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读《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商业被称为“末”，商人的地位很低，即所谓“士农工商”，排名垫底。但司马迁的鸿篇巨著《史记》却专门为商业与商人写下一章，即《货殖列传》。这在古代史书，可谓开了先河，此后也极其罕见。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宽阔眼界及其超前的经济思想。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潘吟阁曾经说过，读中国书未读《史记》，不算读；读《史记》而未读《货殖列传》，不算读。笔者以为，《货殖列传》受到如此推崇，实至名归，受之无愧。
何谓货殖？货者，钱币也；殖者，繁衍也。说白一点，货殖就是通过一定的生产经营，使货生货钱生钱，即今天所说的获取商业利润。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布衣匹夫之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普通老百姓），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据时买卖而使财富增加），智者有采焉（聪明的人可从中得到借鉴），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可见，正是出于对货殖者（商人）的肯定，他才一反重本（农）轻末（商）的社会观念，在《史记》的最末一章（除《太史公自序》外），写下了别开生面的《货殖列传》。当然，司马迁所说的货殖，不仅指商业活动，还包括各种手工业，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却以老子《道德经》的一段著名的话作为它的开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当然，司马迁并不认同小国寡民、封闭自守的主张，斥之为“涂民耳目”，并明确地指出，这种主张即使强行，到了其生活的年代也行不通了。他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方面的满足，是禁止不了的：人们对利益的向往与追求也是可以理解的，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掌权者管理社会，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善者因之），其次是诱导（利道之），再其次是教育（教诲之），再再其次是用法律约束（整齐之），最糟糕的情况是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与之争）。
对于物质财富的来源，司马迁引用《周书》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进而指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意思是，农、工、商、虞四种人的劳动，为社会提供了衣食住行等来源，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社会分工，并非政府发布命令才出现。所以，农、工、商、虞要各司其职，尽自己的力量，才能有所得。这段话既表明司马迁对劳动创造财富的认识，也反映他关于社会分工的观点。
对于物产的流通，司马迁强调市场的作用。他列举了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的各种物产，说它们“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这里的“中国人民”指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至于如何才能做到满足需求？他指出，“故物贱而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即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货物会正常流通，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符合客观规律。这段话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与今天我们强调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又何其相似乃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马迁对市场重要性的认识，超过了许多近现代人。
《货殖列传》重点介绍了九个成功的商人：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分别叙述他们的事迹、言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所处时代的商业活动。这九个人的致富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其中，白圭给人的印象最深。
白圭，周人，他的最大特点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换成现代话就是，白圭经商，善于观察市场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价格低廉时就收购，当货物紧俏价格上涨时就抛售，因此赚了不少钱。谈起自己的经商经验，他不无自豪地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把自己的经商活动，与政治家伊尹、吕尚，军事家孙武、吴起，改革家商鞅等历史名人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并非狂妄，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事实证明，如果缺乏足够的智慧与能力，想在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白圭不愿意教这种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正如司马迁所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经商也像用兵一样，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任氏。任氏是宣曲人，他的祖先曾任督道仓吏。秦亡的时候，各路豪杰都在争抢金银财宝，惟有任氏“独窖仓粟”（囤积粮食）。很多人觉得他傻，他却一条路走到底。没多久，楚汉之争在荥阳一带展开，老百姓无法耕种，市场粮食短缺而导致价格飙升，一石米卖到了一万钱。这一来，他因卖粮食发了大财，“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但发财的任氏不像别的富人那样争阔气比奢侈，而是“折节为俭，力田畜”，并且立下家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肉”，从而为家乡的人做出了表率，受到了最高当局的敬重。
还有一个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范蠡。此人的特别之处是，从功成名就的政治家转为出色的商人。他先是帮助越王勾践成就了灭吴的一番事业，然后急流勇退，转而走进经济领域，变名易姓做起生意。由于他“善治生者（善于经营），能择人而任时（能选用人才又能把握时机）”，遂成了大富翁。致富后的范蠡，注意回馈社会，帮助弱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还介绍了姜太公、管仲、计然等人，如何重视经济，使自己的国家由穷变富由弱而强，说明商业活动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即使就一个地区而言，是否重视商业活动，情况也大不相同，如关中地区，“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即人口占天下十分之三的关中，由于当地人“玩巧而事末”（即重视经济活动，善于经商），财富却占了天下的十分之六。
司马迁指出，财富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如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因为从商致富，“聘享诸侯”，受到国君的高规格接待（“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连他的老师孔子，也由于他的“得势”而“名布扬于天下”。乌氏倮、寡妇清，虽然是女人，也因为富，“礼抗万乘，名显天下”。此外，老百姓由于生活得到改善，其道德情操也相应提高，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然而有一个问题，即财富是否会干预政治，司马迁没有明确交代，他只是写道，“工农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巨万者能与王者同乐”。笔者认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因富得势而干预政治甚至凌驾一方，恐怕是很难排除的。可以说，“为权利以成富”，富了拥有权利，这在阶级社会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子贡，既然能与国君分庭抗礼，难道不会插手政治？人们熟知的吕不韦由商而政，官至丞相，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赵国邯郸做生意时，就敏锐地发现未来可能成为秦国接班人的子楚（当时正在赵国作人质）的价值，断定“此奇货可居”，便提供了帮助。子楚也回应道，“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可见其钱权交易，是何等的明确。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司马迁在肯定“货殖”对社会的贡献时，过分强调物质财富的力量，忽视精神方面的作用。其实，仓廪实并不一定就“知礼节”，衣食足也不可能都自动地“知荣辱”。君子富，有“好行其德”的，也有干坏事的，情况并不都一样。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之说已经为无数现实所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尽管有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它所反映的经济思想的主要部分，如劳动创造财富，重视市场与价格的作用，至今仍符合世界潮流；他对平民（布衣匹夫之人）创业的肯定与讴歌，更是值得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