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64.何乔远与《名山藏》
董应举是明末著名的学者、政治家。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内宦官当权，外边患频仍，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活中，他心怀国事，忠君报国，忧国忧民，提出了很多应对时局的对策，力图补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所著《崇相集》记载了他为官的经历和感受，以及朝政大事、时局要闻。这对研究晚明历史与稽考董应举的生平事迹、交友情况及其文学创作成就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崇相集》十九卷，（明）董应举撰。
董应举（1557-1639），字崇相，号见龙，福建闽县龙塘乡(今属连江县)人。年青时，性情爽直，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连江陈第交往情深。明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后出任广州府学教授。当时，税监李凤要霸占学宫旁空地，被董应举当面申斥。李凤的侍从过孔庙门前不下马，董应举立即扣留马匹。因此，他以不畏权贵闻名。三十一年（1603），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又应召入朝，任北文选司主事、考功郎中等职。旋辞职回乡，不久起用为南京大理寺丞。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日中黑子相斗。五月初一日，黑晕遮日。董应举借异常天象上书神宗，请勤内政，修武备，以弭祸变，并条陈具体措施，但未被采纳。
天启元年(1621)，董应举升任太常少卿，督四夷馆（外事机构）。是时，明军在关外与努尔哈赤的金兵作战屡败。二年(1622)春，努尔哈赤又挥师南下，广宁告警，北京震动。他上疏造成当时兵败民离、疆土日削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执行国法所致。因此，力请申明法纪，对擅离职守者，一律处斩。朝廷命其专任较射演武事。他奏陈要保卫京师，应在各险要之处设防，实行屯田制。朝廷升董应举为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负责天津至山海屯田事。他感到责任重大，在上《新命陈愚疏》中，陈述屯田之“十难”与“十利”。奏上，朝廷听从其言，特命各部门予以支持。于是，在董应举主持下，安置流入关内的辽民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一带，动用公帑购买民田，广泛招募承耕的农户，给予土地、农具、牛种等，教他们浚渠筑堤，耕种稻麦，增添的住屋、仓库、场圃、运输工具等一应设备，只费银两万六千两，收到谷、麦五万五千余石。朝廷旌奖董应举的功绩，升为右副都御史，仍管屯田。天津葛沽旧有水、陆兵力两千人，董应举也下命他们屯田，以收入充当军饷，由是屯务愈见兴盛。
天启五年(1625)六月，朝廷见屯务已成，改任董应举为工部右侍郎，主持铸钱事务。董应举于荆州开局兴铸，并将两淮盐税收入作为铸钱资金，后又兼任户部侍郎，并理盐政。董应举到扬州，奏请整顿盐务，但厘正盐弊触动了一大批利益者，巡盐御史陆世科认为董应举越权，便上疏弹劾。阉宦魏忠贤传旨叱责，御史徐扬先再劾，董应举终被免职。
董应举罢官归里后，在乡建筑附城堡垒，疏浚水利，设置社仓、义田，救恤孤寡，兴办不少社会善举。他平生又爱慕名胜，开辟琯头百洞山，募款重建青芝寺，使之成为一方名胜。他曾一度寓居武夷八曲的涵翠洞，与生徒讲学其中，老而不倦。崇祯七年(1634)，追复原官。十二年(1639)卒。著有《崇相集》、《学庸略》等。
《崇相集》因其刊刻时间不同而有卷数多寡之别。今存较早者，当为《崇相集》八卷《存素诗稿》二卷，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吕纯如刻本，首都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皆有藏本。《（道光）福建通志》著录:《崇相集》十一卷，明万历间刻本。《千顷堂书目》著录:《董崇相集》十六卷，未见存世，情况不详。另有:《崇相集》十七卷，明天启三年（1623）刻本；《崇相集》十八卷，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十八卷本”为较完整的刻本，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皆有藏本。又有《崇相集》十九卷，崇祯年间刻本，实则在“十八卷本”上增加一卷“杂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已影印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这是比较全的本子，今以此版本来说明。
《崇相集》十九卷，崇祯年间刻本。卷首有叶向高《序》，天启三年(1623)董可威《序》，泰昌元年(1620)吕纯如《序》。全书按照文体来编排，每卷先列一种体裁详目，而后正文。计有：疏二卷、议二卷、序二卷、寿文一卷、诗一卷、书四卷、志记一卷、志铭一卷、表启一卷、传一卷、杂文二卷、祭文一卷，共十九卷。
董应举身处于明末多事之秋，由一介书生入仕，尽职尽责，勤政为民，忠君报国。他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活，历经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将所参与的朝政大事、时局要闻，以及为官的经历和感受，一一记录下来，晚年由门人校对并汇编成书。他的诗文与明朝廷的内忧外患紧密联系在一起。
《崇相集》中的疏、议等, 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拳拳热忱。他以忠恳之心,力求挽救时弊，处处从国家实际出发。努尔哈赤率领金兵不断地伺机向明王朝发起进攻，威胁明朝江山社稷之际。董应举多次上疏朝廷，献计献策，谈及御敌之事。他主张纵深设防，兵民结合，寓兵于民，举贤荐能，提拔有勇谋的军事人才等。如《危急效计疏》《保卫神京疏》《请较演处所疏》《乞招辽兵知会疏》《报安插辽人支给成数疏》《进辽册疏》等。他心系社稷存亡，喜谈论边塞防务，这类文章和诗作，在《崇相集》里也有不少。如《丙寅闻边报》《赠俞克迈治兵蓟门序》《沈将军歌》等。对内则主持屯务、铸钱事务等，主张发展经济，稳固后方，为前方战事提供支援。如《屯田协心疏》《屯饷合作疏》《屯田练兵省饷疏》《钱法疏》等。
董应举为福建沿海长治久安，平定倭乱，也屡向朝廷上书建议。如：《省城第一门户议》《筹倭管见》《福海图说》《福海寨游说》等。书中还有有关外敌侵台的记录。如追述日人村山等安侵台失败后又侵闽的经过，对郑芝龙受抚及其后平剿“海寇”事也有记述，并提及天启年间荷兰人入侵澎湖事件。
总体来看,《崇相集》中应用类文章占了多数，如寿文、志记、墓志铭、传、祭文等。除此以外，还有与师友、门人书信赠答、唱酬、商讨时政等。与叶向高、陈第、曹学佺等当时的达官贵人的唱和交往，亦可见其交友情况。诗中也有纪游、咏物、赠答、送别之作，反映了他寄情于山川，又忧愤国事、心系民生。这些都直接反映了晚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叶向高在《崇相集·序》中，给予董应举诗文的高度评价。曰：
吾读廷尉见龙公之文，其辞沉雄奥雅，备极炉锤，可谓修矣。然而在庠言庠，在曹言曹，在铨言铨，大之而国故、朝常、士风、吏弊，小之而米盐、簿书、竹头、木屑，无不备列。语语由衷，言言实际，至于阐发幽微，抽扬小善，曲折周详，千载而下，犹为动色。即家人、父子、交游、知故、尺牍、单辞，必依于道义。蔼如，洞如，肝胆若披，面目如对也。其抚景触事，发为诗歌，尤本于性情，绝无近世词人依仿剿袭之态。盖公之韵言在陶、谢之间；其议论之文似得昌黎、眉山之胜；若纪载叙事，则出入五代史，而浸淫马、迁；所最不可及者，真境、真情、真事、真语，机轴结撰，皆出胸中，不寄人篱下。古之所谓成一家言者，殆于公见之。
近人陈衍在《石遗室书录》也云：
诗无俗态，似南宋人语，文多经济家言，动关大计，窈曲而畅遂，无明人故为古奥之习。惟《传志》载人里籍，皆用别名，或书其乡镇之名，乃是明人习气。
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有碍清朝统治的典籍，大肆禁毁。由于董应举诗文涉及辽事等颇多，凡是提及清军之处，多用“虏”“夷”“夷虏”“奴贼”“建酋”“胡夷”之类的蔑称，这种有文字违碍的文章非常多，所以在乾隆年间被禁毁。即使如此，《崇相集》还是不绝如缕，流传了下来。在民国十七年(1928)连江人林焕章重辑乡贤诗文集，石印出版了《崇相集》，此书至此流行渐广。1998北京出版社据明崇祯年间刻《崇相集》十九卷本，影印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可供学者研究阅读。
何乔远是明末著名史学家。他一生性格刚直，胆识过人，遇事敢争，也因此得罪于权贵，仕途坎坷，屡遭贬斥。然不论在朝在野，他都倾力于史学研究，一生勤于创作，著述等身。《名山藏》是其代表性著作之一，其体例之规整、史料取舍之精审、文字表述之生动，历来为后世史家所称赞。《名山藏》的丰富内容，其中保存了明代大量不见于其他史书记载的珍贵史料，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名山藏》一百九卷，（明）何乔远撰。
何乔远（1558-1632），字稚孝，或称穉孝，号匪莪，晚号镜山。福建晋江人。少即聪颖好学，在父亲的亲自教诲下，博通经史子集，《文选》，《唐诗》过目成诵。明万历四年（1576），与兄乔迁同登乡榜举人。其后十年，闲居家乡，与兄迁、杨文恪(杨道宾)、陈及卿、李世祯、山人黄克晦结社赋诗,时有“温陵五子”之称。万历十四年（1586），登进士第。十八年（1590）四月，首授刑部云南司主事。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军队入侵朝鲜，二十一年（1593），提督李如松率军入朝作战，先胜后败，战局陷入焦灼。兵部尚书石星主停战，议请对日封贡。何乔远当即据实上书，反对兵部的封贡建议，并条陈历朝驭倭策略，力主继续用兵朝鲜，制止日军侵略。神宗览此疏亦颇心动，后终因石星坚持己见，何乔远的主张未能被接受。然而，封贡事败，日军再度入侵，朝鲜战火重燃，众人始服其远见。是年（1593），神宗欲封皇长子为王，何乔远上疏力谏。后赵南星被斥，陈泰来等人受降职处分，何乔远又上书极言不可。二十四年（1596），何乔远因属吏誊写宗室分封文书时校对不精，遗漏了衔名，坐“奏牍不恭”之罪，贬谪广西布政司经历。次年（1597），妻子病故，乃告假归乡治丧，从此绝意仕进，居家二十年，倾力于史学创作与地方的教育事业。
万历四十年（1612），何乔远敦请郡守蔡继善重修一峰书院，并延请郑孩如、唐见梅、韦衷芹等名师来书院讲学。又于镜山下购置农舍数间，创设“休山书院”。四十八年（1620），光宗即位仅八日后，即迅速起用何乔远，任命其为光禄少卿。天启元年（1621）四月，女真入侵，沈阳、辽阳均陷落，辽东局势危殆。时王世贞为辽东巡抚，驻守广宁，力主出战，收复失地，时任首辅的叶向高亦同此议。惟何乔远独言：“阃外固有不御之权，庙堂亦有制胜之策。今辽东之役费金银千百万，会有越三岔河一步者乎？民既涣散，士复愞懦，折箭埋沙，凿毙马眷，刍豆之费，取以糊口，以此人心，但可导使之守，岂可使战哉！轻战必至丧地，力守便可完城。地失而城亦失，城存而地亦存矣！”（《明熹宗实录》卷十六）并献守御对策，众人皆以为迂，后广宁果不守，辽东随失。
天启二年（1622）九月，因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三人弹劾何乔远醵金讲学之事，遂被迫辞职归乡。崇祯二年（1629），何乔远再受起用，任南京工部右侍郎。他上任伊始，即上疏崇祯皇帝，建议开通镇江南湖以连接内河运输。崇祯皇帝览表后大喜，“嘉其老成体国，署户、工二部”（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十五《司徒何镜山先生乔远》）。任职两个月后，主动引退。临行，复上《请开海禁》一疏，请求开放海禁以弭盗安民。四年（1631），何乔远病卒，享年74岁。
何乔远一生博闻广识，著述甚丰，除《名山藏》外，还有《闽书》一五四卷、《镜山全集》七十二卷附五卷、《皇明文徵》七十四卷，均有崇祯间刻本。另据查继佐《罪惟录》记载，何乔远还著有《编年录》《四朝集》《征西集》《狱志》《膳志》等书，但刊行情况不详。
《名山藏》一百九卷，具体的写作过程与成书时间，史无明载。但结合何乔远的生平经历，大致可以追溯至其任职刑部云南司主事期间。当时，他作为一名新进进士，地位低微，工作清闲，便利用职务之便，于政务之暇，遍览有明历朝实录与稗官野史家乘，辑成一书，也就是后来《名山藏》一书的底本。至于该书的真正成书时间，天启三年，当时出任礼部尚书的朱国祯曾抄录过《名山藏》，可见《名山藏》成书当在天启之前，也就是何乔远去官居家的二十年间，他利用任职刑部期间所编成的初稿，经过数十年的增删修订，最终成书。
《名山藏》是一部典型的纪传体类史书，但与一般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又有所不同，明目上并无传统的“纪”“传”“表”、“志”的分别，而是将全书分为三十七记，也即三十七个专题，分类叙述史实。首有钱谦益《序》、李建泰《序》、王邵《序》。卷一至卷二十九，《典谟记》；卷三十至卷四十五分别为《坤则记》《开圣记》《继体记》《分藩记》《勋封记》《天因记》和《天敺记》；卷四十六至卷五十五，《舆地记》《刑法记》《河漕记》《漕运记》《钱法记》《兵制记》《马政记》《茶马记》《盐法记》；卷五十六至卷一百九，《臣林记》《臣林外记》《臣林杂记》《关柝记》《儒林记》《文苑记》《俘贤记》《宦者记》《宦者杂记》《列女记》《高道记》《本士记》《本行记》《艺妙记》《货殖记》《方技记》《方外记》《王亨记》。
由于其标目奇特，含义费解，为便于读者理解，以下简要介绍各记之内容。其中：
《典谟记》以编年的方式记载嘉靖以前明历代帝王之事，类似于正史之“纪”。《坤则记》，记载马皇后以来二十位皇妃的事迹；《开圣记》记载朱元璋即位后所追封的五位先祖的事迹；《继体记》记载那些未能登上皇位的短命太子的事迹，其中也包括建文帝、景泰帝所册封的两位太子；《分藩记》记载历代分封于各地的藩王之事；《勋封记》记载历年受封的功勋大臣之事迹；《天因记》记载与朱元璋有共同起兵的郭子兴、韩灵儿的事迹；《天敺记》，记载元末与朱元璋争雄天下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陈有定、扩廓帖木儿的事迹。
《舆地记》《刑法记》《河漕记》《漕运记》《钱法记》《兵制记》《马政记》《茶马记》《盐法记》等，记述了明代各种典章制度及社会、地理、经济、军事等情况。如：《舆地记》记载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状况，包括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等，同时还将军事部署等内容附列其中，实现了“地理志”与“兵志”合而为一；《刑法记》则叙述了明代刑法制度，基本收录了《明大诰》；《河漕记》主要记载了明代几条主要河流及其治理过程；《漕运记》载及明代漕运制度；《钱法记》主要记录了明代钱币铸造及流通情况；《兵制记》记载明代的军事制度，包括各军事机构的职能、名称变迁、人员组成以及士兵的训练、考核、奖惩机制；《马政记》记录明代马政事业，包括马匹数量及其繁育、喂养和服役情况。《茶马记》叙述明代茶马贸易情况；《盐法记》记载明代的官盐制度。类似于正史的“志”。
《臣林记》以时间为顺序，分别介绍洪武至隆庆历朝正直大臣的事迹；《臣林外记》则记述建文一朝殉节臣子的事迹；《臣林杂记》，记录历代奸佞大臣之事；《关柝记》记载那些为民请命、直言进谏的官员的事迹；《儒林记》和《文苑记》记载明代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如王守仁、王世贞等人的事迹；《俘贤记》记载为《元史》未收而又为朱元璋嘉奖过的蔡子英、伯中、简祖英三人事迹；《宦者记》记载郑和等有贡献的宦官；《宦者杂记》则记载权宦事迹；《烈女记》记录明代贞洁烈女之事迹；《本士记》记载品行高洁君子的事迹；《本行记》记载是那些行为道德高尚的平民的事迹；《艺妙记》记载明代艺术家沈度、黄子久等人的事迹；《货殖记》记载明代七位江南大商人之事；《方技记》则记载从事卜筮、相面、医药等行业者的事迹；《方外记》记叙僧人、道士之事迹；《王亨记》记明朝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臣林记》以下各记，类似于正史之“传” ，是全书的主体部分。
《名山藏》是何乔远以当代人写当代史，故其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明代的珍贵史料，其中的许多史料不见于其他史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值一提的是，书中对明代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主要体现在《王享记》中，历来为学者所重。《王享记》所载包括：“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 “东南夷”分三篇，首篇记载的是朝鲜、日本，第二篇为琉球、安南、真腊、暹逻，第三篇则记载了占城、爪哇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北狄”包括鞑靼、兀良哈；“东北夷”则是海西、建州；“西戎”记载了哈密、火州、吐鲁番等西域地区的概况。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和上述国家或地区间的贡使往来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琉球”一节中，作者详细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特赐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推动琉球经济文化大发展的过程。这是了解琉球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除琉球以外，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也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王享记》在这方面也有诸多记载。这些记载对研究明代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永乐年间，东南亚地区的苏禄、勃泥、古麻刺、满刺加四国的国王曾先后率众来华，其中有三位国王不幸在华逝世。《王享记》中就分别记载了有关史实和葬地等情况。
除了记载海外各国的情形外，《名山藏》也保存了不少福建地方史的宝贵资料。如泉州有所谓“三贤”“四贤”墓，是唐代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的两位圣门弟子的坟墓，现在已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的史料来华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很少，而在何乔远的《名山藏》中对此却记载得颇为详细。《名山藏·王享记》云：
默德那与天方接壤，回回祖国也。城池宫室，田园市肆，大类江淮间；寒暑应候，民物繁庶，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艺……隋开皇中，其教始入中国，教以天为本。宣德中，国王遣使随天方使来朝贡，而今中华回回种所在有之。
这里所谈到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来到中国，与史书中所说的唐代伊斯兰教的四大贤人中的“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最终葬于泉州的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名山藏》也很重视市井小民的事迹。何乔远为官时间不长，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身处民间。在《名山藏·本行记》的《小序》中说：
陋巷耕凿傭贩之徒，吾尤重之。天下大矣，生于偏州僻邑，当不绝人，无有文字为之记，则其故老乡人一时道说，久无闻矣，吾尤悲焉。盖士大夫只十之一，小民闾巷十之九。
可见《名山藏》中所记载的平民百姓的事迹许多都来自于何乔远的亲身闻见，这正是一般正史中所难以见到的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名山藏》初刻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由于大量叙及女真旧事，该书在清代多次被禁毁，流传不广。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其所藏《名山藏》一百七卷本，并参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藏本整理，1993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则根据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名山藏》一百九卷本,并参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整理，1993年11月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印出版。另有张德信、商传、王熹以北京图书馆藏本点校的《名山藏》,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颇便读者阅读。
另外，《闽书》一百五十四卷，亦是何乔远的代表著作之一。该书编纂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荟萃福建郡邑各县志等地方文献，参考前代载记，编纂而成。首有熊文灿《序》、郑之玄《序》、叶向高《序》以及“凡例”。全书分二十二门，曰：“分野》、方域、建置 、风俗、版籍、捍圉、前帝、君长、文莅、武军、英旧、方技、宦寺、方外、闺閤、、岛夷、灵祀、祥异、萑苇、南产、蓄德、我私”。
《四库全书总目》评该书曰：
其标目诡异，多乖志例。《扞圉志》载兵防及将弁兵士额数，而复有《武军志》以详其人。《文莅志》则合职官、名宦而为一，分并均失其当。《前帝志》载宋端宗及少帝昺，端宗虽即位於福州，然正史已详，不宜复入志中。且帝昺即位於粤之碙洲，尤与闽无涉。《英旧志》载人物，而复分《缙绅》《弁韐》《关柝》《韦布》《闾巷》《侨寓》《裔派》为七类，转觉淆杂。《宦寺志》专载五代林延遇，明张敏、萧敬三人，亦非志中所应有。《蓄德志》杂载丛谈逸事，并及诗话文评，於名为不称。《我私志》则乔远自志其宗族，虽仿古人自叙之例，而称名不典，语多鄙野。其文辞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读。盖不能出明人纤佻矫饰之习。
然而，目前学术界则普遍认为，该书是一部系统记录研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政治、经济、氏族、民风、民俗等文化的重要著作。正因为作者生活于普通民众之间，故书中文辞颇异千古学究清高不群之古风，广泛采纳了寻常百姓、市井众生的朴实本土语言，深为民众所欢迎。实际上，该书的确保存了明代以前许多罕见而珍贵的史料。诸如：蒲寿庚、伊斯兰教“四贤”来华传教及摩尼教传入中国等等史事的记载，均对中外交通史、世界宗教史及其它研究领域，有着其它文献所不可替代的文献参考价值。该书传世主要有：明崇祯二年（1629）刊本。199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的《闽书》，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