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缘

毛泽东在阅读

毛泽东与孩子一起看书

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毛泽东的书缘，从他的藏书和读书细节可见一斑。

借书藏书

毛泽东所藏的书于1989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由中央档案馆收藏，共达9.2万余册。其中，包括800种2万多本期刊。藏书量大致相当于一个中型图书馆的馆藏。

毛泽东自幼喜欢读书。但父亲没有钱给他买书，他只能靠借书满足课堂外的需要。而父亲反对他读“太多”的书，加派了大量的农活给他，他只能靠挤时间读，这就有了“拥被夜读”、“蒙窗偷读”和“古坟静读”等等关于毛泽东读书的传奇故事。正是少年时代的这种紧张生活，他对读书机会格外珍惜。在长沙求学时，他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读了许多书。上了井冈山，转战闽赣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手头的书不多，每到一地，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搜罗书报。战士称他为“书迷”和“报迷”。

毛泽东的藏书形成规模，是在进入北京，特别是入住中南海之后。玉泉山和中南海瀛台都曾有他的书，后来全部移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最早的藏书，是《诗经》、《论语》。这两本书封皮上还留有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亲笔题签。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在他的父母去世和弟弟也外出之后，他留在家里的书，都由帮他看家的毛佑生用箩担子挑到祖居地东茅塘藏了起来。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受到当局的通缉，他的故居和一切家当也被没收。乡人胆战心惊，不得不把写了毛泽东名字和笔迹的书都堆放到一个叫乌龟颈的山坳上，一把火点着了。幸亏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赶来急忙从大火中抢出了几本，其中就包括《诗经》和《论语》这两本书。

《诗经》是毛泽东平生阅读过的第一部诗集。这部《诗经》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出版的，至今已230多年。辑录者是邹梧冈以及他的儿子和孙子。这本古书名为《诗经备旨》，呈浅灰色，石刻线装竖排本，毛边纸质地。它长有23.8厘米、宽15.1厘米。它基本保存完整，只有封面、封底边缘有少许破损，中间有3页破损，书底部有虫蛀过的痕迹。

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看，《诗经》也是毛泽东终生爱读的古籍。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对《诗经》仍然钟爱，其中的句子，他信手拈来。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引用了《诗经·小雅》里的句子：“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写给陈毅的信，中心内容是谈诗的形象思维，他分别解释了赋、比、兴，这正是《诗经》首创的三种创作手法。

毛泽东在找书

毛泽东晚年仍喜读《诗经》，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专门评价了《诗经》：

有人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其实他选的《诗经》中的《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毛泽东对《诗经》的深刻认识，是其一生喜读，才读出了结果。直到去世前3年，他仍对《诗经》念念不忘。1973年8月17日，他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说：“《诗经》是2000多年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

毛泽东喜读的另一本古书《论语》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小16开，呈深棕色。少年毛泽东用工整的欧体字，在页面左上方竖写了“论语下”，并签有他自己的名字“咏芝”（“咏”用的是繁体和异体字）。这本书长23.5厘米，宽14厘米、厚1厘米，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在清代的石刻线装本。从印出到现在将近200年，保存尚完整，全书都有红色的圈点句读。它的封面按韶山乡间通常的保护办法，涂了桐油。1994年3月，鉴定为二级文物。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论语》，是迫于教书先生的压力。他对这些“正书”提不起兴趣，往往用“正书”作掩盖而大读《水浒传》之类的“杂书”。 如果说毛泽东少年时读《论语》是被迫，那么，他青年时读书就是出于自觉和兴趣了。他在1915年9月6日写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所注意……其义甚深……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意思是说，国学非常重要，想要掌握别的学问，先就要掌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国学。在写了这段话的第二年，他又谈到“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毛泽东的学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国学。他对国学，不仅持批判吸收的态度，也做到了活学活用。1913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记下的《讲堂录》中，有好多处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其中有这样的话：“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

毛泽东在长沙的10年，对《论语》等中国古籍怀有浓厚兴趣，并下了大气力学，书中一些积极有用的东西，被他吸收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写书作文，谈话，对这些知识能够时时恰到好处地加以运用。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这详矣。”次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其中大量地引用了《论语》的话，如：“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在四卷本“毛选”中，也不乏引用或化用《论语》等书的句子。如著名的词篇《水调歌头·游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里的“子”就是孔子。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曾文正公家书》卷五、卷七、卷八、卷十共4本，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即曾国藩去世7年后的石刻线装本，因年代久远已呈灰黄色。它的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每卷的封面左上方竖写书名、卷别，右下方则竖写“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的亲笔手书。

这几本书与《诗经》、《论语》（下）一样，都是毛泽东遗物中现存最早的本子，因为留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墨迹而弥足珍贵。除国学外，他还嗜读马列等政治哲学方面的译著典籍和文章，据刘英讲，长征路上，“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总体来说，毛泽东的藏书，门类较齐全，但主要偏重社会科学、文史哲和马列主义，自然科学则少一些，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包括选集、全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列主义原理的教科书、理论书；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第四类是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到各代笔记小说、随笔、诗词、文论、市井笑话集等；第五类是中国近代、现代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如《辞源》、《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除此，还有一些著名译著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爱书惜书

毛泽东藏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出于强烈的阅读兴趣。所以，他的藏书中无宋版也少明版，也不追求收藏本身的价值，但他对已收藏的书相当爱惜，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安顿”好他的书。

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追兵的枪弹嗖嗖地在头顶上飞，毛泽东纵身上马，忽又下来，走到警卫员马汉荣身边问：“汉荣同志，你是绥德人对吧？”“是的，我是绥德人。”“绥德到这里有多少里？”“里数我讲不准，只是不远，用不着半天就能到。”毛泽东沉吟着，望望自己的书籍，终于说：“我个人有点事情想求你帮帮忙，有几箱书，能放在你家吗？”马汉荣爽快地说：“没问题。我家在绥德东面一道大沟里，离公路远，敌人不会去。即使去了，家里人也会想办法。”毛泽东连连道谢，长舒了一口气，而后才策马而去。过了一天，马汉荣“安顿”好毛泽东的书返回部队，他告诉毛泽东：“书已藏到家里的一个暗口小窑，土匪是找不到的”。毛泽东这才彻底放心。

毛泽东在延安时，通过种种渠道从国统区买了不少各类书籍。随着书的增多，也有了专人管理。有一次，一些书被人弄丢了，毛泽东非常生气，许久后还耿耿于怀。1947年撤离，别的东西丢了很多，大部分书籍，特别是他加了注的，后来都辗转几千里搬到了北京。

毛泽东在读书

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住10年，藏书室设在北房西侧的里间和西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房内，共有10多个大书柜，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空间。1953年，他又用稿费做了好几个书柜，放在办公室和图书室。就连过厅里都放了书架，只有会客的沙发、吃饭的桌子上没有书。他的床大概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之处是里边低、外边高，低的一边放书，高的一边睡人，五尺宽的床竟有三分之二是被摞得二尺高的书占着。

毛泽东保管自己的藏书有一套习惯。他的书从来不允许折页，而只能在页内插纸条，标明章节内容或索引。那些纸条半截露在外面，好像历史老人的白发和飘髯。他的书按放的位置分为三部分，即放在书柜、书架上可能要用的书，这中间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往往夹有纸条；第二部分是随时要翻的书，放在木板床上，他就像睡在书堆里似的；第三部分即正在读的书，案头、床头到处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调查、视察或开会，有时一出门就是几个月，书就成了毛泽东外出必带的物品。有一年，毛泽东到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同志建议制作几个樟木箱，因为樟木的气味能够防虫蛀。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从此，那几个樟木箱就随着毛泽东走遍了大江南北。

每次出巡带书，卫士按原有顺序，用纸条分隔、标明，小心翼翼地装箱，在车上和到达目的地后，又按原位置放在办公桌或沙发上，以便毛泽东能很快找到自己想看的书。

毛泽东每次外出要带的书籍，有时会亲自开列一个书单，交给他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例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视察，毛泽东指明了要带什么书，逄先知记下了当年外出带书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黑格尔的著作，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主义者的著作。《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最近几年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字帖和字画。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目录共36条，计100余种，装了十来箱。由此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可见一斑。

读书用具

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毛泽东在床上看书

晚年，毛泽东读书作批注时一般喜用铅笔。他的办公桌和床头旁的小方桌上总是摆放着许多铅笔。工作人员每天要为他削十几支，并摆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毛泽东用它们在读过的书籍中写下无数的批注。20世纪60年代，小女儿李讷借了同学一本小说，他拿了去看。还给李讷时，李讷傻眼了，父亲在别人的书上写下不少眉批！毛泽东一生读过的书不计其数，从书中眉批或记号可以窥见他对某本书的喜爱程度以及他当时的思想。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藏书中，亲自圈画批注过的诗词曲赋有1590首，其他图书有13000余册，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材料。

在毛泽东遗物中，有几副他看书时戴过的眼镜。一副是在他摘除白内障手术之后，唐大夫为他配的金丝架高倍老花眼镜。毛泽东戴这副眼镜时感觉很不舒服，因为镜片太重，架子又太轻。待他的视力有所恢复便立即摘下不愿再戴。还有一副眼镜，是周恩来送给他的。那是毛泽东视力急剧下降时，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取下自己的那副褐色塑料框眼镜让工作人员送给毛泽东，并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的，较为合适，送给主席试试，如果不行，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另外，毛泽东还有两副非常独特的单腿眼镜。原来，晚年毛泽东喜欢侧卧看书，但戴着眼镜侧卧看书，时间一长，太阳穴就被眼镜腿压出深深的凹痕。细心的工作人员与王府井大明眼镜店的李权芳联系，特别磨制了两副单腿眼镜，左卧时就戴只有右腿的眼镜，右卧时戴只有左腿的眼镜，用起来十分方便，毛泽东很满意。

此外，毛泽东遗物中，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物品——英语单词卡片。

毛泽东历来重视英语学习。年过花甲的他更甚，每天都坚持学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英语。外出视察或开会时，他就利用坐火车、飞机、轮船的时间来学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帮助毛泽东学英语的是他的秘书林克、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后来是唐闻生、王海容等人。那时毛泽东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多，考虑到他工作繁忙，英语老师就事先把他未学的单词抄出来，以卡片的形式做好备查。比如，有“必然王国redom of freedom”、“认识了必然就是自由To know necessity is freedom”等英语卡片。对此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