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 江 诗 魂
——忆老诗人彭燕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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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有幸认识许多良师益友,他们对我热情的指点和帮助,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中。彭燕郊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1979年春,我出差往长沙前夕,厦门老诗人童晴岚叮嘱我,路过湘潭时务必代他去湘潭大学拜访彭燕郊,向他问候。我知道童老抗战时期与他一起在桂林从事文艺活动,而且缔结下深厚友谊,便欣然应命。春末乍暖乍寒,春风吹来仍带一阵冷意。我在湘大校园找到彭先生住处,他才从课堂回来,手里还沾着粉笔灰,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黑白夹杂的长发向后梳着,虽近花甲之年,仍充满活力。房间陈设简朴,书籍占了很多空间。他得知我与他同乡后,十分热情,他问及童老近况,要我向他致谢。从谈话中,我得知先生在中文系讲授《诗歌欣赏》,受到广大同学欢迎,先生兴致勃勃地说,他还要开设《民间文学》课,筹办一个民间刊物,回到诗坛重新放歌。
先生曾于1955年不幸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关押近两年后,遭到开除公职处分,其后沦为油漆工、清洁工,蒙难沉冤20多年之久。1979年3月,政治形势较为宽松,从北京传来消息“胡风”一案行将平反,经湖南省委同意,湘潭大学聘请他来校任教。但是看他潇洒神态,不似从炼狱中走出来的。诗人磨难一生,风骨犹存,他的华赡气质深深打动了我。
事后,我才知道因“胡风”一案平反政策未正式落实,湘大只能将先生列入编外人员,领的是一份借用人员的工资,先生不顾被列入另册,工资分文不领,显示出诗人高贵的性格。
我因要赶往长沙,不能再停留,先生给我一个长沙住址,星期六他特回家,约我到他家畅叙。
(二)
在长沙,我趁星期日休息,去东风路湖南博物馆拜访先生,那是他爱人所在单位。先生住房三间相连,似火车厢,中间狭小的客厅是利用走廊围堵起来的。屋里凡是能堆置书籍地方都堆满高高低低的书。我很惊讶,这样狭窄简陋的住所竟是他创作的工场。先生大约看出我的困惑,笑着说:“住这里比我当年当胡风分子蹲监狱,当油漆工睡水泥地好得多”。他热情而健谈,知道我对诗歌兴趣后,向我推崇鲁迅的《野草》、波特莱尔的《巴黎的烦恼》,爱略特的《荒原》等。对五四以来的诗歌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顷刻间打开我的视野,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
我与先生虽为乡亲,但对他了解甚少,谈话间自然而然触及先生的往事。先生记性极好,他敞开心扉.慢悠悠提及,他原名陈德矩,母亲姓彭,父亲陈燕堂,他取母姓与父名中字为笔名,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莆田黄石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家中藏书甚丰,他度过纸墨飘香的童少年时代,也喜欢看乡村社戏,谛听那富有乡土韵味的兴化戏曲,聆听民间艺人说书。每逢城隍庙有戏演出,他必是热心的观众。他吸了一口香茗,昂奋地说:“这些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民间艺术培养了我的兴趣,为我以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打下基础。”接着,他又笑呵呵说:“我还常去线头、十字街吃富有乡土风味的兴化粉、蚵仔煎、扁食等,可是几十年来,再没有机会品尝了。”先生留在故乡日子太短,14岁那年,为了追求天真烂漫的憧憬,悄悄离家,踏上开往厦门岛的轮船,在辽阔海面上飘流了一天两夜,考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集美师范迁往内地后,他转往漳州简易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由共产党员郑畴老师介绍参加新四军,从闽西开往皖南前线,在军中做宣传和民运工作,有幸认识军中作家聂钳弩、黄源等,部队生活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激发了他创作激情。长诗《我们的队伍》、《献旗的行列》就是发表在军中机关刊物上。1939年他的长诗《战斗的江南季节》发表于重庆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命运使他在通信中结识了这位热情而富有远见的批评家。从此,他便在胡风充满激情的文艺思想和人生信仰下,燃烧起诗的激情,创造了他成果辉煌而又苦难深重的文学生涯。后来他因肺病,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与诗人覃子豪、莫洛、麦青等,创办《诗时代》杂志,并认识冯雪峰、邵荃麟等,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1941年春,他前往抗战文化城桂林,次年,胡风也到桂林,他得以会面,而胡风又是那么惊喜地发现在烽火漫天中一个奇异的诗人。从此,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丰收期。除创作外,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年方21岁,被选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诗歌组组长。协助聂钳弩编辑《力报》副刊《诗垦地》、《半月文艺》,并主编《诗》杂志《半月新诗》。
1947年6月,先生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被捕,囚禁一年,直至李宗仁上台后,发布释放政治犯通令,才释放出狱,流亡香港,转往北平解放区,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后,任《光明日报》编辑,并与钟敬文合编该报另一个副刊《民间文艺》。1950年应聘赴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任湖南省文联常委、《湖南文艺》编委,《民主报》副刊《文艺服务》等等。1953年调往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可是他怎能想到,1955年一场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使他蒙上了历史灰尘,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先生以一种少见的昂奋,回忆起那特殊年代。我仿佛跟他一起越过那长长的风雨如晦的日子,我被深深震撼,但昔日阴暗潮湿的铁窗,20多年繁重的劳动,都化为他今日的酒浆。先生豁达笑着说:“离开了读者是遗憾的,但是和底层劳动人民在一起,我真正体验到他们高贵的品质,可以说我偏离了声名,却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存。”
晌午时分,先生夫人张馨兰早已准备饭菜,先生留我午餐,对这位半个世纪多随丈夫经受重重磨难而不屈的女性,从她温和的微笑中,我读出坚毅神色。先生一生历经坎坷,却也有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我由衷赞美他们。
(三)
1979年4月起,先生在《诗刊》上相继发表不少诗篇,1980年9月,胡风一案正式平反后,先生先后出版《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诗选》收入1938~1976年的部分诗作,他早期的诗大多反映战争生活,抒发出炽烈的爱国热情,属于农村题材的诗,则表现出对农民命运深切的关怀,抒情性浓。从1986年起,他的创作出现了最重要转折和最辉煌的飞跃。他花三年时间,创作了一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两万多字的散文诗《混沌初开》,这部蕴含多层次涵意的精神史诗,是对历史、现实和自我进行深刻反思和回味,是对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洞察和感悟。2007年,他与郭风同时荣获中国散文诗学会颁发“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先生五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他一再来信说:“搞文学要有一些痴情,我这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把世俗所谓幸福欢乐都抛弃了”,“我们搞文艺的,就是凭这些痴情,支持干下来的”。
先生为人谦逊低调,1998年春,莆田文艺宣传部门为了弘扬家乡优良文化传统.介绍先生在文艺和教育上的功绩,拟赴长沙为他拍摄专题电视纪录片,托我向先生联系,他却委婉辞谢,复信称:“承告家乡文友对我的关心,使我深深感动,先生他们想到这里拍电视片,使我感到惶然,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作者,没有任何其他身份,论创作无足道也,我是不适宜上镜头的”。先生不鹜名位.不追逐于市,始终专注于创作。
先生对晚辈充满真挚的爱。当年我着手试写《论“七月诗派”》,手头资料不足,向先生求助,他慨然把手头仅有的一本《七月诗选》寄赠给我。《论七月诗派》发表后,蒙先生奖掖。
大至学术,小至我个人健康,都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1984年,我不幸得了痛风,久治不愈,先生不辞劳苦,前去找湖南医大一位教授为我求诊,开来处方,并来信劝慰。
此后,先生每次来信,总是问及我的写作进展情况,正是在他鼓舞下,我才心无旁骛,完成了《中国新诗流派》这一专著。拙著出版后,又在先生的关怀过问下,完成了《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诗歌卷》、《中国新诗潮变》等书。先生离开闽中已逾半个多世纪了,但乡情缕缕不绝,1995年春节,先生寄给我一张贺年片,背后录杜工部句“孤舟一系故园心,并志乡思”。他来信说:“至今我还保存一张五十年代莆仙戏唱片(仙姑探病),怀乡病发时,就拿出来听。”又说:“拜托你回乡时打听一下莆剧唱片事,可能还有录音带了。”可是我几十年来浪迹异乡,也去信向家乡亲友询问过,都未有回音,辜负了先生期许。直到八旬,他还来信:“我想在还走得动时回乡一行,看看家乡改革开放后新气象,再品尝富有乡土风味的兴化粉、扁食汤,观赏优美的莆仙戏,那时我们又可以促膝谈心了。”可是先生因忙于工作,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2008年3月31日,先生不幸以88岁高龄逝世。先生的诗魂将永远萦绕在湘江,萦绕在广大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