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信文化例析

书信是人们用来交际的一种应用文体。其中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杰作，是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信写作内容极其广泛，功能多种多样，叙事、议论、抒情、状物、写景，众体俱备。文风百花齐放，无成法，无定体，或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或洋洋千言，尽情挥洒。语言活泼自由，率直如家常话，不避方言俗语，还有用诗词替代书信的。

书信散见于史籍和各种文集，篇目浩繁，本文试图从书信内容和作用的角度，分为政治论辩、道德诫勉、立身处世、论文治学、友谊亲情等类，结合名篇实例，作一些初步的探析。

政治论辩 古代官员、士人，往往因政治派别、政治观点或某一具体政治事件的纷争，通过书信往来，开展辩论。这类书信，辞锋犀利，说理透辟，多有名篇。如李陵《答苏武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等，收录于《古文观止》和其他文集。试举两例：

一是丘迟《与陈伯之书》。丘迟是南朝齐梁间著名文人；陈伯之原为梁朝江州刺史，听信部下挑唆，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魏。梁武帝派兵攻伐北魏，丘迟奉命写信劝陈伯之反正归降。这封信首先晓之以理，从政治上批评陈伯之叛国投敌的不明智，反复申明梁朝不究既往的政策和化敌为友的宽容，指出只有反正才是他唯一的光明出路。继而动之以情，告知陈伯之：“将军松柏不剪（祖坟没有损毁），亲戚安居，高台（住宅）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您细细思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您登上城楼，遥望故国的军威和美丽风光，想起往昔，能不伤心动情吗）？”陈伯之慑于梁朝大军压境，读了丘迟来信，终于反正归顺。

二是宗臣《报刘一丈书》，宗臣是明朝文学家，原任吏部员外郎，因耿直刚正，得罪奸相严嵩，被贬外任福建布政参议。刘一丈是他的长辈，写信劝他注意“上下相孚”（搞好上下级关系，互相信任）。宗臣在给刘一丈的复信里，紧扣“上下相孚”一语，借题发挥，狠揭官场丑态。当时，严嵩及其子严世蕃权倾天下，京师民谣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说。“凡文武擢迁，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任命）。”对这种贿赂公行，买官卖官的腐败，宗臣作了细致生动的描绘揭露：

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不指名地点了严嵩）之门，门者（守门人）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名片）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扳客曰：“相公（宰相）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既起盥栉。走马推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之。然后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马上遇所识，既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很看得起我）！”且虚言状（揑造相公厚待的情形）……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某，指行贿者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宗臣把行贿者的恬不知耻，低声下气，奴颜婢膝，拍马吹牛；守门人的狗仗人势，刁难勒索，权相的高高在上，故作姿态，内心贪欲，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对官场文化极尽讽刺之能事，表明了自己深恶痛绝的态度。确是一幅漫画化的官场群丑图。

道德诫勉 中华传统文化重德。古代书信中不少是长辈劝勉子弟加强道德修养的。这类书信往往语重心长，谆谆教诲，期望殷切，循循善诱。

如司马光《与子康书》。司马光是北宋史学家，曾任宰相。一般认为如此高官显爵，当是豪华富贵，养尊处优的了。而司马光写信，却诫勉其子履行节俭，力戒奢侈。说：“吾本寒家，世清白相传……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信中称颂宋真宗的宰相张知白，过着贫士一样的生活。外人嘲讽他假作俭朴，装点门面。张知白感叹：“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然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说明养成俭朴美德，是深谋远虑的卓见。司马光这封信在封建时代，对于个人美德、家庭道德、政治道德的养成，具有普遍意义。时至今日还值得借鉴。

又如张之洞《致儿子书》。张之洞是官至一品的封疆大吏，晚年当了军机大臣（宰相）。写此信时，清朝已废科举，他让儿子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习武。写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教育儿子勿以贵公子自居。应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地位低下的士兵），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尤戒有狭邪（嫖娼）赌博等行为，即幸不被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万一被人发觉，甚或为日本官吏拘捕，则余之面目，将何所在？”表现出张之洞教育子弟有高度责任感；告诫“官二代”不搞特殊化，不胡作非为的见解，也是很可贵的。

立身处世 作为有思想感情的高等动物，人的言谈举止，既体现自身素质，又影响他人。所以怎样做人，怎样待人接物，就受到普遍关注。古代书信对此有不少好的见解。

例如，明朝支大伦《示儿书》：“丈夫遇权门须脚硬（与权势者打交道要站得直行得正）；在谏垣须口硬（当谏官敢讲逆耳忠言）；入史局须手硬（编撰历史要秉笔直书，无所忌讳）；值肤受之诉须心硬（听到别人如受切肤之痛般的诉苦，不要心软，要冷静分析真伪），浸润之谮须耳硬（有人不断说别人的坏话，不要轻听）。”全信只五句话，关键在“硬”，强调做人要做硬骨头。

朱熹《给长子书》则谈了处世交友之道：“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之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亲益友，疏损友，也是立身处世的重要素养。

特别值得一提的郑板桥的书信。郑板桥诗、书，画“三绝”，清朝文化名人。可他在家书里从未流露高人一等的情绪，反复教育子弟平等待人，忠厚待人。《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说：“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佃户），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他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糙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体贴入微，充满了人情味。《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要他教育好自己留在家里的儿子，“务令忠厚悱恻（有同情心），毋为刻急（刻薄粗暴）。”“家人（仆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家常琐事，郑板桥总是将心比心，体恤弱者，充满人文关怀。

论文为学 探讨文学艺术以及读书求知的书信。

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提出“发愤著书”的著名观点，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等一系列历史事实，说明文史著作与作者身处逆境，亦即源于生活实践的关系。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用自己创作的揭露时政黑暗的诗歌，引起“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众面脉脉，尽不悦矣”；“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执政柄者枙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等等强烈反响，印证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

明朝一代文宗唐顺之所写《答茅鹿门知县书》，主张文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以为文章最根的东西是“精神命脉骨髓”“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唐顺之的信还进一步申述：“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今古只眼者，即使未曾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无病呻吟地学写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庸俗迂腐）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相反，另一人虽然专门学过写作，文章中规中矩。“然翻来复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语（老掉牙的陈词滥调），索其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下等）。”这种反对形式主义，蹈袭陈习，提倡富有创见，自然清新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见解，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意义。

关于读书求知，清朝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这封信，主要谈学习重在态度端正，努力勤奋：

人之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天赋）之昏，不逮人也；吾才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才之敏倍人也，摒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所异也。……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雄辩地证明了为学的难与易，天才与愚钝、聪敏与平庸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而关键在于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

另一封是清朝名臣左宗棠《致孝威、孝宽》，孝威、孝宽是左宗棠的儿子。左宗棠信中说他们“读书总是混过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处。心中胡思乱想，全无收敛归著之时”，望子成龙的左宗棠为之发愁，“夜间思及，辄不成眠”，写了一封长信，要儿子立志攻读，还具体详细地谈了“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的方法。特别是“心到”；“用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求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融渐（融会贯通），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务期了然于心。”可谓苦口婆心，所谈读书方法也切实可行。

亲情友谊 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通信。卓文君是四川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貌美新寡，归居娘家。司马相如在卓家做客，两人相爱私奔，卖酒为生，文君当炉，相如洗碗。相如工辞赋，受到汉武帝赏识，进京做官，显贵后想纳妾，卓文君写信批评司马相如“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比喻喜新厌旧）。”信最后说：“朱弦啮（咬断），明镜缺，朝露晞，芳弦歇（都用来比喻感情破裂），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毋忘妾！锦水汤汤，与君永诀！”主动提出离婚诀别，表现了独立不羁的坚强性格。司马相如《报卓文君书》说：“五味虽甘，宁先稻黍（比喻新人比不上妻子）。”“诵子嘉吟，而回予敬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表示回心转意，不使卓文君老年孤独。卓文君的信就是有名的《白头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爱情佳话。

写深厚真挚友谊的，莫过于清词人顾贞观写给吴汉槎的两首《金缕曲》，以词代书，别创一格。顺治年间，吴汉槎参加江南乡试，中举。受人诬陷，与父母兄弟妻子举家流徙到荒僻苦寒的宁古塔。词札之一云：

季子（古代兄弟以伯仲叔季排行）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邪恶之人）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乎。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粗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劝慰吴汉槎不要过于悲伤，虽然被贬戍边荒，但依然全家团聚，这是很难得的）？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是绝塞苦寒难受。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鸟头马角终相救。（用了两个典故。前一个说春秋时楚大夫申包胥与伍子胥为知交，子胥被迫出走时对申包胥说：“我必覆楚。”包胥说：“我必存之。”作者借以表示自己一定要实现救汉槎的诺言。后一个说：燕太子丹作为人质留秦，要求回国。秦王说，乌白头，马生角，才能放你回去。作者借以表示困难重重也要营救）置此札，兄怀袖！

其时，顾贞观在乾隆皇帝宠臣纳兰明珠家作馆，明珠之子，即富有感情、才情的文学家纳兰性德看到此词，感动得“泣下数行”，请求父亲从中调停，终于使吴汉槎得以生还。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叮咛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