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到不可救药  傻得难以理喻

——话说宋襄公与晋惠帝

楚 欣

《宋襄公》小人书封面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国君），权力巨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虽然表现各式各样，但在笔者看来，都属于那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要说非正常、另类的，也有。这里仅举两个，一个是蠢到不可救药的宋襄公；另一个是傻得难以理喻的晋惠帝，他们堪称无与伦比的绝配。谓予不信，请听我慢慢道来。

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春秋时代有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然而其中的宋襄公，徒有虚名，并没能真正起到霸主的作用，更由于他在楚宋两军交战过程中匪夷所思的表现，留下了千古笑柄。当代伟人毛泽东曾在抗日战争时告诫我党我军我国人民：“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

那么，何谓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呢？

宋襄公，名兹甫，宋桓公的嫡子。桓公去世后，齐国发生内乱，他率领宋以及卫、曹、邾三个小国的军队，帮助在外的公子昭回国接班（是为齐孝公），因此有了一定名气。但他不自量力，也想学齐桓公那样当盟主。对此，多数诸侯国并不买账，特别是晋、楚这样的大国，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宋与楚较量，宋军中了埋伏，宋襄公被抓，当了俘虏。获释后本该静思其过，不仅没有，反而迁怒于支持楚成王称霸的郑国，贸然出兵讨伐。郑国向楚国求救。为了救郑，楚成王率部攻打宋国。楚宋两军于是在泓水（今河南拓县北30公里处）打了一仗。

关于泓水之战，《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与《史记·宋徽子》都有介绍，内容差不多。现将《史记·宋徽子》对这场战事的记载抄录于下：

十三年夏，宋伐郑，……秋，楚伐宋以救郑，……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以上所述，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泓水之战，宋国军队因就近，早就列阵等候，楚国大军远道而来，尚未渡过泓水。此时公子目夷（宋襄公同父异母的长兄、任大司马）说，楚军人数多，我军人数少，对我不利，但我们可以趁敌军还没有到齐就发起攻击。宋襄公揺摇头说，我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楚军还没过河，怎么能先打？不行不行！当即否定了目夷的意见。过了一些时候，楚军过了河，但未列好阵，目夷又向宋襄公建议：趁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打它个措手不及。宋襄公却说，这样行事也不合仁义。我看别急，还是等他们列好阵再打也未晚。就这样，等到楚军一切都准备就绪，宋襄公才对宋军下达开战令。然而双方一交手，宋军就被打得稀里哗啦，一败涂地。宋襄公的大腿还被乱箭射中负了伤，多亏目夷以及众战将拼命厮杀，冲出重围，才没有第二次当俘虏。战后，宋国上下都埋怨宋襄公，说他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打法。听到议论，宋襄公不仅没有深刻反省，还极力辩解，他振振有词地说：“君子不困仁于轭，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意思是，君子要讲仁义道德。两军对垒，不能在对方处于危险之际发起攻击，也不能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更不可抓那些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老兵当俘虏。先德的这些教诲我都做到了，还有什么不对吗？子鱼（即目夷）听了，很气愤，说道：“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打仗就是要打败敌人。如果与敌人讲仁义道德，还打什么仗？不如不打！

宋襄公志大才疏，迂腐而又刚愎，毛泽东说他在战争中的那些言行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骂得痛快淋漓，又不过分。像宋襄公这样的人，最终的下场只能是失败再失败。泓水之战，他因箭伤严重，过了一年就呜呼哀哉，但作为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其名字却永远留在中国历史上。

惠帝——没得吃，“何不食肉糜”？

如果从历史上的统治者当中评选最傻国君，晋惠帝司马衷必定入围，甚至可能高居榜首。

司马衷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是晋的开国之君，其上辈也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如那个为曹魏的强大立下汗马功劳的司马懿；那个篡位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按照基因遗传的原理，司马炎的后裔也应该拥有高智商。然而上天和他开了个玩笑，赐予绝对低能的傻儿子——司马衷。

司马衷是司马炎的次子，因长兄早逝，泰始三年（267年），九岁的他被立为太子。

司马衷究竟有多傻，《晋书·惠帝本纪》没有记载。《晋书·武帝本纪》也没说，只是最后提到，“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慧，故无废立之心。”意思是，儿子（司马衷）虽不怎样，但孙子了不得，晋武帝也就放心了，不再有废掉太子之位的想法。不过，《晋书·后妃传》另有记载，说众大臣担心司马衷继位，国家将不堪设想，便向晋武帝建议换太子。晋武帝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而是想亲自考核一下，看看这个儿子究竟傻不傻。于是派人给司马衷送去一卷文书，里面有几件要事，让他处理。司马衷生活能力都很差，哪能处理政务！然而圣命又不能违抗。怎么办？他的妻子贾妃是个能干的女人，看到文书后，就让手下找来宫中的一位老师，替写答卷。老师学问渊博，又见过世面，写出来的处理办法，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贾妃看了很满意，准备交上。身边的给使（太监）张泓却说，“太子不学，而卷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即太子平素不学习，卷子却写得如此高明，容易让人怀疑作弊，追究起来不好办。我看还是直白点好。贾妃一听，觉得此言有理，便请老师按这个思路再起草一份，然后让太子抄写，呈给父皇。晋武帝认真阅过司马衷交来的“答卷”，虽然不能让他都满意，但有问有答，说明太子的脑袋瓜还属正常，并不像大臣们所说的那么差，也就不准备换人。

太熈元年（290年），此时的司马衷已经年过三十，病重的晋武帝临终前立下遗诏，让外戚杨骏与汝南王司马良共同辅政。

司马衷继位后，杨骏企图独揽大权，引起贾皇后与晋宗室的强烈不满，双方争斗不已，发生了八王之乱，导致宗室之间相互残杀，长达十六年之久（291年—306年）。八王死了七个。不久，西部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趁乱进攻中原，西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作为一国之尊，司马衷本该承担责任，但他尸位素餐，政务都由贾皇后或大臣代庖，正经事一件也没做。

不过，这个白痴皇帝也没闲着，闹笑话的事倒是不缺。《晋书·惠帝本纪》作了记载。且看：

有一年，全国遍地灾荒，庄稼歉收，粮食奇缺，老百姓饿死不少。灾情上报朝廷，司马衷感到不解：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呢？大臣禀告：灾情相当严重，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所以饿死。听后，他歪着脑袋沉思，忽然大叫起来：“何不吃肉糜？”——为什么不叫他们吃肉稀饭呢？这般愚蠢的话，让大臣们哭笑不得，只能暗暗叫苦。

还有一次，司马衷在华林园游玩，听到池塘里的青蛙叫声不断，好奇心一来，就问身边的人：“此鸣为官乎，为私？”（注）即青蛙这样不停地叫喊，是为公呢，还是为私？如此混账的话要是出在一般人口里，肯定要遭到笑骂，可他是皇上，侍者只好回答：“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

因其极端的愚蠢，晋惠帝司马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所指出：“惠帝之愚，古今无匹。”

不过，读《晋书·惠帝本纪》，我也有点看法，觉得一些记述，“水分”偏多。原因，则要从此书的修撰说起。

东西晋和南北朝，是个纷争、动荡的年代，如果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起，算到北周灭亡那年（581年），跨度长达三百多个春秋，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却鲜有人出来为前朝修史。取而代之的隋朝（581年—618年），只存在三十几年。结果，隋、东西晋和大部分南北朝的历史（除了《魏书》、《宋书》、《南齐书》），都只能由唐人来写。《晋书》的总编撰房玄龄就是唐太宗的大臣。

 《晋书》的编撰，始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前后不到三年。参与编撰的有二十几人。不知是时间仓促，还是另有原因，与别的史书比较，《晋书》对史籍的采用不够充分，而好取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之类的素材，因此受到了同时代人的批评，认为其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奇艳，不求笃实。”稍后的刘知几（中唐史学家）也指出，《晋书》的编撰者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书中的司马衷才会是那样的愚不可及。当然，作这样分析，只是想指出《晋书》的某些不足，并非要从根本上为傻瓜皇帝“平反”。可以说，司马衷的愚是基本事实，即使编撰者对此有某些渲染甚至夸张，此“案”也永远翻不了。

注：1917年，毛泽东到安化游学。安化劝学所所长、饱学之士夏默庵出一上联：“绿杨树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才高八斗的毛泽东当即对了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对得相当巧妙，又暗含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