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11.杨时与《杨龟山先生文集》

杨时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学者尊称为“龟山先生”，先后亲受程颢、程颐的教诲。著名的尊师重道的典故——“程门立雪”，就是出自杨时与游酢赴河南洛阳师从程颐求学问道时的故事。杨时直接师承二程之学脉，一生精研理学，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作为福建的学者，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杨时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二程粹言》和《杨龟山先生集》。《杨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多方面地体现了杨时的思想观念及其影响，是我们认识、把握宋代理学思想之内容实质及发展理路的重要文献。

《杨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宋）杨时著。

杨时（1053—1135），初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因其故里傍龟山，时用以自号，学者称他为“龟山先生”。福建将乐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宋史》（卷三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杨时本传记载，杨时“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第，调官不赴，以师礼见理学家程颢，从学数载。杨时南归之时，程颢有“吾道南矣”之语。程颢死后，杨时年已四十，又赴河南洛阳师从程颐求学问道。“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就是著名的尊师重道的典故——“程门立雪”。杜门不仕十年之后，历官浏阳、余杭、萧山知县，荆州教授，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此时，杨时之名声已传到高丽国，宋使臣到其国，国王还特别问及“龟山安在”。朝廷召为秘书郎，又迁著作郎；又任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等。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杨时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政策，力主抗金，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李纲曾赞杨时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南宋高宗即位后，建炎元年（1127），杨时上疏请除茶、盐二法，并且力陈对金国割地求和不可为。建炎二年（1128），被任命为工部侍郎，杨时力辞不受，后改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建炎四年（1130），杨时年事已高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白银，以养天年。杨时遂得以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绍兴五年（1135）四月，杨时辞世，享年八十有三，朝廷赠授太师、大中大夫封号，谥“文靖”。杨时葬于福建将乐水南乌石山麓。后人于将乐龟山麓建有“龟山书院”、“道南祠”，宋度宗赵构为书院题名。

杨时直接师承北宋理学创立者程颢、程颐兄弟之学脉，一生精研理学，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作为福建的学者，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宋史》杨时本传称：“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又称：“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从杨时到罗从彦、李侗、朱熹的师承，算起来，朱熹是杨时的三传弟子。《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言：“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酢）、杨（时）、尹（焞）、谢（良佐）、吕（大临）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

杨时的著作，有《书义》、《周易解义》、《礼记解义》、《春秋义》、《大学解》、《中庸义》、《论语义》、《列子解》、《庄子解》等，而最重要的是《二程粹言》和《杨龟山先生集》。《杨龟山先生集》又名《杨龟山集》或《龟山集》，四十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集部·别集类九著录：《龟山集》，四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提要》略述其版本源流，曰：“旧版散佚，明弘治壬戌，将乐知县李熙重刊，并为十六卷。后常州东林书院刊本，分为三十六卷。宜兴刊本，又并为三十五卷。万历辛卯，将乐知县林熙春重刊，定为四十二卷。此本为顺治庚寅时裔孙令闻所刊，其卷帙一仍熙春之旧云。”集中内容有：“凡书奏、表劄、讲义、经解、史论、启记、序跋各一卷、语录四卷、答问二卷、辨二卷、书七卷、杂著一卷、哀辞祭文一卷、状述一卷、志铭八卷、诗五卷。”

《杨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又名《杨龟山集》或《龟山集》），多方面地体现了杨时的思想观念及其影响。

杨时对“理一分殊”这个理学范畴的提出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阐释“理一分殊”与体用的关系方面有创造性的发挥。“理一分殊”这个范畴，始见于程颐答复杨时关于张载《西铭》主旨的通信。《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杨时怀疑它有类于墨子爱无差等的“兼爱”学说，所以写信向程颐请教（《杨龟山先生集》卷十六《寄伊川先生书》），程颐则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指出，《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二程集》卷九），而非墨氏兼爱之说，从而首次把“理一分殊”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了出来。杨时对“理一而分殊”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论述，他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于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一《京师所闻》，《杨龟山先生集》以下简称《集》）杨时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二者不同，但又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时把“理一分殊”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曾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集》卷二十《答胡康侯》其一）杨时不但阐述了仁与义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且提出“分殊”不明，则“理一”不精的重要思想，强调分殊，即强调“用”及其等差。他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所谓分殊，即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分不能无等差。”（《集》十一卷《京师所闻》）他在答伊川先生中说：“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集》卷十六《寄伊川先生书》）这就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说明，从而论证了亲疏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杨时从体关系出发对“理一分殊”说所作的创造性发挥，为尔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开辟了新道路。后来罗从彦把“理一分殊”的思想传授给李侗，李侗又把它传授给朱熹。朱熹对杨时龟山语录“理一分殊”的阐释有积极的评价，他在论《西铭》中说：“此论分别异同，各有归趣，大非答书（指《答伊川先生》）之比，岂其年高德盛所见始益精与？”在杨时的启发下，朱熹更进一步提出理一用异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八）

杨时在传播洛学与阐述二程的哲学思想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二程死后，杨时以“先生之门余无人，某当任其责也”的精神，为编集《二程粹言》和校正《伊川易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游定夫》其六说：“先生《语录》，传之浸广，共间记录颇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可疑者。”（《集》卷十九）杨时对《伊川易传》的整理亦有功于洛学。其《校正伊川易传后序》说：“伊川先生著《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而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而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侍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集》卷二十五）杨时校定态度严肃认真，曾说：“先生道学足为世师，而于《易》尤尽心焉。其微辞妙旨，盖有书不能传者。恨得其书晚，不及亲受旨训，其谬误有疑而未达者，姑存以俟知者，不敢辄加损也。”（同上）杨时一生讲学不辍。在萧山，“四方之士闻时名，不远千里来从游。”（民国十四年《萧山县志》卷十二）从徽宗政和四年（1114）起，杨时寓毗陵（今江苏无锡、常州、镇江一带）前后达十八年之久。他在东林书院（故址在今无锡市）讲学，宣扬洛学，“弟子千余人”，称为“南渡洛学大宗”。

杨时上承师说，对《四书》的重要性加以阐释，巩固和扩大了《四书》的影响。二程极力推崇《四书》，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 《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宋史·道学传序论》也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合通贯，无复余蕴。”杨时师承二程，也高度重视《四书》。曾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其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集》卷二十六 《题萧欲仁大学篇后》）又说：“《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集》卷二十五《论语义序》）对 《孟子》也说：“孟子以睿知刚明之材，出于道学陵夷之后，非尧、舜之道不陈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事，恩以道援天下，绍复先王令绪，其自任可谓至矣。……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集》卷二十五《孟子义序》）对《中庸》，则说：“《中庸》之节，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道学之传，有是书而已。”（《集》卷二十五《中庸义序》）杨时的这些论述，对朱熹集注《四书》有深刻的影响。据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引用了32位学者731条语录，其中引用杨时的言论达73条，仅次于二程（225条）和尹焞（90条）。这说明杨时的言论也是朱熹构筑闽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依据。

杨时推崇《六经》，主张学以致用，注重践履，他曾说：“《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集》卷二十五《送吴子正序》）又说：“士之去圣远矣，舍《六经》何以求圣人哉？要当精思之，力行之。”（《集》卷二十五《与陈传道序》）还说：“说经义至不可践履处，便非经义。”（《集》卷十一《京师所闻》）杨时为官任政，以《六经》为准绳，以仁政为信条，身体力行，所到之处，都有能声。作为一个理学官员，杨时关心社会变化的动向，对社会改革曾经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圣人作处，唯求一个‘是’的道理。若果是，虽约之政有所不革；果非，文王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用心，因时乘理，欲天下国家安利而己。”（《集》卷十一《余杭所闻》）

杨时关心国运民瘼，对暴政乱政，时加揭露和批判。在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廷享乐，吏治腐败，暴政虐民，社会动荡不安。杨时在讲学中，在与师友的交往中，时加揭露和批判。曾说：“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法如何。”（《集》卷十二《余杭所闻》）“钱塘内造物，守臣不知其数，恣宦官所为，至数年末已，伤财害民，莫此为甚。”（《集》卷十《荆州所闻》）他同情人民，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未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

杨时力主抗金，具有祟高的民族气带和爱国精神。杨时晚年立朝，正值国家危亡之秋。他屡提积极建议，力图挽救危局。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闻金人南侵，杨时连上《论金人入寇》二疏，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两项积极建议，说：“今日之事，当以牧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并尖锐指出：“边事之兴，免夫之役，毒被海内，人怨神怒，驯致今日，误国之罪，宜有归矣。小人剥民希宠，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敛， 东南花石，其害尤甚。闻有旨一切罢去。……然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应奉之舟己啣尾至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去，人谁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集》卷二）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包围汴京，杨时时任著作郎兼经筵侍讲，上书力主抗金，提出立统帅、肃军政、责宰臣不思、罢庵寺防城、谨号令等七项建议，并直斥三路统帅童贯奋军而归，致使金骑得以长驱而前的误国之罪（《集》卷一《上钦宗皇帝其一》），表现了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四库全书总目》论及《杨龟山先生集》的政论文时说：“其他排和议、争三镇、请一统帅、罢奄寺守城以及茶务、盐法、转般、籴买、坑冶、盗贼、边防、军制诸议，皆於时势安危，言之凿凿。亦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又称杨时文章“本不以文章见重，而笃实质朴，要不失为儒者之言。”

《杨龟山先生集》中有诗五卷，收录杨时诗作200多首，涵盖了思亲、忧国、赠别、论学、写景抒情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相当丰富。他的诗歌艺术源出二程，濡染陶潜，但又有所变化，既有温柔敦厚、中和平淡之美，又寓理于景，含蓄隽永，而鹰扬飞烈、苍劲老到之作，又体现了宋诗独有的老硬苍健的风格。杨时的诗歌可以用“性情风物两相美”加以概括。

《杨龟山先生集》的古籍版本，有南宋馆阁刊本《龟山先生集》二十五卷本，有明弘治八年（1495）新安程敏政钞录的《龟山先生文集》十六卷本；有清顺治七年（1650）杨时裔孙杨令闻重刊的《龟山先生文集》四十二卷本，清康熙年间杨时二十代裔孙杨绳祖重刻的《杨龟山全集》四十二卷本。现代版本有林海权点校的《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