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 江 诗 魂

——忆老诗人彭燕郊

（一）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有幸认识许多良师益友，他们对我热情的指点和帮助，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中。彭燕郊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1979年春，我出差往长沙前夕，厦门老诗人童晴岚叮嘱我，路过湘潭时务必代他去湘潭大学拜访彭燕郊，向他问候。我知道童老抗战时期与他一起在桂林从事文艺活动，而且缔结下深厚友谊，便欣然应命。春末乍暖乍寒，春风吹来仍带一阵冷意。我在湘大校园找到彭先生住处，他才从课堂回来，手里还沾着粉笔灰，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黑白夹杂的长发向后梳着，虽近花甲之年，仍充满活力。房间陈设简朴，书籍占了很多空间。他得知我与他同乡后，十分热情，他问及童老近况，要我向他致谢。从谈话中，我得知先生在中文系讲授《诗歌欣赏》，受到广大同学欢迎，先生兴致勃勃地说，他还要开设《民间文学》课，筹办一个民间刊物，回到诗坛重新放歌。

先生曾于1955年不幸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关押近两年后，遭到开除公职处分，其后沦为油漆工、清洁工，蒙难沉冤20多年之久。1979年3月，政治形势较为宽松，从北京传来消息“胡风”一案行将平反，经湖南省委同意，湘潭大学聘请他来校任教。但是看他潇洒神态，不似从炼狱中走出来的。诗人磨难一生，风骨犹存，他的华赡气质深深打动了我。

事后，我才知道因“胡风”一案平反政策未正式落实，湘大只能将先生列入编外人员，领的是一份借用人员的工资，先生不顾被列入另册，工资分文不领，显示出诗人高贵的性格。

我因要赶往长沙，不能再停留，先生给我一个长沙住址，星期六他特回家，约我到他家畅叙。

（二）

在长沙，我趁星期日休息，去东风路湖南博物馆拜访先生，那是他爱人所在单位。先生住房三间相连，似火车厢，中间狭小的客厅是利用走廊围堵起来的。屋里凡是能堆置书籍地方都堆满高高低低的书。我很惊讶，这样狭窄简陋的住所竟是他创作的工场。先生大约看出我的困惑，笑着说：“住这里比我当年当胡风分子蹲监狱，当油漆工睡水泥地好得多”。他热情而健谈，知道我对诗歌兴趣后，向我推崇鲁迅的《野草》、波特莱尔的《巴黎的烦恼》，爱略特的《荒原》等。对五四以来的诗歌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顷刻间打开我的视野，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

我与先生虽为乡亲，但对他了解甚少，谈话间自然而然触及先生的往事。先生记性极好，他敞开心扉．慢悠悠提及，他原名陈德矩，母亲姓彭，父亲陈燕堂，他取母姓与父名中字为笔名，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莆田黄石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家中藏书甚丰，他度过纸墨飘香的童少年时代，也喜欢看乡村社戏，谛听那富有乡土韵味的兴化戏曲，聆听民间艺人说书。每逢城隍庙有戏演出，他必是热心的观众。他吸了一口香茗，昂奋地说：“这些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民间艺术培养了我的兴趣，为我以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打下基础。”接着，他又笑呵呵说：“我还常去线头、十字街吃富有乡土风味的兴化粉、蚵仔煎、扁食等，可是几十年来，再没有机会品尝了。”先生留在故乡日子太短，14岁那年，为了追求天真烂漫的憧憬，悄悄离家，踏上开往厦门岛的轮船，在辽阔海面上飘流了一天两夜，考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集美师范迁往内地后，他转往漳州简易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由共产党员郑畴老师介绍参加新四军，从闽西开往皖南前线，在军中做宣传和民运工作，有幸认识军中作家聂钳弩、黄源等，部队生活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激发了他创作激情。长诗《我们的队伍》、《献旗的行列》就是发表在军中机关刊物上。1939年他的长诗《战斗的江南季节》发表于重庆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命运使他在通信中结识了这位热情而富有远见的批评家。从此，他便在胡风充满激情的文艺思想和人生信仰下，燃烧起诗的激情，创造了他成果辉煌而又苦难深重的文学生涯。后来他因肺病，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与诗人覃子豪、莫洛、麦青等，创办《诗时代》杂志，并认识冯雪峰、邵荃麟等，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1941年春，他前往抗战文化城桂林，次年，胡风也到桂林，他得以会面，而胡风又是那么惊喜地发现在烽火漫天中一个奇异的诗人。从此，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丰收期。除创作外，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年方21岁，被选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诗歌组组长。协助聂钳弩编辑《力报》副刊《诗垦地》、《半月文艺》，并主编《诗》杂志《半月新诗》。

1947年6月，先生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被捕，囚禁一年，直至李宗仁上台后，发布释放政治犯通令，才释放出狱，流亡香港，转往北平解放区，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后，任《光明日报》编辑，并与钟敬文合编该报另一个副刊《民间文艺》。1950年应聘赴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任湖南省文联常委、《湖南文艺》编委，《民主报》副刊《文艺服务》等等。1953年调往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可是他怎能想到，1955年一场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使他蒙上了历史灰尘，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先生以一种少见的昂奋，回忆起那特殊年代。我仿佛跟他一起越过那长长的风雨如晦的日子，我被深深震撼，但昔日阴暗潮湿的铁窗，20多年繁重的劳动，都化为他今日的酒浆。先生豁达笑着说：“离开了读者是遗憾的，但是和底层劳动人民在一起，我真正体验到他们高贵的品质，可以说我偏离了声名，却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存。”

晌午时分，先生夫人张馨兰早已准备饭菜，先生留我午餐，对这位半个世纪多随丈夫经受重重磨难而不屈的女性，从她温和的微笑中，我读出坚毅神色。先生一生历经坎坷，却也有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我由衷赞美他们。

（三）

1979年4月起，先生在《诗刊》上相继发表不少诗篇，1980年9月，胡风一案正式平反后，先生先后出版《彭燕郊诗选》、《高原行脚》。《诗选》收入1938~1976年的部分诗作，他早期的诗大多反映战争生活，抒发出炽烈的爱国热情，属于农村题材的诗，则表现出对农民命运深切的关怀，抒情性浓。从1986年起，他的创作出现了最重要转折和最辉煌的飞跃。他花三年时间，创作了一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两万多字的散文诗《混沌初开》，这部蕴含多层次涵意的精神史诗，是对历史、现实和自我进行深刻反思和回味，是对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洞察和感悟。2007年，他与郭风同时荣获中国散文诗学会颁发“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先生五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他一再来信说：“搞文学要有一些痴情，我这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把世俗所谓幸福欢乐都抛弃了”，“我们搞文艺的，就是凭这些痴情，支持干下来的”。

先生为人谦逊低调，1998年春，莆田文艺宣传部门为了弘扬家乡优良文化传统．介绍先生在文艺和教育上的功绩，拟赴长沙为他拍摄专题电视纪录片，托我向先生联系，他却委婉辞谢，复信称：“承告家乡文友对我的关心，使我深深感动，先生他们想到这里拍电视片，使我感到惶然，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作者，没有任何其他身份，论创作无足道也，我是不适宜上镜头的”。先生不鹜名位．不追逐于市，始终专注于创作。

先生对晚辈充满真挚的爱。当年我着手试写《论“七月诗派”》，手头资料不足，向先生求助，他慨然把手头仅有的一本《七月诗选》寄赠给我。《论七月诗派》发表后，蒙先生奖掖。

大至学术，小至我个人健康，都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1984年，我不幸得了痛风，久治不愈，先生不辞劳苦，前去找湖南医大一位教授为我求诊，开来处方，并来信劝慰。

此后，先生每次来信，总是问及我的写作进展情况，正是在他鼓舞下，我才心无旁骛，完成了《中国新诗流派》这一专著。拙著出版后，又在先生的关怀过问下，完成了《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诗歌卷》、《中国新诗潮变》等书。先生离开闽中已逾半个多世纪了，但乡情缕缕不绝，1995年春节，先生寄给我一张贺年片，背后录杜工部句“孤舟一系故园心，并志乡思”。他来信说：“至今我还保存一张五十年代莆仙戏唱片（仙姑探病），怀乡病发时，就拿出来听。”又说：“拜托你回乡时打听一下莆剧唱片事，可能还有录音带了。”可是我几十年来浪迹异乡，也去信向家乡亲友询问过，都未有回音，辜负了先生期许。直到八旬，他还来信：“我想在还走得动时回乡一行，看看家乡改革开放后新气象，再品尝富有乡土风味的兴化粉、扁食汤，观赏优美的莆仙戏，那时我们又可以促膝谈心了。”可是先生因忙于工作，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2008年3月31日，先生不幸以88岁高龄逝世。先生的诗魂将永远萦绕在湘江，萦绕在广大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