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与周俟松的风雨年轮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日子。古城北平在愤怒中颤动，成千上万名青年学生排成浩浩荡荡的长队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挥动小旗，高呼口号，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全无惧色，坚决反对段祺瑞的北洋政府秘密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天津女子师范的邓颖超、刘清扬和周俟松、周铭洗姐妹俩。
周俟松比邓颖超高一届，是湖南省湘阴人。她的父亲周大烈（字印昆）是辛亥革命志士，北京的国会议员，有正义感，敢说敢为，曾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囚禁。民国初年，周俟松和妹妹周铭洗从湖南家乡来到北平，和父亲一块生活，并考入天津女子师范读书。
在游行队伍里，周俟松见到一位青年人，瘦瘦的，一身半旧的青布长袍，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有些不修边幅的样子。他一手持小旗，一手持纸筒喇叭，不时用闽南口音领呼口号。这人就是绰号‘许真人’的许地山。周俟松轻声对妹妹周铭洗耳语：“我读过他不少文章，写得真好，有文采，有哲理味，不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他的笔名就是‘落华生’。”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许地山生于台湾的台南市，乳名叔丑，号赞坤。他的父亲许允白（号南英）那时在台南任文官，有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官衔。许地山出生的第二年随父辗转到广州，13岁时和兄弟们随宦学堂就读，1911年去福建漳州担任省立二师范教员。
一年后，许地山去缅甸仰光，担任华侨学校的国文教员。到仰光后，他感受到当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以及英国殖民者的残暴傲慢。生活的感受，使他写出了至今脍炙人口的《命命鸟》等小说、散文，在东南亚千百万侨胞中流传。
1915年，许地山从仰光返回福建，其时他父亲调任龙溪县知事。经长辈作主，他和台湾省台中市的林月森女士订了婚。对于这门婚姻，许地山没有多少热情。他渴望的是一种新的生活，因而婚后不久，许地山就毅然离家去北平求学。不久，他的妻子林月森过早辞世。“五四运动”爆发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之一，许地山表现出果敢个性与特色。
1928年，周俟松从北师大毕业后，与许地山结为夫妇。他们的爱情是真诚的，不含有任何世俗的成分。周俟松敬慕许地山的才学和人品，而许地山则赞赏这位湖南姑娘的嫉恶如仇的个性、善良的心灵和向往光明的乐观精神。婚后，夫妇俩就住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他们生活俭朴，每日粗茶淡饭。周俟松承担了小家庭的家务，许地山则集中精力搞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这对夫妇还签了个“协议”，一是夫妻俩人格上平等、互敬互爱、互相谅解；二是夫妇之间都有义务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给对方以满足。这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也是新思潮的表现，有着进步意义。“五四”时期，许地山的代表作是散文《落花生》。这篇作品文笔清新质朴，富于哲理性，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许地山燕京大学毕业后，为求得进一步提高，便出国留学，重点研究西方宗教学和神学。1923年到1924年，许地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不久，他搭乘英国轮船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继续求学于著名的牛津大学。两年后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谢绝了导师汤姆森要他留在牛津大学研究中西宗教学和文学的邀请，毅然回国。1927年春，他在从英国伦敦返回祖国的途中经过印度，曾在印度从事梵文和佛学的研究。他的悟性很高，又通晓几国文字，对研究的专题锲而不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称誉他是“杰出的东方文化学者，罕见的人才”。
许地山回国后即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师。他和周俟松 结婚后一心治学。他是个讲道德的人，富于同情心，乐于尽力周济清贫学生和穷苦人，常将他衣袋里的零用钱掏出来，施舍给穷苦人，且丢下便走，也不愿听人家的道谢。有时自己只好夹着一只旧皮包，步行几里甚至十几里去学校。当他妻子生下一个男孩时，他主动让儿子姓周，取名菩仲，以慰岳父周印昆先生无嗣之心。他的女儿生下后，随父姓，取名许燕吉。这在当时可是破俗之举。
1930年，许地山告别妻儿再度去印度，潜心研究印度文学（梵文）和宗教哲学。1935年，胡适南下香港，接受香港大学颁授的博士学位，并向港大当局建议：港大的中文学院中国文学史学系的主任人选应由中国人担任。香港大学当局采纳了胡适的建议，几经物色，找到许地山教授。在香港任教的几年中，许地山执教之余，仍勤于著述。
作为一个学者、文学家的许地山，他在香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七七”事变后，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滞留香港，或是取道香港转往南洋新加坡、印尼等地。许地山利用自己在香港文化界的地位，热心地接济朋友们，给他们安排食宿，解决困难。周俟松也帮助照顾这些朋友。许地山还请郁达夫、胡愈之、乔冠华、金仲华等知名人士到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作抗日演讲。为此，港大当局很不满，试图制止。然而，许地山不买账，义正辞严地顶了回去。
1940年8月4日那天，许地山先生不幸英年早逝，享年49岁。
周俟松以非凡的毅力承受了这沉重的打击。她为丈夫治丧后，独自挑起了抚育儿女的重担，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以安慰丈夫九泉之下的英灵。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香港，6万英军很快投降。周俟松不甘心在日本太阳旗下生活，她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携儿女返回故乡。几经辗转，经友人引荐，周俟松进入湖南益阳一所中学当教师。她继承丈夫遗志，既认真教学又热心宣传抗日。校长是个中统特务，反动成性，几次找周俟松的麻烦。周俟松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校长无奈，向主持湖南军政事务的九战区司令官薛岳报告，称周俟松是共产党员。薛岳下令让校长把周俟松免职，并将她驱逐出益阳。
解放后，流落在南京的周俟松被市人民政府安排到南京第五中学当数学教师。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俟松担任南京五中的副校长。1956年，周俟松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令她终生难忘的事。周总理在应尼赫鲁总理之邀出访印度前夕，准备一些小礼物，外事部门的同志们推荐了许地山译的《印度民间故事》等书。
周总理以博闻强记著称，他从赠书的译著者许地山的名字想到邓颖超曾几次说过她当年在天津女子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周俟松。周俟松不就是许地山的遗孀吗？于是，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余，细心地托嘱助手们和外事办公室人员留神打听周俟松的下落。
巧的是就在周总理出访印度回国后，周俟松上北京参加全国教育战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们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已打听到周俟松是代表之一，找到她，主动与她握手，充满激情地说：“我常听小超（指邓颖超）提到你，你们有学友之谊呢，我代表小超向你问候。”
周俟松万分激动，双眼湿润了。她为邓颖超、周恩来夫妇同普通人一样重同学情谊而感动。接着，周总理又亲切地勉励道：“希望你保持荣誉，继续做好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工作。”周俟松回答道：“总理，请放心，我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周俟松老人从教育岗位上退休了。她还是像一粒落花生，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为教育事业尽心力，并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尊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周俟松老人的名字和事迹在报刊上多次出现后，梁漱溟、胡子昂和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老舍夫人胡絜青等老一辈文化界人士又和她联系上了。和这些友人们通信，无疑是周老生活中的一大乐趣。1986年夏，周老收到邓颖超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周俟松学姐，我看见了《人民日报》登载了你的照片，看了你的模样，除白发已是老人外，其它还是青年时的面容。看了使我喜出望外，对于你的姓名、模样，我记得很清楚，还有当年许多同学，我也没忘记，我记得你是姐妹俩人，一个叫周铭洗的是姐姐还是妹妹，已记不清了，此事确切吗？我过去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丈夫许地山先生在香港去世，发现你是他的夫人，当时我曾想办法与你联系，但一直未果。现在知道你身体健康、坚持教育工作，使我感佩，也极为欣慰……”这封信虽写得不长，但写得很有感情。周老接信后，激动万分，很快给以“学妹”自谦的邓颖超回了信。
1988年，周老还捐出海内外出版许地山先生文稿著作的版税稿酬几千元，为南京五中设立了“许地山文学奖金”。
周俟松于1993年辞世于南京，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