得一些胜利，但嗣后遇上日本军队的顽强抵抗，致使原本就不愿意东征的汉人、高丽人和女真人更加厌战，士气一下子低落下来。回撤时又遇上台风，船只沉没，人员伤亡惨重，终于铩羽而归。因为此战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书称它为“文永之役”。

忽必烈知道东征的真相后，非常恼怒，但与南宋的战争尚未结束，只好忍耐下来。至元十二年二月，他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前往日本，还给日本国王写了信，但仍得不到回复。更有甚者的是，至元十七年（1281年）二月，日本政府（当时的执政者为北条时宗）悍然“杀国使杜国忠等”。这一下，忽必烈再也无法容忍了，况且两年前（1279年）南宋被灭，国家已经统一，力量更强大了，为了挽回面子，开拓大元朝疆域，他决定第二次东征日本。

那是至元十八年（1282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阿剌罕、范文虎以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大军东征日本。二月，将领们向皇帝辞行。忽必烈对他们说，“朕闻汉人说，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这话表明，忽必烈对占领日本很有信心，要求将领们不要杀人太多。接着他说，“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看来忽必烈对他手下的人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的话有惊人的预见性。不过，忽必烈的最大失误是，他对自己的军队缺乏全面的认识，即蒙古铁骑可以在陆上驰骋，却难以在海上逞能。这注定了他的东征日本非败不可。

五月，元军到达高丽金州。当时有一艘日本船因为被风所刮，飘到那里，元军的将领就让船工画地图，他们从地图上发现，距离日本太宰府西边不远处有个平户岛，周围都是水，可以屯驻军船。而且这个岛没有设防，占据它对元军相当有利。为此，将领们上书朝廷。忽必烈作出了指示，“此间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辈必知，令其自处之。”可是到了六月，阿剌罕却因病不能继续前行，忽必烈当即改派阿塔海代总军事。

八月，前线传来消息，“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遣还乡里。”显然，这次元军又栽了跟斗，而且又是台风作祟帮了日本。事后不久，被俘的元兵于闾逃回来，汇报了情况。他说，官军六月出海，七月到平户岛，然后移驻五龙山，八月一日，刮起强烈的台风，战船遭到重创。五日，范文虎等将领，各自乘坐“坚好船”逃之夭夭，而将十几万士兵弃之山下。当时众人推举张百户为主帅，号称“张总管”，一切听他的指挥。正当大家正准备伐木造船以便回国时，七日，日本人追来，结果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九日，在八角岛地方，凶残的日本人“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于闾是新附军，所以没有被杀。他认为，这次元军之所以惨败，原因是内部意见不一，各行其事，又弃士卒于不顾。据《元史·外夷列传·日本》记载，第二次东征日本，元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人即于闾以及随后逃还的莫青和吴万五。如此结局，可谓全军覆没。因为此战发生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书称它为“弘安之役”。

两次东征失利，并没有让忽必烈彻底清醒过来，至元二十年（1284年），他还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准备，以便有朝一日“复征日本”。但是，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不佳，许多大臣坚决反对，雄心勃勃的忽必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他为自己找到的借口是，“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所谓“交趾（今越南）犯边”，实际上是忽必烈干预越南陈朝内政所引起的战争。此事已让忽必烈感到头疼，他无法两边作战，只得找个台阶下来。从此，元朝与日本没有再发生过战事。

读《元史·外夷列传·日本》，联系十三世纪以来的日本历史，笔者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其中有两点最为深刻：

一，受到忽必烈两次军事征讨之后，日本统治者理应从这段经历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搞好与四邻的关系，走和平发展之路，但它不是这样做，而是变成了贪婪的掠夺者，特别是近现代，更是举起屠刀，四处发动侵略战争，野蛮统治和奴役别国人民。最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得到了应有的审判。

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与国的交往应该以史为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者却从来没有对本国的侵略行为作过认真的清算，甚至企图歪曲历史。如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钓鱼岛的事件更是表明，一个战败国竟然强占战胜国的固有领土，公然翻二战的案。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以预料，如果日本执政当局不改弦更张，终将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