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两位女儿　　

郁达夫一生中与三个女人结缘，共生育子女11人，现健在6人，分散在6个地方，各有各的人生经历；直到1985年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举办“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的会场上，郁达夫在印尼出生的儿子和女儿才第一次与兄姐们谋面，大女儿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笙有感而发，当场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作：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坎坷长女郁黎民

郁达夫和原配夫人孙荃生育4人：龙儿（早夭）、黎民（现居桂阳）、天民（已逝）、正民（已逝）；和王映霞生育5人：飞（现居美国）、静子（早夭）、云（现居上海）、亮（早夭）、荀（现居昆明）；与何丽有生育2人：大雅（现居香港）、美兰（现居南京）。

其中王映霞是郁达夫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但也因她伤情最重，1940年王在新加坡与郁分手回到国内，两年后嫁给了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婚礼在重庆举行，气派豪华、冠盖云集。巧合的是，同年同月，郁达夫也在印尼和当地侨女何丽有结婚；而导致郁王分手的“第三者”——被郁达夫怀疑和王映霞有私情的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也和曾是徐悲鸿的红颜知己孙多慈结了婚。不能不说这是各人的宿命使然。

郁达夫仅有的3个女儿中，除一个已早逝外，从郁黎民和郁美兰相差整整20岁的同父异母的姊妹俩身上，也许更能体现出别样的人生况味。

郁黎民是郁达夫和孙荃所生的长女，生于1925年，现已82岁。她的浙江话里夹杂着些湖南口音，听起来着实费劲儿，但教师出身的她条理清晰的缓缓讲述，透过谦和的眼神传递，倒帮助我听懂并领悟了她所说的话。

她讲得最多的是她的母亲孙荃，还有“文革”中她和家人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

孙荃是个少有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她曾给郁达夫写的那首缠绵悱恻的《秋闺》：

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连郁达夫都不禁赞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但孙荃不够漂亮，性格又太过柔顺，让追求唯美和浪漫的郁达夫无法深爱。郁移情杭州美女王映霞后，孙荃便开始了漫长的隐忍独居的生活，并开始吃素念佛，默默地做了一个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对他们要求也格外严格。

郁黎民记得有一次弟弟郁天民得了盲肠炎，必须手术，当把弟弟推进手术室时，孙荃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口中不停念叨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一幕孤苦悲凉的情景，深深刻进郁黎民的记忆中。

“母亲的一生太苦了！”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神里贮满怜惜，却也多了丝坚毅，我理解这丝坚毅，虽苦，却很有尊严。

正是这种尊严，让郁黎民和弟妹们活得朴素却高贵。他们发奋读书，成绩优异。但对父亲的想念，也时刻刺痛着他们幼小的心灵。

父亲留给郁黎民的温情记忆实在是少得可怜，以至她反复强调自己的名字。“文革”前她叫郁洁民，小名文儿。“这个名字是当年父亲给起的，一是因为我是郁文（郁达夫名文）的女儿，二是他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纯洁公民。”

她出生在富阳老家，生下她后，母亲孙荃生病缺奶，便把她寄养在一个奶娘家里。可因奶娘自己也有孩子，所以根本无暇照顾她，她常常饿得啼哭。就这样捱到了10个月大时，父亲郁达夫从外地刚回来，就跑到奶娘家去看他的第一个女儿。当看见女儿正光着身子躺在尿布中哭叫时，郁达夫心疼得急忙解开棉袍把女儿包进怀里，之后另雇了奶妈。

她被父亲抱在怀中时虽然还是不懂事的婴儿，但来自父亲的温暖，却贯穿着她的一生。

12岁那年是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因王映霞在父亲身边，所以她不敢对父亲撒娇。那已是1937年的秋天，全国抗战已经爆发，郁达夫早已投身抗战的洪流中，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多篇铿锵有力的政论和杂文。

在时代的巨流中，郁黎民也开始了自己的坎坷人生。

小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天目山的一所战时中学——浙西一中。因为成绩优异，享受公费就读。1942年的9月，她邂逅了一生中最亲密的爱人——时任28军军部秘书的邹陔笙。

邹陔笙也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这是他们最合意的共同爱好，并且为人清廉正直，她评价他就像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一样，亭亭净植在污浊的社会里。1944年她从浙西一中的高师部毕业，便和邹陔笙结了婚。解放后，她随丈夫回到他的原籍湖南，被分到桂阳县一中教书。

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郁黎民在父亲那栏只写：“父名文，卖文为生。”在这个地处湘南山区的小县城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也就不知道她是大文学家郁达夫的女儿。她觉得如果依仗父亲的名声让别人高看自己是没出息的表现。

夫妇俩一生都过着清淡简朴的生活，正像她“洁民”的名字一样，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也从不乞求于人，两人的个性都很耿直也很坚强。他们都是学校中的教师骨干，工作成绩十分出色。

解放后，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开展，尤其是“文革”的爆发，邹陔笙因有一段“革命地下工作”的历史很少人知，所以“文革”初有口难辩的他，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监督劳动。郁黎民则担着“反动文人的女儿”的罪名，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样被开除公职。

此后13年，郁黎民一家开始了被她称为“暗无天日”的乡间生活。

夫妻俩时常挨斗，特别是邹陔笙，按头、罚跪、被拳打脚踢，在那时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让他跪铁砂，回到家后，郁黎民为他清洗膝盖上的伤口，挑出细屑时，发现他呆滞无语。他想到了死，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根绳子，藏在枕头底下，他一生刚正，怎能受这奇耻大辱。但他又下不了决心，不是怕死，而是怕“畏罪自杀”之罪名给儿女们带来更多的灾难。

郁黎民当然看出丈夫的心思，便安慰他说：“你死了也是白死，我们并没犯什么罪，为什么白白送死，我们一定得挺下去……”

工作组长找她谈话：“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你和他划清界线，和孩子们留下来，一条是你们全家一起去改造。你选择吧。”

她平静而干脆地说：“我们一家绝不能分开。”

直到1979年，邹陔笙才被平反，时已68岁。桂阳一中给夫妇俩补发了12年的工资，他们用这些钱在一处半山坡上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并在院里种了许多他们喜欢的花卉。大半生风雨飘摇，如今散步在自己宁静清香的小院，他们终于过上了安稳平定的晚年生活。2000年，邹老以89岁的高龄安然离去。

现在，郁黎民大部分时间呆在她的书房里。她喜欢看中国的古典文学，而她多年来收藏的有关父亲郁达夫的作品集和研究者所写的评论集，各种版本竟有几百种之多。

老人微笑着说：“我是一个文学家的女儿，当然要以父亲为榜样，包括做人。父亲的作品里有种非常宝贵的思想，就是真实与真诚。他中年以后的小说清新质朴，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比如《迟桂花》，但我个人还是最偏爱他的诗词和散文。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学习我父亲的勤奋和爱国精神，可惜他被日本人害死在印尼，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到，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终身遗恨啊……”

16岁时，她曾写过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散文，登在当时的《东南日报》上：“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你旧时的妻儿啊！富春江上白帆点点，子女们正等待着您的归帆呢……”

但父亲并没有看到。

1965年郁达夫殉难20年后，她又写下饱含深情的诗篇，来纪念父亲：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土哀。

谁怜身饲虎，万里不归来。

海外飘零久，颓唐事岂真？

旌旗弄鬼蜮，慷慨一诗人。

一门彰节烈，惨痛那堪言。

今日应含笑，繁花灿故园。

异域埋忠骨，于今二十年。

应怜众儿女，惆怅望南天。

对郁达夫的这种寻找和怀念，也许将注定让郁黎民和所有喜爱郁达夫的读者们，在这种惆怅中永远不能释怀。

南京，遗腹女郁美兰

无疑，郁达夫最小的女儿郁美兰的人生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她是个遗腹女，是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早上出生的。可以想象，在当时还不知道郁达夫已经被害，只以为失踪的情况下，她的母亲 一个只会说印尼话并且没有文化的24岁的年轻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身边还有个一岁多的儿子，她的境遇该是多么令人同情。

而这个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的遗腹女，她的成长中又将有多少坎坷在等待着她。

如果说郁黎民老人身上的淡泊和从容，还留有太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痕迹的话，那么郁美兰身上则更多是时代女性的现代感。她开朗热情并且干练，和我想象中的忧郁气质毫不沾边。

她的头衔是“江苏省侨联主席”。

她很理解地说：“我虽然是遗腹女，但我的出生却不像父亲所写他自己是‘悲剧的出生’，我觉得我是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的，我体会最多的是周围的华侨们对我们一家的帮助……”

这里有必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下当时的情状，因为自从1942年2月4日，郁达夫和胡愈之（著名作家、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等人在新加坡沦陷前乘船逃往印尼后，到他牺牲前的这几年经历，是不太被人所知的。

这些文化人逃入印尼后，先隐藏在偏僻的渔村里，住茅棚，吃粗粮，加上语言不通，条件十分恶劣。为安全起见，掩护身份，他们隐姓埋名，分批转移到各个地区。郁达夫化名“赵廉”，和胡愈之等人在“巴爷公务”（地名）开设了一个酒厂，为他们解决生存的经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不久后的一次外出中，郁达夫不慎暴露出精通日语，被日本宪兵队胁迫做了八个月的宪兵队翻译。他也因这段经历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和诽谤，甚至说他有“汉奸”之嫌。但实际上却因这个特殊身份，郁达夫做了大量保护同志和华侨的工作。

1944年年初，郁达夫的真实身份终于被一个华侨汉奸发现并告密，郁达夫及时通知胡愈之等人迅速转移，之后独担风险，直到牺牲。

当得知郁达夫被害后，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华侨朋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关心和资助，才使她们娘仨度过难关。为了生活，朋友们劝何丽有改嫁，但何丽有却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就是要能保证儿子大亚和女儿美兰去印尼首都雅加达上学读书。

这个没有文化的质朴的女人直到丈夫被害后，才知道自己嫁的丈夫竟是中国的一个大文学家。

渐渐长大的郁美兰从报纸上、从父亲朋友的长辈口中，逐渐了解着自己的父亲。自懂事起，她就对父亲有着强烈的“探秘”心理，她渴望了解父亲的一切，她近乎贪婪地读着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更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能报效祖国的有用的人才。

1960年7月1日，在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关照下，郁美兰兄妹终于回到国内。先是被安排在厦门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不久又进入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怀着感恩的心情，她刻苦学习，于1965年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大学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喊口号、贴大字报，郁美兰没有想到还有攻击她的大字报，说她美化了海外华侨资本家是靠“勤俭持家”发达的。但她可不是性格软弱的人，非但不弱，还挺勇敢。她与那些攻击她的造反派们据理力争，最后索性什么派别也不参与，自顾逍遥起来。

趁着大串联的机会，她跑到海南的“加来”华侨农场，去看望在那里定居的母亲。1960年，因为印尼的“排华”政策，何丽有被安排到这个农场定居，她改嫁后，又生下五个孩子，但丈夫却在1963年因病去逝。孤儿寡母没有依靠还时常挨欺负。郁美兰在海南住了10天，有一次，村里又有人欺负弟妹，郁美兰再也压抑不住怒火，气愤地找到农场场长，替母亲讨公道。这一理论还真管用，因为她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这一名头着实镇住了村里人。

1970年，郁美兰大学毕业，虽然按学习成绩是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的，但她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在那里一干就是10年。好在上苍垂怜，让她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爱人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早在北京读书期间，她因为经常在周末去胡老家，在那里与胡序建得以相识。

新疆落后贫瘠的生活条件让郁美兰至今难以忘怀。她说：“有了在零下30℃的冰天雪地里推着自行车换液化气的经历，对以后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才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1980年，他们夫妇调到了南京，胡序建身兼要职，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郁美兰则先在金陵石化工作了7年，1987年调到了江苏省侨办国外处，直到担任了侨联主席。

20年的侨务工作，其实也在实现着郁美兰报效祖国的心愿，她牢记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华侨是革命之母。”她的母亲就是一位华侨，父亲郁达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为华侨办了很多好事，所以在华侨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郁美兰对此深有感触，每次到国外出访都会碰到这样的奇遇，当她把名片送给海外朋友时，对方一看她的名字，竟说：“哦，您是姓郁达夫的郁。”所以郁美兰也把侨务事业视作父亲的未竟事业而用心去做。

郁美兰说“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亮，每当我想念父亲时，我便会向天空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