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画缘

我未进过美术院校，但与书画有缘。

抗战时期，我刻过钢版，为油印小报画过题图，或在文章末尾空白处插点花花草草。也曾用山野的葛藤根制笔，蘸着加了盐的石灰浆在石头上、墙壁上写标语，绘抗战形势图、画宣传画。加了盐的石灰浆画在石头上，附着力强，日伪军铲不掉，也不怕风吹雨淋，堪称一大创造。

全国解放后，长期坐机关，与文字打交道，神经衰弱。紧张的工作之余，就抓起铅笔、钢笔或炭笔，描摹人头像，去公园写生，或为战友结婚画点祝贺性的玩意。作为消遣，随画随丢，保存的很少。

一位爱好收藏的老首长和一位读美专的老领导，向我展示他们珍藏的唐寅、文征明、齐白石、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他们的兴趣爱好，他们对中国画和书法艺术的见解，使我的兴趣也转移到了中国画和书法方面。渐渐地我也有了一些收藏，结识了一些书画家。

拿起笔来画中国画，是一个偶然机会促成的。单位举办书画展览要我写字，写了几张都拿不出手，灵机一动，便依白石老人笔意，试画几笔来应付，居然得到画家和观众的鼓励，还送到军区去展览。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这样不知道深浅地“下海”了。

初酣胜日红千滴              马 骅

中国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通天地，其合人伦”，一“入水”便感到深不可测。光是掌握干湿浓淡变化，就非朝夕之功。用笔的力度和质感，点线和墨块，更是奥妙无穷。老画家都有“废画三千”、“越画越难”的感叹，对我这个“半路出家”者就更难了。在我心生疑虑时，著名画家尹瘦石的一封信和著名画家郑乃 的亲身传授，为我鼓了劲，坚定了信心。

尹先生说：“书画本无种，凡有修养，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加之勤于笔耕，往往胜过专家。”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现代画家中，确有不少非“科班出身”的自学成才者，他们的成才之道，正如尹先生所说，有修养，悟性好，又勤奋。尹先生的信，对我是鼓励，是点拔，也是要求。我不敢有“胜过专家”的奢望，只求能在画海中游下去而不被淹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郑先生乔迁，距我很近，我们经常来往。我尊他为师，他视我为友，我们无所不谈。更多的，是谈他的艺术观点和艺术道路，给我指点，为我示范，帮我改画。兴之所来，他画几笔，我画几笔，两人合作。这样的“耳濡目染”，比起书本上课堂上的传授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天长日久，使我对中国画的画史画论和表现技法有所知，有所悟，开阔了艺术视野。

我走的是临摹、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路子。临摹前人的优秀作品，学习他们的技法，我下过一点功夫，但我更看重写生。对景对物写生，为创作积累素材，或者经过加工提炼，使之成为完整的作品。我的大多数画，都是这样完成的。

1993年，在郑乃 先生督导下，我举办过一次画展，目的在于会友和求教。画家朋友的热情鼓励，诚挚的建议，启发我更多地思考。在题材选择、写实与变型、用笔的沉稳与飘逸等方面作过一些尝试，直到现在，还在摸索之中。

近几年，许多老战友要我印一本画册，分赠他们作纪念，也请师长、同道指教。我还在犹豫时，好几位老战友相继离去。思念之余，我决定实现他们的愿望，选了69幅付印成册。大部分是那次画展之后画的，也选了一部分画展时的作品，包括临摹李琦先生画的周恩来总理肖像。我多次见过周总理，还在中南海合过影。我临摹这幅作品并选入画册，是出于对这位伟人的尊敬和怀念。

杜甫有一句诗：“丹青不知老将至”。我始终抱着这样的心态：画几笔，自娱自乐，有益健康，不知老之将至。对这本小画册，我不需多说，还是“清风翻阅评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