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孙伏园的“后期疏远”

孙伏园在《鲁迅日记》中的出现频率，是从1919年起迅速提高的。从编辑《国民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到创办《语丝》和主编《京报副刊》，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鲁迅的不少作品都由孙伏园编发，孙伏园的编辑工作也受到鲁迅的全力支持，他们俩的名字是常常连在一起的：一起在报刊上出现，一起在匿名信上出现，甚至连疯子到鲁迅家里发疯时也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连在一起，可见他们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进行的交往和结成的友谊之深。然而，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不久，他们之间逐渐疏远。《鲁迅日记》中有关孙伏园的最后的记载有这样几条：1928年2月29日记“晚伏园来”；1928年3月14日记“得伏园信”；1929年3月20日记“伏园、春台来”；1929年4月13日记“上午得孙伏园等明信片”。此后，孙伏园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不再出现。对于许多因鲁迅而知道孙伏园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孙伏园在他们视野中的消失。当然，孙伏园并没有消失，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即在地处河北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工作，也因了“平教会”，他在抗战期间被聘任为湖南衡山县（系平民教育的实验县）县长和士兵月刊社（由“平教会”参与合办）社长，并兼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

关于鲁迅与孙伏园的“后期疏远”，孙伏园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做过一点解释。他说：“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宋城，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得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考察孙伏园与鲁迅后期的关系，这些话值得参考。然而，这只是孙伏园在《鲁迅日记》不再出现的一个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

在1927年11月之后，鲁迅与孙伏园的关系很有些变化，其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因为孙伏园与“北新”老板李小峰关系的恶化，“闹开之后”方才知道有些事使鲁迅感到不快。而且，在这件事上，鲁迅对孙伏园的不满明显会更多一些。他在1927年12月26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伏园与小峰的事，我一向不分明。他们除作者版税外，分用净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而现在却以为我‘可以做证人’，岂不冤哉！叫我证什么呢”；又说“我所不满足的，是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很明显，这些话其实都是说孙伏园的。合作时的“藏得太密”，乃是因为利益关系而将鲁迅当做外人，这无疑使鲁迅感到很不愉快，在这些方面，他与他们本来不大计较的，尤其是他为《语丝》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义务劳动”。这种“藏得太密”，原是孙伏园与李小峰都有份的。然而，鉴于孙伏园在“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对于李小峰，鲁迅反而说了几句颇有些好感的话：“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在1927年10月间与鲁迅还多有接触的孙伏园，也会感觉得到这种情感的倾向。在此后的《鲁迅日记》中，李小峰依然频频出现，孙伏园却是渐渐淡出了。

二是孙伏园之办嘤嘤书屋和编辑《贡献》杂志。1927年12月9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又听说要印书，但不知其详，因为极少见。”《贡献》是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1928年5月4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对于《贡献》，渺视者多。”1929年1月6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又说：“嘤嘤书屋久不闻嘤嘤之声，近忽闻两孙公将赴法留学，世事瞬息万变，我辈消息不灵，所以也莫明其妙。”此处所说之“两孙公”即为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可见至少在这个时候，孙伏园兄弟尚在上海，却与鲁迅“极少见”。孙伏园之办《贡献》与嘤嘤书屋，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要与《语丝》以及北新书屋唱对台戏，这当然也使鲁迅感到不快。尤其是《语丝》杂志，这是鲁迅与孙伏园都曾全力投入的刊物。《贡献》在上海创刊，大致就在《语丝》在北京被查封之后不久。《语丝》日后移到上海来办，鲁迅应李小峰之邀出任编辑，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江绍原的荐稿事件。鲁迅在《我与〈语丝〉的始终》中说到此事：“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这当然更使鲁迅大为不快。

在此之前，鲁迅对孙伏园也曾有过“微词”与“腹诽”。

1925年，因为《语丝》的发展，使《晨报》“似乎也颇受些打击”，于是该报曾派人“和伏园来说和”，孙伏园曾面带“胜利者的笑容”对鲁迅说：“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使鲁迅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在《我与〈语丝〉的始终》中说：“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当然，这一“腹诽”是事后方才说出来的。当时悄悄说过的也有一事，是在1925年6月13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的：“囗囗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盖出于不得已。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这段文字中的“囗囗”在原件中写的就是“伏园”，《两地书》正式出版时，才代之以“囗囗”。当然，鲁迅在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就留有余地，叫做“这也许是我的妄猜”。

“腹诽”与“微词”，往往出于一时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可以由日后出现的新的事实加深，也可以由日后出现的新的事实淡化以至于消失。实际上，鲁迅在此后两年多中，与孙伏园的关系还是颇为密切的。1927年夏，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和李小峰发生矛盾之后，由孙福熙设计封面的陈学昭的《寸草心》交新月书店出版。鲁迅对此很不满，他在7月2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和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挽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我也觉得不太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但不满不等于疏远，实际上这件事也未曾立即影响鲁迅与孙伏园兄弟的关系。从《鲁迅日记》，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后的前几十天中：孙伏园兄弟与鲁迅的接触还是颇为频繁的。所以，以我之见，加深鲁迅对孙伏园之不满，以至于“后期疏远”，主要是鲁迅到上海之后，孙伏园“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的“言”与办嘤嘤书屋和编《贡献》杂志之“行”。

鲁迅写于1929年12月的《我与〈语丝〉的始终》一文，与孙伏园李小峰二人都有些关联——因为版税问题，鲁迅与李小峰也弄得差一点打官司。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与〈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此处所谓“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用词相当讲究，在这“他们”之中，既有李小峰，也有孙伏园。1933年4月，《两地书》出版之时，鲁迅将当年“腹诽”中的“伏园”二字代之以“囗囗”，也是“还留情面”的表现。这一切，别人或许弄不清楚，孙伏园本人当然是很明白的。他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这印象深刻的“许多次谈话”究竟谈的是什么，却是只字不提。其实，这“许多次谈话”只是发生在1927年10月至12月间，此后，他们就很少来往了，孙伏园将一切都归结为“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悄悄地避开了上述种种弯曲，在他，或许是因为这些恩恩怨怨很难用几句话说得清楚，索性不再提起；在别人，却很容易因此而觉得他不够磊落了。

有人认为，鲁迅与孙伏园的联系渐疏，以至于1929年之后他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不再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孙伏园的政治倾向文学观点“日渐偏右，甚至逐渐堕落下去”，因而被鲁迅所“鄙视”，而孙伏园经过上海时与鲁迅会见，也只是“师生礼节上的会见罢了”。所谓“孙伏园经过上海时与鲁迅会见”，孙伏园自己未曾说起，他说的倒是因为种种原因，“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鲁迅日记》也没有记载，不知这种“师生礼节上的会见”有何依据？对于鲁迅与孙伏园的“后期疏远”，这种解释也过分地着眼于政治的层面，“日渐偏右”云云则有违于历史事实。1927年3月至9月，孙伏园在武汉任《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主编时，还在该刊刊载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纪念李大钊、邵飘萍的文章；抗战期间孙伏园出任湖南省衡山县的县长，也曾以关心民众疾苦和热情宣传抗战而闻名遐迩，他兼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时冒着风险编发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触怒国民党最高统治阶层，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孙惠迪与孙惠涛）送去延安，如此等等，有目共睹，所谓“日渐偏右”，又从何说起？

鲁迅与孙伏园的“后期疏远”，并非全是孙伏园的过错，也有鲁迅性格上的欠缺。从上所述可见，这种性格上的欠缺大致有三：其一，他以十分的真诚对待别人，也要求别人以同等的真诚回报于他，一旦发现别人对他未必就有那样的真诚，心中便有老大的不快；其二，他与甲为友，与乙为敌，便希望甲以他之敌为敌，一旦发现甲与乙有来往，心中也有老大的不快；其三，他与别人有隔阂之后，不善于主动地去弥补这种隔阂，也不轻易谅解别人的过错。这三条，或许也可称之为人性的弱点。实际上，鲁迅与孙伏园并未恩尽义绝的，即从《我与〈语丝〉的始终》看，他也一直念着他们先前的共同奋斗的岁月和友情。

如前所述，1929年3月20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伏园、春台来”，我以为很可能是他们兄弟赴欧洲前去向鲁迅道别；1929年4月13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上午得孙伏园等明信片”，我以为很可能是他们到欧洲后向鲁迅报平安的。鲁迅逝世之时，孙伏园正在河北定县，他在10月20日下午三时得到这个消息，10月21日便赶到北京，和他的二弟孙福熙一起往谒周老太太，并向陶元庆所作的鲁迅的木炭画像凄然行礼。几天后，便写下《忆鲁迅先生》一文，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时写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这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之后，孙伏园对鲁迅的崇敬与爱戴仍一如既往。我想，一个被鲁迅“鄙视”，在政治上“堕落”的人，在1936年10月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写出这样的文章，尤其不会“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