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诗人的沉哀与性格悲剧

——戴望舒三次失败的婚恋

《戴望舒传》封面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雨巷》

戴望舒因为《雨巷》一诗名世，而有“雨巷诗人”之称。他现存的92首诗，其语汇、韵律、意象，都明显受晚唐律绝和五代小词的影响。

戴望舒一生似乎都踯躅在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的女子。

他找到了吗？没有，一生都没有找到！这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

作为一个男子汉，戴望舒缺乏阳刚之气，阴柔、卑怯、烦忧、自卑，自作多情，自寻烦恼，连写诗也多作“雌音”。生理上的男子汉和气质上的女性化，注定了他一生在爱情上的失意、失落和失败。

戴望舒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父亲戴立诚给他取名朝寀，字丞。“寀”，古代官吏从家邑中采食。“朝寀”，也就是封建朝廷官员的封邑、采邑，引申为走出采邑，在京都任职的官员。显然，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寄托着极大的希望，期望他将来能够在朝廷做官，辅佐皇上。

可是，戴朝寀却给自己取名“望舒”。原来古代神话传说，望舒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望舒，月御（为月亮驾车的女神）也。”戴朝寀改名“望舒”，是一种追求“女性化”心理的应激反应。原来，戴朝寀生得躯体高大，粗犷，黝黑，兼之少年时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麻点瘢痕，使他在同学、同侪中很自卑，自觉矮人一截。特别是进入社会以后，戴望舒对自己脸上的“装饰趣味”非常在意，十分自卑，一心想在另处“杀开一条血路”，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个“另处”，就是文学，就是诗歌的创作，他梦想成为一个诗人！

17岁那年（1922年），戴望舒同施蛰存、杜衡、张天翼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兰社”，并于第二年创办了《兰友》月刊；秋天，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20岁那年，转入震旦大学攻读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合作创办《璎珞》旬刊。从1926至1932年赴法国留学前，除了很短时间去过北京和回杭州老家，戴望舒几乎都借住在上海施蛰存的家中，前后达数年之久。

在施家居住期间，戴望舒认识了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1910-1964），并很快地爱上了她。

施绛年，比戴望舒小5岁，活泼好动，与戴望舒的忧郁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虽然深深地爱上施绛年，但是粗犷的躯体和黝黑、麻点瘢痕的脸庞，使他羞于启口。虽然他与施绛年朝夕相见，却只能“借诗表白”。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正式出版，他在书的扉页，用法文印上了几个字：

“A Jeanne”（给绛年）

戴望舒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献给了他心仪的女子。

施绛年虽然了解戴望舒的“以诗示爱”，却并不爱戴望舒。而且由于望舒也未明确提出，所以只能笑而不答。既未答应，也不拒绝，更引起戴望舒的“误判”和自作多情。在《我的恋人》的初稿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她是爱我的，但是她永远不说，

她是沉默的，甚至伤感地爱着的，

是的，我很知道，

因为我同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

她是会背着人去悲泣。”

戴望舒“误判”了，他以为施绛年是爱自己的，甚至想象自己对着另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绛年会“伤感地”“背着人去悲泣”。施绛年以沉默响应戴望舒的示爱，也使戴望舒误解她只是“羞涩”。其实，施绛年当时是另有所爱的（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子）。所以，望舒的《我的恋人》，只能是想象，是“恋爱昏了头”：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戴望舒最终向施绛年明确求婚，遭到绛年的拒绝。戴望舒万分失望，竟以跳楼要挟。施绛年听说戴望舒要跳楼了，只好勉强答应，暂时缓冲一下。戴望舒赶紧抓住时机，让父母从杭州故家赶到上海，向施家提亲。施绛年父母起初并不同意，迫于望舒以死相挟，加上施蛰存在旁“敲边鼓”，最后也只能勉强同意。

闹剧一直“闹”到双方举行“订婚”仪式。1931年春暮，发了请帖，在沪上请了双方的亲友和许多友人参加。

同年岁暮，戴望舒提出结婚。施绛年又一次施展“缓兵之计”，提出条件：希望戴望舒出国留学，待学业有成，回国后有正当工作，收入稳定之后，方可完婚。为了得到施绛年，戴望舒答应她的苛求。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留学。戴望舒一出国，施绛年如释重负，勇敢地继续她与所爱的恋情。

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传到法国，戴望舒赶紧弄到一张四等舱的船票，于1935年5月回到上海。向施蛰存一打听，证实了施绛年确实继续与原来的恋人相爱，并将很快就结婚。“冲冠一怒为红颜”，戴望舒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太粗暴了！）,然后双方登报，解除婚约。9年的追求，就此画上了句号，永远地结束了（施绛年后来与自己所爱建立了家庭，定居于香港，1964年去世）。这年戴望舒已经整整30岁，在爱情的路上依旧踯躅独行，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寻梦者》，说：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暗夜里开绽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如果说，戴望舒与施绛年的解除婚约，原因是施绛年对戴望舒没有爱情，至于同穆丽娟（1917-）婚姻的失败，终至离异，重要的原因则是戴望舒身上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

1935年，戴望舒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后，就搬出施家，到江湾的公园坊一处公寓里，和友人同住。戴望舒和杜衡住一幢楼，另一幢楼是穆时英一家。

穆时英比戴望舒小7岁，17岁就开始文学创作，对戴望舒崇拜有加，对戴望舒的失恋也很同情。有一回竟对望舒说：

“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

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是穆家唯一的“千金”，在上海南洋女子中学读书。她爱好文学，对大哥穆时英发表的小说，每篇必读。

1935年，戴、施解除婚约时，穆丽娟已经18岁，正是含苞欲放，初解风情的年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一般知识女性一样，对新文学作家特别崇敬。公寓里来了个诗人，又是大哥的朋友，穆丽娟很自然地对戴望舒有一种倾慕。而戴望舒因施绛年的“别恋”，正处于沉（痛）哀（苦）之中。感情空虚的间隙，很需要像穆丽娟那样文静、温柔、美丽的少女的抚慰。在打牌、跳舞，和帮助抄写诗稿的接触中，戴望舒熄灭了的爱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他很快得到穆丽娟的爱情。

1936年6月，戴望舒与穆丽娟正式结婚。新婚不久，他们搬到亨利路水利村30号。新婚夫妇和谐、甜蜜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编辑工作，写诗，翻译《唐吉珂德》外，望舒还学习俄文，翻译普希金和叶赛宁的诗。下午则时常偕同穆丽娟到新亚茶室，同文友们喝茶聊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友们都十分羡慕并祝福他们。夫妻日子过得和谐、充实而又浪漫。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戴咏素、小名朵朵诞生了，给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悦和热闹。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紧接着，“八一三淞沪保卫战”。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第二年5月，戴望舒偕同穆丽娟，带了小朵朵，乘船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暂时在西环薄扶林道的学士台居住。未久，搬到法国人玛蒂夫人的寓所：马蒂夫人在香港大学教授法文，住薄扶林道香港大学斜对面山坡上的一幢背山面海的三层楼房。戴望舒称所居为“林泉居”，可知其环境之清幽。戴望舒与穆丽娟、朵朵三人住二楼，马蒂夫人住一楼，三楼则租住了一户英国人。

然而戴望舒在家庭生活中主宰一切，对穆丽娟的人格缺乏应有的尊重。他以为，结婚以后,妻子就是自己的附庸,对于一个小自己12岁的少女,他认为一切都须听从自己。因此，从没有与穆丽娟进行过感情的交流，对于家庭生活和各种问题也缺乏沟通。夫妻因此逐渐产生了隔阂。尤其到香港以后，戴望舒编辑、写作，交友，忙得不可开交，回到家里往往没有言辞，几乎什么话都没有，使穆丽娟深深感觉到婚后的压力，再没有婚前恋爱时的感情滋润，夫妻除了同住一室外，简直形同路人。穆丽娟在多年后回忆香港与戴望舒在一起时说：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

其次，戴望舒经济上也显得小气，自以为几个钱是自己辛苦写作换来的，管得特别严。在上海的两年和到香港的一年多，居然没有给自己妻子一分钱。穆丽娟一心侍候戴望舒，没有出去做事，身上没有一分一厘的零用钱，连看电影的钱都没有，更没法外出与女伴应酬。简直就是被禁锢在家中一样。这种经济上不能独立，为几个小钱还得向丈夫伸手，算是真挚的爱情吗？对于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她羞于启口，欲言又止，严重损害了她的自尊，她感到人格上的侮辱。有一天，穆丽娟终于委婉地提出需要一点零用的钱的时候，戴望舒才每月给她30元钱，算是一天一元的零用。

再次，戴望舒性情暴躁，为了些小事情，有时竟然冲动起来，不仅粗俗地动口骂人，甚至动手打，暴虐之性毕露无遗。当时丽娟的母亲也随着丽娟大哥穆时英到了香港。一次母亲生病，肚子痛得厉害，穆丽娟到大哥住处去看望母亲。由于照顾母亲，当天夜里无法赶回家里。戴望舒怀疑穆丽娟在外有何不雅的行为。第二天一早，即赶到岳母住处，强行将妻子硬是拽着回家。在场的朋友看不下去，进行劝阻，也无济于事。这种当众暴露夫妻之间的矛盾，使穆丽娟非常的难堪。

1940年的冬至，穆丽娟的母亲病逝于上海，为了不让穆丽娟回上海，戴望舒将岳母病逝的消息隐瞒起来，阻挡穆丽娟回上海奔丧。戴望舒此举实在是有违亲情，有悖于人性。

丽娟的大哥穆时英在上海为中统搞特工，当时中统与军统闹矛盾，穆时英被戴笠的军统派人刺杀了。戴望舒不让丽娟回上海，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还打骂说：“穆时英是汉奸，你是汉奸的妹妹，哭什么哭？”

嫉妒，独断，专横，粗暴，小气，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兼之缺乏感情的交流与沟通，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夫妻关系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了。1940年12月，穆丽娟在上海写信给戴望舒，提出离婚的请求。戴望舒没有同意，穆丽娟坚决求离，戴望舒以服毒自杀的过激行为（后来被朋友抢救过来），企图挽留这一段婚姻。但穆丽娟坚决要求离婚。

穆丽娟后来回忆自己的婚姻时，虽然没有后悔的言辞，但对自己与戴望舒的婚姻也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对戴望舒个人的评价只有8个字：“很有才气，嗜书如命。”看来戴、穆也是缺乏真正的爱情。

至于戴望舒对穆丽娟，应该说是出于真爱，只是爱得不美，爱得粗暴，爱得太自私，所以最终只能是劳燕分飞。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港英当局宣布向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2年3月，戴望舒同一些爱国抗日人士被日军逮捕，投入香港奥卑利监狱。这时，香港到上海的邮路和交通均告断绝，无法通过人告知已经分居，住在上海的穆丽娟。

1942年5月，戴望舒坐牢两个月后，叶灵凤通过友人，设法保释了戴望舒；并由叶灵凤介绍，到日军控制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编辑。5月30日，经人介绍，戴望舒同小他21岁的本局一个叫杨丽萍（又名杨静）的抄写员结婚。这年，杨丽萍才16岁，而戴望舒已经37岁了。虽是老夫少妻，性格差异很大，但戴望舒在初婚阶段还是很满意的。11月24日，戴、杨结婚6个月以后，戴望舒才写信给穆丽娟，“同意离婚”。甚至将他与杨丽萍的结婚照寄给穆丽娟，向穆丽娟炫耀，言下之意：“你提出同我分手，可我却能找到比你更年轻漂亮的女子！”

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给穆丽娟寄了“离婚契约”。

戴望舒同杨丽萍婚后一段时间，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第二年生了二朵（戴咏絮），1945年又生了三朵（戴咏树）。

老夫少妻，家庭矛盾逐渐产生。杨丽萍年轻好动，好交际，而戴望舒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成，希望有一个寂静安定的家，日日同杨丽萍相守一室，对着她“鬓边憔悴的花”，映着她“明媚的朱颜”（《赠内》）。可杨丽萍正是青春搏动时期，初婚的激情过去以后，一切归于平淡，少女的活泼好动，喜欢交际，这一切正常的心理和活动，竟使望舒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捉摸，把握不住。发展到后来，时常为了一点家常小事而争吵不休。这第二次的婚姻也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只差一根导火线了。

1946年3月，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戴望舒带着杨丽萍和两个小女儿回到了上海。由于戴望舒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过编辑，有人因此怀疑他在香港期间有“附敌”行为，这种怀疑使他大受委屈，感到屈辱。在上海，为了生计，一个人兼了三所学校的不同课程。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使他越来越暴躁。杨丽萍则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不能自持，经常同一些年轻人交往，甚至结伴到美国军营长夜跳舞不归或迟迟回家。戴望舒对此十分恼怒，指责杨丽萍“感情不专”，却又提不出证据。双方经常为此大吵大闹。戴望舒气不过，就“大打出手”，狠狠打了杨丽萍。

1948年，戴望舒又一次携带妻子和三个女儿，再度流亡香港。五口之家，负担沉重，真是贫病交迫。杨丽萍早已不爱望舒了。1948年冬暮，杨丽萍偷偷爱上了同一房子的一个姓蔡的青年，接着向望舒提出离婚，并且与蔡姓青年双双出走，从此不归。

在同杨丽萍的不谐和的婚姻中，戴望舒经常思念穆丽娟。一次经过他们在香港的旧居，望舒忧苦悲伤地写了一首《过旧居》。再次说到心中的“沉哀”。

戴望舒一生经历了三场的婚恋，都失败了。这年他已经42岁，独自守着三个女儿，身边无一人照顾，贫病交迫。1949年，他辗转到了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在新闻总署工作。

1950年2月28日，他患严重的哮喘病，自己拿着针筒打麻黄素，自作主张，加大了剂量，引起因心脏的剧烈跳动，当即昏迷过去，抢救无效而逝世。

戴望舒出生于1905年11月5日，逝世于1950年2月28日，还没走完45年人生就离开人世，留下三个小女儿。三次婚恋，两度结婚，没能留下一个照顾他；大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戴望舒就不会这样死去。

中国终于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象征派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