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46.李贽与《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李贽，是一位特立独行、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人物。然而，这位世人眼中的“异端”思想家，求道问学数十年，于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又不为“三教”所囿，极其崇尚个体的自然真性与生命之自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贽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文、史、哲等领域，他的最主要作品，当属《焚书》、《续焚书》与《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是李贽的诗文集，在李贽的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反映李贽一生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生活与写作的基本状况。《藏书》、《续藏书》，是李贽晚年之作，其编纂依前人修史贯通古今之例，记人采传纪，记事采编年，博采众史书之长，将自己的史识与见解，借立目与编排以示褒贬毁誉。这两部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李贽的史学观、政治观的睿见卓识与独树一帜。

《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明）李贽著。

李贽（1527—1602），原姓林，名载贽，后因避讳改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思斋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李贽幼年丧母，七岁始随父读书作诗，习治《周易》、《三礼》、《尚书》等典籍。二十六岁参加福建乡试，以《尚书》科考中黄昇耀榜举人，此后两度会试不第，遂于三十岁后出外任官，历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长期混迹下层官僚，生活异常清苦，四个儿女先后死于贫病与饥饿。姚安知府三年任期未满，李贽心生归意，终于辞官卸任，脱离二十五年的官场樊笼。此后，李贽辗转多地，主要从事著书与讲学，六十二岁落发为僧，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名被捕，于狱中愤而自刎，时年七十六岁。

受生活环境与时代风气影响，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与传统儒士大异其趣，自言“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年十二，作《老农老圃论》，不满孔子对其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离经叛道”品格已初现端倪。四十一岁后，李贽的思想发生较大转变，他于礼部司务任上接触阳明心学，并折节从徐用检游，崇信佛、老思想，参治《金刚经》、《老子》等典籍，从此潜心道妙，一意向学。然“离经叛道”色彩并未因此稍易，李贽更加追求真性，提倡“童心”之真，反对“言与行违，行与言违”的道学之假，与耿定向书信辩答、唇枪舌战，常发惊世骇俗之语。削发为僧后，李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招收女弟子，接受寡妇供奉，行为依然放浪不羁。求道问学数十年，李贽于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可贵者在于不为“三教”所囿，极其崇尚个体的自然真性与生命之自适，成为世人眼中的“异端”思想家，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文、史、哲等领域，主要作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说书》、《初潭集》、《明灯道古录》、《阳明先生年谱》、《九正易因》等。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的诗文集，在李贽的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焚书》又名《李氏焚书》，凡六卷，含书答二卷、杂述二卷、读史一卷、诗歌一卷，于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在湖北麻城刊刻，又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刻，后曾两度遭禁毁，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仍被列为禁书，现在所流传的《焚书》乃李贽死后由其好友焦竑重编刊行，个别地方稍有删改。《续焚书》凡五卷，李贽死后由其门生汪本钶辑成。《续焚书》仿《焚书》体例，卷一为书汇，汇集各类书信，卷二为序汇、说汇、论汇，卷三为读史汇，卷四为杂著汇，卷五为诗汇，最早刊刻于万历四十六年。

李贽在《焚书》、《续焚书》中，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所谓“近世学者”即道学家，其中不乏尖锐泼辣的书信、杂文，与道学家展开激烈辩论。这些篇目，多短悍，力雄健，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诸多与朋友论学的书信、文章，较鲜明地表达了李贽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两书亦反映李贽一生尤其是后期生活与写作的基本状况。李贽深知此等“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的离经叛道之作，必然将引起当权者和道学家的恐惧与仇恨，他称“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故将书名取作《焚书》。

《焚书》、《续焚书》数百篇诗文中，最享誉盛名者当属《童心说》。李贽所谓“童心”，就是未曾受外在“闻见道理”所蔽障和干扰的赤子之心，即未曾为封建伦理、程朱理学所浸染、所扭曲的人之最初本性，“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人自出生，皆有“童心”，因而皆有“真心”，皆为“真人”。然而，由于理学家的宣扬，封建伦理深入人心，导致“童心”丧失、人性扭曲。“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因此，李贽认为，人们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真心”，唤起“最初一念”之觉醒，回复“绝假纯真”之本性。李贽“童心说”，无疑承继了王阳明的心学传统，但他们言“心”又有不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这是李贽异端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童心说”亦诠释了李贽的文学思想，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故天下“至文”，皆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情感与人生欲望。欲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则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他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童心说》）

李贽又指出，理学家把“理”作为最高实体也是根本错误的。他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夫妇论》）因此，理学家所讲的那种“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其实难以成立。在他看来，所谓“理”，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因此，讲“理”识“理”，不应皓首穷经，而应面向生活，所谓“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答邓明府》）认为在这些关于百姓日用的浅近之言中，包含了真正的道理。

李贽进而对传统观念及现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批判。如，李贽反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认为“男子之见尽长，女之见尽短”的看法毫无根据，其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又如，他反对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视为逆贼草寇，认为“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谡之正忠不可也”。此等忠义之士之所以对抗朝廷，乃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社会所造成。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这种势力“驱天下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只能是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城腹心”，而“在水浒”。（《忠义水浒传序》）

李贽敢于将儒家经典斥为伪道学的根据，敢于抨击传统观念，那么“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亦不足为奇。李贽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若必待取给予孔子，则千年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正由于李贽“非孔反儒”，《焚书》、《续焚书》在后世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除了当权者极力禁止，诸多优秀思想家，如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均对李贽颇有微词。王夫之曾言：“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纪昀亦称李贽“非圣无法”，直斥其思想为“邪说”。另一方面，《焚书》《续焚书》在民间却不仅未曾禁绝失传，反而流布益广，甚至传至海外。明代“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对李贽推崇备至，他们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即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启迪和影响。

及至“五四”期间，出于破除封建势力、呼吁社会改革的需要，李贽的“反传统”思想受到格外重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将李贽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著《明李卓吾别传》，对《焚书》评价极高，认为该书“剽剥当世儒者，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无怪乎道学家之侧目也。”这种“反儒反封建”的论调，持续至“文革”时期，被严重歪曲夸张，为“评法批儒”运动所利用，直至“文革”结束才逐渐回归理性。然许多学者仍坚持李贽“非孔反儒”的观点，蔡尚思先生认为：“李贽是公开反孔的，且年纪越大反孔越大胆；他是反真道学（先秦儒学）而不只是反假道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是‘叛道者’而不是‘卫道者’。”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认为李贽并非真正的“反孔”，他所反对的是借孔子之名谋取自身利益的假道学，道学家们对孔子的理解乃“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因此已经偏离圣人本心，并不能理解到圣人本意，“古圣之言，今人多错会。”李贽所为，是为消除圣人与凡人之差别，还原孔子的本真面目，并试图给孔子正名，使其摆脱道学家的随意粉饰和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至于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则是见仁见智，亦有待后来者继续研究切磋矣。

李贽的另外两部重要作品为《藏书》2024-01-022024-01-02《续藏书》。《藏书》亦称《李氏藏书》，凡六十八卷。成书于明万历十年（1582）至十八年（1590）间。《藏书》是李贽晚年之作，他说“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称《藏书》。后因友人借阅颇多，不得已才于万历年间刊行于南京。《藏书》的编纂，依前人修史贯通古今之例，记人采传纪，记事采编年，博采众史书之长，将自己的史识与见解，借立目与编排以示褒贬毁誉。《藏书》分为《世纪》与《列传》两部分，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内容为历史人物评传。此书上起战国，下迄于元，各采人物事迹，编为记传，计世纪八卷，列传六十卷。其于帝王和大臣纪传前均撰有总论，末附评语。卷一至卷八为《世纪》，记战国到元代的朝代更替及历代君王事迹，对于某些人虽未曾称帝，但曾起兵称王，李贽亦将其列入《世纪》，如陈胜、项羽等。每篇都便有名目以示褒贬，如西楚霸王项羽篇，题为“英雄草创”，王莽篇题为“篡弑资贼”。卷九以下为《列传》，将大臣分门别类，有：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类，各门类中人物依时代先后排列。

《续藏书》在李贽死后才得以刊印，最早刊于万历年间。《续藏书》实为《藏书》中《列传》部分之续篇，专载明代人物，收录明神宗以前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庶人等约400名，分为《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清正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十四类。

这两部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李贽的史学观与政治观。细审李贽的史著，与《焚书》、《续焚书》相似，其中亦有不合于儒者相沿之是非的一面，他表示出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宏愿，认为“世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实际是顽固地坚持是非之一成不变的僵死信条，所以“未尝有是非耳”。但从总的倾向看，李贽的史学观仍渗透着儒者的政治思想，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可概括为：仁义礼国，以身护国，任用贤能，约检仁恕，励精图治。他所追求的乃是一种真实的儒家政治理想，所希企的是纯儒、真儒而非伪儒、迂儒。李贽的卓越史识，还表现在对某些领域作了大胆的突破。如强调强主富国的功利观点，赞扬桑弘羊理财有方，使“不待加赋，而国用自足，太仓、甘泉一岁皆满。”可以说，李贽对经济、政治、军事与科学文化等方面均十分重视，这正反映了其史学观点的远见卓识与独树一帜。

李贽《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的现代版本，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焚书·续焚书》（合为一书，1975年出版）、《藏书》（分为四册）、《续藏书》（分为两策）（1974年出版）。张建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李贽文集》中，也收入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