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蓝鼎元

蓝鼎元是清朝一位文武双全的朱子学者。清统一台湾后，他随军入台，出入军府，筹划军机，倡导兴学；回到大陆后，又在普宁、潮阳明正学、毁淫祠、树新风，为朱子儒学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蓝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号鹿洲，后人尊称其为鹿洲公，漳浦人。蓝氏祖先从河南迁徙闽北定居建宁府。当时，正是朱子理学向外传播时期，受闽北“家有诗书”、“弦诵相闻”的影响，蓝氏家族出现许多朱子学者，后来蓝氏再迁漳浦。蓝鼎元也成为知名的朱子学者，且文韬武略。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他随时任南奥总兵的族兄蓝廷珍入台，在军府筹划军机，“文移书札皆出其手”，提出许多治台良策，并为清廷所采纳。

清代，由于汉人大量从大陆移居台湾，居民越界开垦，纠纷日多。特别是岩居穴处的“野番”“专以杀人为强”。朱一贵起义平定后，朝廷想采取划界迁民的措施隔绝彼此往来，即把靠近“野番”聚居地十里之内的居民迁居他处，并从北至南筑一道高五六尺、长一千五百多里的土墙，挖掘濠沟，让周边土地荒芜，令“奸民无窝顿之处，而野番不能出为害”，而此项需要动迁的居民达数万户、十数万人，荒芜土地面积甚大，为此，蓝鼎元在《复制军迁民划界书》一文中从朱子民本思想出发，提出6点质疑：一是“欲迁数万户之民居，必有可容数万家筑室之处……被迁之民之田畴庐舍，不知此地从何拨给”；二是拆迁居民，“每屋一间，给周恤银五钱，计费钱粮五六万两，不知动支何项”；三是一千五百里之山，需要设的隘口不止百计，人夫不下三五万，“不知系官自雇募，抑或派之于民”；四是一千五百余里界墙和濠堑，费用不下十万两，“将给之自官则无可动支之项，将派之于民则怨声四起，必且登时激变”；五是“寇乱”风灾之后，急待官府补救，重建家园，居民肯迁固然好，“假如强项不依，哓哓有词，将听其不迁而中止乎，抑以兵威胁之乎？”六是既然迁界之令下达，如不迁而中止，开抗官犯上之风，“若以兵蹙之使移……必制挺与官兵为敌，至于敢敌亦遂不容不杀矣。无敌而歼我良民，于心有所难安”。

蓝鼎元认为“无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轻弃家乡”、“无故而掷千五百里如带之封疆”，于国于民都是不妥的。朝廷所出之策，“能必其不召乱，不残民，而又能有功于国，则算出万全矣”。在蓝鼎元的坚持下，这项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工程终未出炉。

康熙末年，朝廷议计削减台湾兵员，并将台湾总兵移驻澎湖，台湾改设副将驻守。蓝鼎元在《论台镇不可移澎书》一文从闽学诸儒“大一统”的思想出发，指出其中之弊。他说：“论理尚当添兵，易总兵而设提督五营方足弹压。乃不增兵反而减，又欲调离其师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将处之乎？台湾总兵果易以副将，则水陆相去咫尺，两副将岂能相下。南北二路参将止去副将一阶，岂能俯听调遣。各人自大不相统属，万一有事，呼应莫灵，贻误封疆。”他认为“以澎湖总兵控制台湾，犹执牛尾一毛”。他强调台湾驻防的重要性说：“台湾一去，则泉、漳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山左辽阳皆有边患”，呼吁“此土万万不可委去”。在他的建议下，朝廷升澎湖通判为海防同知，添兵分戍。清初台湾只设“一府三县”，且政治中心在南部，而东部、北部无建制设官，蓝鼎元建议强化这一地区的管理。他在《平台纪略》中指出：“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归之贼。即使内贼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绸缪。”朝廷采纳蓝氏建议，随后增设彰化县、淡水厅。

平定朱一贵起义，朝廷从大陆招募兵卒，许以“给予民粮，造如兵籍”，但事后却以其中有千余兵士不在兵额之内为由，准备把他们遣返家乡务农。蓝鼎元在《论征台壮丁停饷归农书》一文中，从儒家诚信思想的角度指出此举的危害性。他说这批兵士“出征以来，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为国效力，现在地方事定，“岂可遽自食言，授小辈以口实，灰军前将士之心，塞将来得人死力之路？”他认为“弃此强兵，实为可惜。况负失信之名，自处艰难之地。”他建议将这批兵士“仍留在伍，汰内地各营老弱以补之。为国家储有用之精卒，为营伍收得人之实效”。蓝鼎元的这些言行表现出了作为朱子学者理政的诚信观。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可是清初的台湾却有许多青壮年男子不能成婚，即使已婚者，也因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实行禁止携眷入台的政策而有名无实，造成台湾“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和“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的严重社会问题。为此，蓝鼎元在《论台湾事宜书》中从维护社会安定出发，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渡台完聚者，许具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

蓝鼎元作为朱子学者，在台湾期间以发展教育为己任。蓝鼎元入台之前，台湾虽然设立了一些儒学、社学、义学及书院，但汉化教育还没有普及到乡村。蓝鼎元在台湾时，为了厚民俗，移士习，使台湾意识形态统一于传统儒家文化上来，因而积极倡导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实行发展台湾地方教育的主张。他在《覆制军台疆经理书》一文中说：“郡县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鸿安宅，匪类革心，而后可施富、教。而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八字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日急务也。”他不仅提出教育的意义。台湾汉化教育被重视之后，自康熙年间，渡台官员就大力倡导兴建倡导兴建儒学、社学、义学及书院，道光年间入台的丁绍仪在其所著《东瀛识略》中还引用蓝鼎元所说：“人无良匪，教导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的名言，正是渡台官员不遗余力的推动，才有导台湾学子“莫不以考试为一生大业”的景象。

蓝鼎元在台湾的政绩远不止于此。《清史稿》列举他在台湾条陈治台的内容多达19条，即“信赏罚、惩讼师、除草寇、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彭民、扶土番、招生番”。后之治台者，多以为法，蓝鼎元因此被誉为“筹台之宗匠”。乾隆皇帝为此亲下手谕：“（蓝鼎元）所言大有可采……”人们认为，蓝鼎元的治台之策是最早提出对台湾进行综合治理的“文治”措施的朱子学者之一。

蓝鼎元不仅在台湾传播朱子思想，在其后调任广东普宁和潮阳时，也以崇正学、树新风出名，最典型的就是毁淫祠，主张除崇祀儒家圣贤和祖宗、忠烈外，其余皆视为旁门左道。他在《潮州风俗考》中，对当地的陋俗多有抨击，指出“沉迷风水”、“信巫觋”等封建迷信的危害性，并采取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办法治理，对迷信害民之事，他毫不留情给予铲除。据载，潮阳城有个叫林妙贵的巫婆，与其自称仙公的奸夫胡阿秋狼狈为奸，妖言惑众，狂称能役鬼驱神，甚至演戏多日，大张旗鼓。蓝鼎元闻讯，亲自带领衙役直捣妖穴淫巢，捕获巫、觋10余人，将主犯胡阿秋、林妙贵处死，改淫馆为棉阳书院，成为潮阳一县文教重地。与此同时，他“集邑士秀异者讲明正学”，引导人们崇尚儒学新风，培养士民书画志趣。雍正时期，潮汕地区出现多位画家，陈琼是人物画之大家，蓝鼎元多为赏识，并撰《陈玉山画记》赞曰：“玉山笔墨自千古”，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当地风俗为之一变。

蓝鼎元一生著作颇丰，所著有《鹿洲初集》20卷、《东征集》6集、《平台记略》1卷、《棉阳学准》5卷、《女学》6卷、《鹿洲公案》2卷等，被誉为“经世之材（才）。”雍正十一年（1733年）蓝鼎元去世，但他的理政风范和儒者品格，至今在海峡两岸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