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少作——谢冕在1947~1949（福州）

刘登翰

一

谢冕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这一件事，辉煌了谢冕的一生。

不久前，我偶然翻到1959年和谢冕、任彦芳（谢冕同班同学，诗人，现居美国）的一张合影，照片背后有“谢诗任题”的四句诗：

爱诗如命

是艺术的知心

来自祖国的名山大川

心中共有一个母亲……

谢冕如今已是九秩诗翁。回望当年，六十多载岁月飘然逝去。在中国诗坛上，无论阳光绚丽，也无论风雨凄戚，他都无负当年志言，以诗为志业，视诗如生命。

我最近重读了谢冕少年时代的习作，这些带着早熟的浪漫和愤激的不平留下的文字，当然不能与谢冕后来的皇皇巨著相比。但大江大河都是从最初的涓涓细流出发，高天大树也都从芊芊幼苗长成。翻读这些稍显生涩的中学时代的习作，我想探究的是，当细流还未汇成长河、幼苗尚未长成大树时，它最初的开始曾经预示过什么吗？或者说，谢冕最初的这段早熟人生和他少年时代孜孜不倦的写作尝试，带给他后来的文学人生什么影响？

二

1945年9月，谢冕考入福州私立三一中学读初一。谢冕自注：“这是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大学的姐妹校。”是一所无论师资还是设备都很好的教会学校。

1947年9月，谢冕升入初三，开始收藏自己的作文和课外习作；至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谢冕刚读完高一，就结束自己的中学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福州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发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闽星日报副刊，此时，他已随军南下。从初三到高一，两年间其收藏的习作共有204篇，主要是诗、散文诗和少量短散文。

这些作品，最初多是课堂作文，间有一些课外习作；之后（特别是高一以后），便更多是自己选题的习作，广泛涉及社会、人生的各种体验，部分在报纸副刊正式发表。仅从1948年11月25日在福州《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公园之秋》，至1949年8月29日离校入伍，九个月内共在福州的《中央日报》《星闽日报》《三民日报》《福建时报》《天闻报》《劲报》等副刊上，发表诗、散文诗、短散文共47篇。他曾将初三时期的习作编为诗集《归途》，高一时的作品（作者自注：自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编为《诗总集》，分八卷：一、怀（长诗）；二、探索集（收诗文30篇）；三、呻吟集（收诗30首）；四、萌芽集（收诗10首）；五、迷途集（收诗15首）；六、寒夜的歌（收诗10首）；七、轮轴（收诗10首）；八、人民之歌（收诗6首）。

仅从这些篇目，让我们约略能够窥见，作者当时内心的诗绪历程和关注的世界。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两年间有这样的收获，其写作之勤奋，可以想见。

三

谢冕不改一字地“原稿照录”，在他80岁后（2012年）出版的十二卷“编年文集”的首卷中，收入他中学时代（初三到高一）的全部习作，为此他曾坦言“不悔少作”。然而，在书稿的校阅过程中，他又几度为某些习作的“幼稚可笑”而动摇过。既言“不悔”又深感“羞惭”，为何最终还是一字不改、一篇不落地全部保留在文集中呢？

每个人都少年过，每个人也都从幼稚走来。幼稚的另一面是纯真，这是幼稚的可爱处；幼稚的下一程是成熟，这也是幼稚的珍贵处。阅读这些作品，让我们回到当年的那个少年心怀，当年的那些历史场景。对于作者，这其实无关悔或不悔。这是谢冕文学生命的一部分，是他文学人生的开始。它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谢冕自己。它保存了谢冕在那个特定年纪、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学记忆，是全面悉知谢冕的必需。

谢冕是幸运的，他就读于一所知名的教会中学。虽然未必每个教会学校的学生都是基督信徒，但环境濡染，教会的博爱精神弥漫学园，也必然在少年谢冕心中留下痕迹。它倡扬爱众生，也爱万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对一个开始感知生活、热爱文学的少年，极为珍贵。谢冕初中时期的习作，多以自然为对象。他写花、写蝉、写江涛、写绿野……它培育了少年谢冕对大自然的敏感，这份馈赠，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三，他与同学合办的壁报就叫《墙角的花朵》，引冰心《春水》的三句小诗，为它写了《发刊词》：

“这是一块自由的国土，丛长着许多春天的孩子们，有蒲公英，有紫罗兰，有牵牛花，有野兰，也有狗尾草……春来了，春在哪里？春在牵牛花的花瓣上，春在狗尾草的尾巴上。春天融合在大自然中，春天在它们的胸脯上，春天的气息是多么芳香啊!”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早年冰心的影子。

这时的谢冕是快乐的，纯真的，自信的。

然而谢冕又是不幸的。才入小学，就逢战乱。父亲失业，姐姐出嫁，两个哥哥为谋生远行他乡，而自己，连学费都交不起……一个安和温馨的家庭，骤然坠入底层。当他觍（tiǎn）着脸四处求借才换来一张“上课证”时，他说：“这血泪浸透的一张纸，我真该向它痛哭了！”（见初三作文《自传》《又到开学的时候》）。人世的艰难，社会的不平，他由自身经历的羞辱联想到社会大众普受的欺凌，过早成熟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心。他变得敏感，变得愤激，他面对眼前风景的心态也变了：

“枫叶红似火，我不想做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献祭者的羔羊，被宰割了，被侮辱了，被杀害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攫夺去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1948年11月《公园之秋》）

此时的謝冕，是愤恨，是不平，是抗争！

他关切的世界不再是纯粹的美，他更多感受到的是美的意象背后的丑，是现实的肮脏和罪恶。他写乡村《薄暮的悲哀》：“血腥混合着一阵微风卷入山坳中去了”；他《控诉》：“官僚与商贾串演的双簧”；他谴责《你们的世界》：“榨干了人民的血脂/来充实你们发光的脑袋”

最初的浪漫给予了他对美的敏感，而冷峻的现实却教会他思想的敏锐。

对于教会教育，他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从质疑、讽喻到批判：“那些上帝的信徒们，惯爱说些缥缈玄虚的‘神’，在反帝反封建达到高潮的今天，他们竟然如此大胆地大谈唯心论，真是时代的反动者。所以我以为应当彻底破除宗教的观念，20世纪的主宰者应当是‘人民’而不是虚无的‘神’‘上帝’。”（《书斋散记》1949年4月）

谢冕从一个浪漫的唯美主义者，很快变成一个现实的批判者和抗争者。从初三到高一，这是谢冕思想和诗风急剧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校园里的国文课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广泛的阅读不仅让他触及社会深处，也让他感受艺术风格多元的绚丽。从他习作中的片言只语，我们知道，他不仅读屈原、读李白、读杜甫，还翻译课本上的英国诗歌，阅读过不一定全能读懂的艾略特，“从仅有的少量零用钱”，他订阅了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继后的《中国新诗》，他“买来了诗人辛笛的《手掌集》”，评介了“九叶”派诗人唐湜（shí）的诗，引杭约赫（曹辛之）的诗句入自己的诗中，借臧克家的诗《自由》作为自己习作《自叙》的结尾……这个时期在国统区最活跃的诗人，都进入他的视野。他努力想要从“学校”这个狭小的空间挣脱出来，寻找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当生活迫使他从浪漫走向现实，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直接地控诉和告白。他用象征，用隐喻，用意象，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他向往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艺术方式。当他从后来被称为“九叶”派的诗人们身上，找到自己的追求时，他引为同道，视为知音。20世纪80年代，我和洪子诚合作撰写《中国当代新诗史》时，曾向他借阅过他精心装订、珍藏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合订本，他对这些四十年前陪他一路走来的诗集的钟爱和珍惜，让我深深感动。

这种对诗歌时代精神和多元艺术的追求，可以从他1949年4月发表在《三民日报》上的一篇随笔《诗的闲话》得到印证。这是谢冕关于诗歌理论的第一篇短文，也是最早一篇谈及自己诗歌观念的文章。他引用了梁宗岱、李广田、刘西渭、艾略特等诗坛前辈的诗论，来阐明自己的诗歌信仰。他认为：“一首诗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诗中的情感是诗人的情感，诗中的灵魂是诗人的灵魂”，“诗应该在现实中‘生根’，在生活里‘生根’”，“一首诗的完成应当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凭空‘造’或‘添’出来的”，“一首词句鲜丽而没有‘生命’的诗，等于一个浓妆艳饰的卖淫的妓女”，“让诗人先是人，先是一个寻常的人”，“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的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诗人应该说出人民所欲说的话”，“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头”……这是谢冕对诗的认识，虽然许多话都来自诗坛前辈，但这是他对诗的选择，在他刚刚开始学习写诗时就确立的观念和信仰。岁月匆匆逝去，如今步入鲐（tái）背之年的谢冕，他七十余载的诗歌人生，无论再大的跌宕、再多的诱惑，他都未曾违背这个最初确立的诗的观念和信仰。

这是少年谢冕的成长，是他进入社会和走向文学之前的准备，一个超乎他当时年纪却又预示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思想和艺术的准备。

四

1949年5月，谢冕仿佛有所预感似的把自己这一年的习作汇编成集，以《诗总集》名之，下分八辑。第八辑为《人民之歌》，收诗六首：《悼--祭“四·一二”死难同学》（1949年4月12日）、《人民的歌》（1949年4月22日）、《信》（1949年5月1日）、《行列》（1949年5月）、《不要消极，屈原》（1949年5月5日）、《诗一章》（1949年5月），都是四五月间的创作。谢冕后来在这一辑诗的自注中说：“这册诗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49年5月之后，国内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当时上海已告解放，福州正忙于‘应变’。这是作者在三一中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高中一年级下学期），也是作者中学阶段的‘结束’。1949年8月29日，作者参军，开始了艰难的军旅生涯。”

此时谢冕依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从这一年4月至7月，他一共写了28篇作品，发表18篇，唯独编入“人民之歌”的这六首诗，一首也没发表。这里藏着什么秘密或者他在等待什么呢？

还是让他的作品来解密吧！

在《信》里，他写道“有人从远方寄来一封信/ 他说那边的农田都已下种/他说那边的士兵不取民物/他说那边的学生不闹学潮/他说那边的工厂不再罢工/他说那边的教师都安心教书/他说那边的人都有饭吃……他说那边的人民都欢乐/他说那边的人民都唱歌”。1948年，在上海学生运动中流传着一首歌，后来唱遍布中国广大尚未获得解放的地区，从偷偷地唱到悄悄地唱到大声地唱：《山那边哟好地方！》谢冕诗里的“那边”，就是歌里的“那边”。

我不知道学生时代的谢冕，是怎样接受影响而向往解放区、向往革命的。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是青年学生普遍的思潮。他的同班同学张炯，已经回到家乡闽东，当了一支游击队的政委。谢冕向往革命可能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更可能受启于自己的社会体验和创作实践。如果说，最初谢冕诗歌中的爱憎和不平，主要来自切身对社会的感受和批判；那么，此时谢冕，已经有了明显的政治意识和斗争指向。他在《人民的歌》中，叠句式地提到“东北神秘的丛林里”“黄河两岸的麦田里”“驼铃叮当的戈壁大沙漠”“扬子江北岸的贫瘠的土地”，跃起了被“兽蹄践踏”“饥饿迫害”“黑暗吞噬”的人民，挣脱锁链和镣铐，“结成一道铁的洪流/高擎起血的旗帜”，刺向“那些可耻的帝国主义的尾巴们”“那些剥削人民的官僚们”“那些法西斯强盗们”“那些可怜的怯懦的傀儡们”“那些虎狼似的黑色流氓们”，他以巨大的热情呼唤这个“奴隶翻身的世纪”的到来：

血红的斗争的大纛（dào）

浩大的解放的队伍

似一道钢铁的洪流

涌向江南冰封的土地

涌向江南腥膻的土地

北方解放了的土地和冰封的江南，这是他诗中的“那边”和“这边”，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直接呼唤和歌颂解放战争的有着鲜明政治倾向的诗句，在王朝末日淫威尚在的环境下，当然无法发表，但它记载了历史转折关头，谢冕的思想和情绪，是谢冕成长的见证。

他在呼唤，他也在等待。

两个月之后，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当天晚上，他满怀激情写了一首篇幅稍长的诗：《向阳光拥抱--写在福州解放日》，欢呼“一个美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远景/已在向着他们招手”。

8月29日，福州解放的第12天，谢冕结束他的学生时代，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随即挥别福州，随大军南下。

谢冕的诗歌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本文原载于《福建乡土》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