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平生忆云览

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人们被从四面八方推上一个浪峰，从互不相识到成为朋友，是常有的事。1936年，高云览在厦门中华中学教书，经常在厦门《江声报》发表文章。我在厦门《星光日报》当记者，写不署名的新闻，也写署名的特写和小品。他的学生中，有几位我熟悉的青年，时常用钦敬的口吻谈起这位老师。我知道他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书名《前夜》，笔名健尼。因此，对他有了印象。

其后，我们在文化界的一些集会上相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而且成为朋友。这位相貌清秀，谈吐文雅，具有知识分子特有气质的青年教师，比我只大5岁，而在文学素养、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显得成熟和老练。他和当时许多文化界青年一样，对于抗日救国有颗炽热的心。

因为大家都忙着，我和高云览过往不多，不常见面，偶而相逢，由于思想情趣上的某些共通，诸如对文学的爱好，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丑恶现实的诅咒，倒也话语投机，很谈得来。见面地点往往是在厦门闹市思明南路一家咖啡店。这里有钱人不愿来，三餐不继的穷人无法进。在当时，边喝咖啡边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是被认为颇富诗意的，因而它是文化人聚会的好处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厦门地下党筹备组织鲁迅先生追悼会。当时是“西安事变”前夕。白色恐怖仍很严重。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了使追悼会不被扼杀于筹备过程中，而且努力争取把大会开好，筹备工作开始是秘密进行的。待到酝酿成熟，成立筹备委员会，才进入半公开状态。在最后的筹委会上，决定邀请高云览担任大会主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我是在党影响下的一个小青年，没有参加最初的筹组工作，许多情况不了解。70多年后的今天，在回忆鲁迅追悼会的筹备历程和高云览担任大会主席的经过时，一开始就参与筹备工作的曾克里为我提供了当时的情况。这个组织的开始及至最后大会的召开，是在当时厦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最初几个人是党的负责人尹林平、肖林以及党的外围组织《实艺社》成员曾克里、胡一川、郑书祥、鲁默、柳青、陈义生等。其后分头进行联系与动员，交换意见，取得步调和意见的一致。先后有林东山、童晴岚、马寒冰、许印滴、赵家欣参加，正式成立筹委会。大会决定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筹委会研究大会主席的人选，筹委中有的不便出头露面，有的社会声望不够，大家想到高云览，认为他是比较适当的人选。高云览热爱和崇敬鲁迅，经常向学生推荐鲁迅作品，向学生介绍自己名叫高法鲁；他是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平时不大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他担任追悼会主席，大会的举行可能较少风险。通过当时《江声报》编辑、在中华中学兼课的许印滴出面邀请，高云览同志慨然担任了追悼大会主席，而且鼓励他的学生参加追悼会。11月29日9时许，已告满座，乐队奏歌开会。高云览组织的学生歌咏队唱起《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挽歌二首，其一是：

天空里陨落了一颗巨星，

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

去了，永远地去了，

你一代的文豪！

像孩提没有了慈母，

像夜行失去了向导，

千万人都在同声哀悼，

从此我们只好擦干眼泪，

踏着您光荣的足印向前跑。

伟大的死者哟，

您的名字已经变成后来者的路标。

另一首悼歌是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谱唱的：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争生存！

他反抗帝国主义，

他反抗黑暗势力。

一生到老志不屈，

始终为着革命而努力！

哀掉鲁迅先生，

哀掉鲁迅先生，

———我们的导师！

歌声从低沉到高昂，从歌咏队到全场大合唱。歌声使人群似潮的会场增添了激越悲壮的气氛。继而由总主席高云览代表主席团致词，他很沉痛地说：“……先生（指鲁迅）不单是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正义作家，而且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敢的战士，我们追悼他，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的遗志，继承他的精神，让帝国主义从华北滚出去，从东四省滚出去，这一场追悼会的意义才不会落空，而先生在地下，才不会不瞑目了。”当年故友马寒冰（历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处副处长、文联副主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写了一篇题为《伟大的民众祭》的报道，刊于当年《闽南文艺协会会报》。其后被收入鲁迅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出版。在这篇具有历史性文献里，报道了“伟大的悲壮的民众祭”的实况，并记录下高云览同志的开会词。“厦门市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得以胜利召开，高云览同志是尽了一份力量的。其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虽然默许召开这个三百多人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但鹰犬们仍虎视眈眈，暗地四处监视。高云览同志讲话有如利剑出鞘，直刺向国民党反动当局，更引起特务们忌恨。果然不久，中华中学校长、国民党复兴社头目王连元对高云览施加压力，高云览同志被追不得不于1937年春离开厦门，流亡异国他乡。

临别匆匆，我和高云览又一次在咖啡店会晤。他告诉我，他将要离乡南渡，前赴星洲。前些时日，云览为了失去名叫喜鹊的年轻伴侣而忧郁感伤，沉默寡言。这次他是要和我话别了。对于他家庭的变故，我无语慰藉；对于他将要去国远行，我是颇有惜别之感的。我已记不起来当时在默然相对中说了些什么话，但我记得在互道珍重时，在纪念册上互题了黯然神伤的送别词。云览写的是李商隐《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写的是王维《渭城曲》：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咖啡当酒，淡淡离愁。在这个咖啡店内，我怀着惜别的心情，送走一个个远离苦难祖国，飘洋渡海，走向异邦的朋友。不久，抗战军兴，烽火漫燃，故土沦丧，我奔波流离，历尽艰辛。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蹉跎，对于海天遥阻，寄身海外的青年伙伴们，思念之情也就淡漠了。

在抗日战争到祖国解放后的漫长岁月里，从青年老师、爱国华侨到革命作家的高云览在海外和回国后的所有经历，我是直到他逝世后才从一些纪念文章中看到的。这是由于解放前后，我长期滞留他乡，没有重返家园，经历多年离乱，抗日战争前后在厦门分别的朋友不知我的存亡；他们的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我也没有去探问。直至今天，不少寄身海外的朋友仍然未通音信。

1956年，我因事回到厦门，高云览同志在海外结识的好友、当时担任厦门市副市长的张楚琨同志给了我一部《小城春秋》油印本，征求修改意见。我才知道云览早已回到天津定居。1957年初，我再度赴京，在天津停留探望朋友，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孟秋江同志告诉我，云览已于一年前病故。这一噩耗，使得厦门咖啡店分别时的情景，在已淡漠了的记忆中重新浮现。我和云览虽然相处的时日无多，交谊也不算深厚，但青年时代声气相通的朋友，印象一直是鲜明的。

于是，我珍藏着《小春春秋》油印本，小说出版后，我又买了铅印本。张楚琨同志的序言，高云览同志的“写作经过”，都在说明小说是云览一生心血的结晶。我喜爱这本书，不仅是出于“爱屋及乌”，为了纪念早逝的朋友；更多是小说叙述的这个革命故事发生在我的家乡，书中的人物大多似曾相识，不时勾起我青少年时期某些朦胧的回忆。中学时代那位被国民党押送省城而死难的聪明沉着的“大同学”，初当记者时期那位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的才气洋溢的“老同行”，还有那位幸免于难，别妇抛雏，远走天涯海角，杳无音信的温文尔雅、热情似火的年轻诗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未来，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我无法忘却这些革命者的形象，但我没有能力用文学去表达他们的壮烈事迹。高云览同志是个有心人，他几乎是用毕生精力，锲而不舍地从事这一极有意义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厦门大劫狱为题材，把英雄们的光辉形象通过生动的笔触映现在小说中，使他们栩栩如生。小说体现了革命年代一幅历史的画面，谱写了一曲激动心弦的壮歌。这个画卷，这一乐曲，将会激发人们对同一历史时期，没有在书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为革命献身的英烈们的怀念。小说的结局为革命留下了火种，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作者意义深长的用心，他如实地体现了革命斗争的挫折和胜利，因而更加激奋人心。

时光倥偬，高云览同志逝世不觉已过半世纪了，我也进入年过九旬的暮年，但他的形象仍长存在我记忆里，我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小城春秋》及一系列遗著，至今仍在广大读者中流传。当前，面临文化改革大潮，继承发扬先辈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谱写新曲，是后继者的职责。他的女儿高迅莹编的这本《高云览纪念文集》，学术性、史料性，兼而有之，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高云览及其著作，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取得借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我乐于向读者推荐。

                      二○一二年十一月

               于福州南方温泉公寓 时年九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