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导论
郭 丹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以来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中华文化”的提法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它包括了更广阔的地域。[1]理解中华文化整体性的特点,说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多元的文化, 它是由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福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福建文化以多元、深厚、交融的鲜明特征而著称。
福建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出诸多方面,鉴于本书的性质,今择其要者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延续和继承中原文化即汉文化的传统,集中体现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闽文化上; 二是开放型的海洋文化的因子,海上丝绸之路而形成的开放型文化与爱拼敢赢的海洋文化精神;三是既有地域的差异又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福建传统文化延续和继承中原文化即汉文化的传统,特别集中体现在以朱熹为代表的闽文化
福建历史悠久,虽地处东南海隅,但自古以来即与中原有着密切联系。朱维幹先生《福建史稿》指出:“根据考古报道,在金门县, 曾发现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篦点纹陶器。经我国考古学家研究,认为该项陶器,与河南省新郑县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中的篦点纹陶器相类似。”“因此,‘东南沿海的同类遗存,当与中原地区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2]因此,可以说, 福建文化是与中华文化同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闽侯昙石山文化距今也约有四五千年。
因为山脉的阻隔,又濒临海滨,福建开发较晚。在唐以前,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较之中原相对落后。不过,福建虽受到横亘在西北方向连绵不断的戴云山脉和武夷山脉的阻隔,但是交通与交融还是不断的,像《李寄斩蛇》这样的流传在闽地的故事,能够被晋代干宝收入其所编著的《搜神记》,正说明闽地与中原的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存在。[3]
汉晋以降,特别是唐宋以来,北方汉人向闽地迁徙,与闽地的闽越人杂处一地,融合在一起。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入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文化的播迁,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这使得福建文化承袭着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福建文化。唐代自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发漳州,对福建的发展写下了隆重的一笔。陈元光随军入闽之后,追随父亲南征北战。平定泉漳之乱是陈元光的功绩之一,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开发和经营漳州和闽南。在开发闽南的过程中,陈元光身体力行、持之不渝地用德礼教化民心,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并积极主张和鼓励部下与山越人等少数民族和亲通婚,山越人由此逐渐汉化, 实现了民族融合。福建从唐代开始,便人才辈出。薛令之、欧阳詹成为闽人最早的进士。薛令之以诗赋登科,是“开闽第一进士”。唐代中叶,欧阳詹与韩愈、李觏等名人同科,成为唐代福建士子的杰出代表。到了唐五代时期, 王审知主政福建,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政绩斐然”, 使福建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到了宋代,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南宋时福建设一府五州二军,共计八个同一级行政机构,因此称为“八闽”。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多次申述宋代文化“登峰造极”,福建也是如此。宋代学人每以“海滨邹鲁”来称述福建。宋代文化南移,是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特别是南宋,可以说中国文化的重心在福建。[4]两宋时期,福建教育发达, 广设精舍和书院。此时出现了一批在政治上有影响或是执牛耳的人物,同时,在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诸多方面,也都出现一批有极大影响的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学者和作家,如杨亿、柳永、蔡襄、游酢、杨时、胡安国、李纲、张元幹、郑樵、朱熹、袁枢、严羽、真德秀、刘克庄、郑思肖、谢翱等等。就全国范围来看, 他们都是熠熠生辉而毫不逊色的。[5]如果拿 文学来说,进入宋代,单就诗人数量来说,福建便异军突起,跃居全国第二。这一时期,真可谓群星闪烁,光华璀璨。
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兴起[6],影 响了中华文化千百年。朱熹,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是集两宋理学之大成者。他对北宋以来的理学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朱熹“以二程学说的基本思想为中心, 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形成了由北宋道学几条支流汇合而成的澎湃大江”[7]。朱 熹的学说把哲学、政治、道德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学风上不空谈,务致用,有强烈的事业心。朱熹及其弟子大都能讲究民族大义、坚持民族气节。朱熹推崇《四书》,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包含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8]他精心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 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著作。朱熹自认为是接续了由孔子至曾参、子思再到孟子,再到韩愈的道统。《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甚至明清以后的科举制度,均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元代以后,朱熹哲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9]朱熹死后, 朱熹弟子及其后学黄榦、蔡元定、陈淳、真德秀等大力弘扬朱子之学,宣扬朱熹的道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此后,在明代、清代,以至近代,都涌现了一批杰出人物。这些历史人物,不但在福建发展的历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不少人物对中华文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再者,福建历代乡邦文献,亦堪称彬彬其盛,光华璀璨。就以“四库全书”所收三千五百多种图书来说,有关福建文献及研究福建文化的著作,共计三百三十多种,差不多占所收典籍的十分之一。如果加上存目,总数近八百种[10]。而集部的数量,连存目计算在内, 大约有三百部之多[11]。集部数量之多,说明福建历代学者作家之盛。
面朝大海,福建具有开放型的海洋文化的因子,由海上丝绸之路而形成了开放型文化与爱拼敢赢的海洋文化精神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背山面海,面对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毗邻港澳,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宋元时期的福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此时海外交通、贸易不断发展,与阿拉伯、波斯、印度以及欧洲的贸易经济往来形成了自福建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隋唐以后, 福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起。到晚唐,福州已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宋代推行开放的海洋政策,福建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交汇点,泉州、福州、漳州等海港与海外贸易频繁, 福建的陶瓷、江浙的丝绸等货物,通过福建行销世界各国。此时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港进入鼎盛期。众多来自西亚、中亚的商人汇聚泉州,还有来自欧洲如意大利的商人,甚至有阿拉伯人到泉州定居。这样的贸易往来,又促进了国内贸易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福建工商业的繁荣。到了明初,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发展的巅峰。而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就有福建的长乐(古称吴航)。郑和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访问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福州因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明代,漳州的月港, 也成为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月港与东西洋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有四十多个。
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福建文化又孕育着独特的开放型的海洋文化的因子。不同于纯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意识, 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和进取性,商品意识浓厚。面对大海,就是面对无数的未知数和艰难险阻;大洋彼岸的贸易对象,也一样充满着未知数。但是,海洋带来财富,带来机遇和挑战, 因此要有不畏艰险、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所以海洋文化崇尚“爱拼敢赢”。要战胜困难,又需要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一心, 互相帮助以达到目的。从莆田湄洲岛发端而影响深广的福建妈祖崇拜,即体现了因为海洋文化而催生出来的互助仁爱精神,又因面对浩瀚的大海,海洋的博大造就了人们宽阔的胸怀。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频繁,长期接触域外经济文化,眼界更加开阔,福建特别是沿海的人们勇于接纳海外文化的传统,使得福建文化具有了兼容的气度,开阔的胸怀,“爱拼敢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面向世界,成为它突出的特征。晚清马尾船政局能在福州开办,成为晚清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码头,除了地域的原因,与福建历史上就具有的开放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福建传统文化既有地域的差异, 又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福建地处南方,原来居住着几个南方少数民族。汉族南下福建之后,与当地民族交融, 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创造了福建灿烂辉煌的历史。福建从地理上看,东部都是沿海地区, 西部是山地。地域的差异,体现在内陆山地与沿海的差异,还有民族与族群的差异,等等, 造成了约略存在的文化的差异。
福州历史上的开放格局,产生了图强变革的思想。近代福州,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座福州城,半部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上,福州扮演着开思想风气之先、开眼看世界、行洋务运动之实图强变革的角色。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中国探索强国之路的典范。福州船政的创办,广泛接触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融合点。福州船政局又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成为近代中国变革图强的一面旗帜,追梦民族复兴的起点之一。这些变革举措,催生了福州文化的包容、博大、开明与先进,铸就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近代,福州文化在继承传统,坚持本来,放眼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书写了福州人勇于开拓进取、革新实践,又心怀社稷民生、家国天下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秉性。
福州船政局
莆仙地区,古称兴化,虽地域偏小,但是文教为先。自唐代以后,书堂、书院、县学林立。正是因为重视文教,莆仙地区成为“进士之乡”。“进士之乡”闻名全国,还以“文献名邦”享誉海内外。自唐中叶以来,历代学者勤于著书立说。据朱维干、李瑞良先生《四库全书闽人著作提要》统计,《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莆仙人著作有50 部882 卷,存目的有67 部983 卷,两者合计 117 部 1865 卷。这在福建全省来说, 首屈一指。而且诞生了许多名家名著,如晚唐五代的诗人黄滔、徐寅,宋代的理学大家林光朝、史学名家郑樵、文学名家蔡襄、刘克庄等。
发祥于宋代的莆田妈祖信仰,并非简单的一种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形成后,不但在莆仙地区得到较快发展,而且迅速传播到福建各地乃至省外、国外许多地方。宋代以后,妈祖的神格从“圣妃”上升为“天妃”“天后”,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海神和中国航海活动的精神支柱。她适应着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需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
闽南地区,指的是现在泉州、厦门、漳州几个市所辖地区。这里海域辽阔,中原文化和闽越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特色非常鲜明的闽南文化。闽南地区文化,既有对中原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如重农崇教,崇尚正统,重视守成,又敢于突破传统而求新,甚至对于传统的叛逆和反抗,催生了超越前人的新生事物。爱拼敢赢的文化特征在闽南人身上显示得特别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之初,闽南人即敢于率先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在全国的前头,使得闽南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恪守中原文化崇文重教的传统,闽南地区文化学术与官私教育也同样繁荣。山清水秀与广阔海洋的地理形胜,孕育出许多杰出的人物, 异军突起,如唐代与韩愈同科进士的南安的欧阳詹,宋代的著名学者蔡襄,明代敢于反抗传统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李贽,朱熹弟子陈淳, 抗清志士理学家黄道周,受到海商文化影响、收复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郑成功,清末怪杰辜鸿铭,文学大师林语堂等。像辜鸿铭、林语堂, 虽然学贯中西,但是其文化根底,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忠于中国之文明”(辜鸿铭语)。
客家地区,指的是今天龙岩市的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以及今天三明市的宁化、清流、明溪(归化)等地。与沿海的平原和面对辽阔的大海的沿海地区不同,客家地区是内陆山区,丘陵起伏,森林茂密。在此生活着一支特殊的汉族民系,即客家人。
历代南迁的汉民与当地闽越族、畲瑶等原住民经过漫长时间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以南迁汉人为主体的汉族客家民系和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民系在适应赣闽粤边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传家、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慎终追远、爱国爱乡, 是客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原文化的宝贵遗产。
客家文化还保存了众多的民间信俗。客家民俗丰富多彩, 尤其是信仰民俗、节庆民俗体现了客家百姓独特的精神生活。这些传承千百年的民俗活动是客家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成为“当地客家人的一种象征与符号”[12]。客家节庆民俗是客家人文精神最具乡土气息、最原生态、最大众化的表现形式。[13]“礼失求诸野”,中原古文化在发源地的式微,却在客家地区被保存下来。
由于文化的发展与客家人自身的努力, 明清以来闽西客家造就了许多全国知名的画家和诗人,如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画家上官周、华喦和黄慎。民间文艺也异彩纷呈,客家民众喜闻乐唱的客家山歌,最能反映客家社会的劳动生活,成为了解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客家文化,凸显了客家人生活的智慧、团结奋进的勇气、开放包容的胸怀以及敬宗睦族、崇文重教、爱国爱乡的精神特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闽东地区,指的是今天宁德市所辖的各县。闽东地区地形山海交融,又是畲族聚居之地。山海形胜,既有山的秀丽与雄奇,又有海洋的博大与壮阔。三都澳放眼太平洋,处于太平洋西岸国际诸航线的中心位置,可以直接通达全国和世界主要海运航线,是世界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被誉为“举世无双的海上天湖”。闽东地区的廊桥,是特有的文化遗产。因地制宜山区的地形,闽东人建起了瑰伟的廊桥。廊桥建筑,既是交通设施,又兼有驿站、祭祀、社交、贸易等功能,且蕴含着多元的文化内涵, 包括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风水景观文化等, 廊桥的建造以及建成之后的诸多功能,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廊桥是智慧的结晶, 又展现了闽东人民特有的审美趣味与文化精神。闽东地区又是畲族聚集地,在全国畲族人口中占比超过 50%。闽东畲族保存了很多畲族的古老的民族风情和礼俗。盘瓠信仰及其图腾,造就了畲族民族的忠勇精神和民族性格,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其族群意识催生了畲族人的凝聚团结精神,也表现了对华夏民族的认同。他们的语言、服饰等,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14]
闽北地区指现在的南平市所辖各县。闽北地区虽处山区,但却是文化发达地区。中原理学入闽,即从闽北始。从杨时、游酢到刘子翚,道南之学传入闽地,以致集大成者朱熹, 创造了福建文化的辉煌。
宁德木拱廊桥
闽北是中国早期书院文化的发源地。[15] 闽北的书院如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南宋时,闽北地区的建安和建阳就已是全国性的出版中心。“建本”或称“麻沙本”,行销全国以致海外。刻书文化,不但影响整个福建,也扩及到全国。闽北的茶文化特别是武夷茶文化,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神和生活的享受。
谈到福建文化,不能不说到海峡两岸的文化。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在海峡还未形成之时,便是大陆人生活、劳动的地方;台湾海峡形成之后, 在岛上定居的依然是来自大陆的早期居民。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陆人前往台湾的记录。随着大陆人民不断移居台湾,从三国时期的吴国开始,大陆便派官员到达台湾。南宋乾道年间,宋王朝已派兵到澎湖巡防,澎湖已属福建晋江县管辖了。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大陆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移植到台湾。康熙统一台湾后,设立台厦道, 隶属福建省,台湾知府由福建巡抚直接管理。历史上,福建闽南地区有大量的民众移入台湾,占据移入台湾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有客家移民和闽东移民,也占据台湾相当多的人口比例。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在台湾撒播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
在台湾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交融中,少数民族逐渐被汉族的习俗、文化、生活习惯等所影响。台湾少数民族与我国南方地区的古越人在文化上具有渊源相承的关系。可以说, 台湾南岛语系族群的主要来源是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古越先民的一支。台湾少数民族大多都拥有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其中蛇图腾崇拜、竹图腾崇拜都与大陆南方地区的信仰相似。
宗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宗族文化也随着福建移民到达台湾。福建移民到达台湾,他们将安土重迁、不忘根本的乡土观念带到台湾。台湾的教育也受到福建文化的影响,特别推崇闽学与朱熹。台湾形成“紫阳(朱熹)儒宗,海隅仰止”的浓烈氛围。清代福州鳌峰书院既有台湾籍的教员,也有台湾来的学子。此外,台湾的信仰民俗、建筑艺术、文学艺术,也基本上与福建闽南、客家的传统相同。
以上所述是八闽地区文化的些许差异, 它们共同构成了福建传统文化的特色,那就是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爱乡爱国、团结拼搏、海纳百川、爱拼敢赢的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既敢搏命轻生于惊涛骇浪之中,也敢披坚执锐面对强敌,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尊严”。[16]这虽然特别显著体现于闽南文化,其实也是福建文化的精神!它表现出宏伟气魄,巨大度量,深宏阔大,雍穆从容的文化品格。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1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
[1]参见王学典:《 中华读书报 》, 2020 年 12 月 16 日第 13 版。
[2]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3 页。
[3]李寄斩蛇是汉朝之事,文中所说的
“庸岭”,在福建的邵武市。最后还有“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云云。
[4]参看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绪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参见郭丹主编:《福建历代名篇选
读前言》《福建历代名篇选读》,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 年。
[6]一般认为,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
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理学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参见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 页)。
[7]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 页。
[8]参见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61 页。
[9]参见汪征鲁:《闽文化新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10]参见朱维幹:《四库全书闽人著
作提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第 8 页(增辑说明)。
[11]按朱维幹《四库全书闽人著作提要》粗略统计。
[12]刘大可:《闽台客家地区的民主
公王信仰》,《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 年第 5 期。
[13]林开钦:《客家通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17 页。
[14]参见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15]参见徐晓望:《闽北文化述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26 页。
[16]林枫、范正义:《闽南文化述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