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好刻”为资治

林   山

李拔，号峨峰，四川犍为县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从福宁府调到省会福州任知府。李拔的仕宦生涯，都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青史留名。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题刻，可以说是“好刻”家。如果算福州地区现存摩崖题刻数量最多的古代官员，拔得头筹的非他莫属。

古往今来，人们在外出行旅和旅游途中，所见所闻，常常会引发自己的种种感想和感慨。有时，还会触动灵感。于是，古代就有在景区岩石、旅舍墙壁或者楼堂馆所题字题诗的行为，还有回头写篇日记或游记，有的还请人刻到岩石上，乃至于以后辑集付梓。这都算是文人墨客的雅事。例如，说那回李白来到黄鹤楼，观赏美景，感慨不已，不觉技痒，诗兴大发，直呼：“快拿笔来！”一抬头，看到壁上已有乌压压的一片字。定睛看去，是崔颢题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写得真好，不由掷笔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李拔也喜欢在登临处题写“磨岩碑刻”。但他似乎不仅仅是“兴之所至”的抒发感想感叹感慨，而是将题刻作为修身、资治和教化的特殊载体，有理论说法，身体力行，成效显著。

李拔18岁那年，风华正茂，考中秀才，自然兴高采烈，却被父亲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说你学业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取得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是没有出息的。李拔听得教诲，如醍醐灌顶，就取个“峨峰”为号以自勉。“不观沧海，不知丘壑之微也；不登大山，不知天下之小也。吾今乃悟为学之道矣。”如此家教，如此修身，是为研学高手。

李拔自己把阅读名人题刻作为修身的功课。自然景观虽好，那只是天然基础，还要有名人题刻加持，那才是文化建筑。他在《鼓山志》的序言中申明：“鼓山……自朱子有‘天风海涛’之书而名始重；自君谟有‘国师岩’之题而名始传”。这种文化引领的“名人效应”，促使他见贤思齐，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提升素质，也为自己题刻的影响力夯实基础。作为循吏，他对领导方法的经验总结是“治世何术？曰养，曰教”，认为关键是自身和民众素质的教化养成。

作为福州知府，李拔殚精竭虑，勤政为民。在农耕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基础是农业生产。乾隆壬午年（1762）夏天，李拔上了乌石山，站在山南一块突出大岩石上，望着南边“十八洋”地域，悯农之心顿生，专门题了“望耕台”，请人刻在岩石上，并建亭以纪。提醒自己，要时刻把百姓的生产生活和冷暖疾苦挂在心上。意犹未尽，李拔又作《题望耕台》诗一首：“为念民劳登此台，公余坐啸且徘徊。平畴万亩青如许，尽载沾涂血汗来。”诗中的“坐啸”，是闲坐吟啸。苏轼《定风波》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李拔的《榕荫堂跋》说自己“夏日坐啸”，下班后，就可以在自己亲手选址建造的榕荫堂里读书写字、低吟高唱，调理呼吸，调节心情，静思治郡安民之策。

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两方题刻和2008年在亭子旧址上重建的望耕亭。

李拔对鼓山很有感情，多次登临。有一次登上鼓山屴崱峰，也就是俗称绝顶峰时，面对近江远海，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感慨，看到朱熹的题刻“天风海涛”，真是大气磅礴啊。李拔手又痒了，他提笔在顶峰的一处最突出的“岩端”，饱蘸墨水，题了“登峰造极”。既是对先哲的崇拜，又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李拔曾言：“匪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亦聊以扬榷山灵，备后人之兴感云尔。”这句话用来解释他喜好题刻也是合适的。宋明理学以来，学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借题刻来“扬榷山灵”，实际上也是在抒发胸臆。他在游记中说：“题‘登峰造极’四字，刻之岩端，题山足曰‘云程发仞’。山半曰‘毋息半途’，并作仰止亭于上，以志自勉之意云。”主张“文章、经济，合而为一”。

在福州城内与乌石山相对的于山，李拔在九仙洞上岩石题刻四个行书大字“月朗风清”，字体遒劲挺拔，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题。据《福州府志》记载：李拔“夜登九仙山，见万家灯火，风月交映，刻其石曰：月朗风清”。李拔朝西北方看去，不远处，是“巷南巷北读书声”的三坊七巷，其中的小黄楼是梁章钜故居。当年梁章钜为苏州沧浪亭题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未果，最后落实在故居东园的小沧浪亭上。上联取自于欧阳修的《沧浪亭》，源自唐代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下联取自于苏舜钦的诗《过苏州》。这题刻是李拔作品中比较“诗和远方”的一面，抒发了李拔当夜登高望远，清风拂面的快意，也能从中感受太守希望全郡风调雨顺、岁月静好的执政愿景。“清风明月”出自《南史·谢惠传》，寄寓其两袖清风、心地澄明的操守。

李拔在各处登临，时不时灵光一闪，就会留下有思想的“墨宝”，成为“磨岩碑刻”。其中就有他的治世格言。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春夏之际，他登上鼓山。在山脚，意气风发的李拔，想着，我终于来了。对省城镇山的敬仰，对山上历代名人留下吉光片羽的敬佩，促使他在鼓山古道的入口旁留下一方题刻：“声满天地”。鼓山，特别是山上的名人题刻，名满天下。登山是步步高，即使有各种曲折，前程仍然阳光。起步阶段，他又迫不及待地题了“云程发轫”。刻于登山古道观瀑亭西侧，宣示美好的登程刚刚开始。后来，福州沈葆桢创办船政，题联自勉：“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异曲同工。

“欲罢不能”石刻

李拔登鼓山至半山，第五亭即茶亭附近，人已疲劳，往前走，路途尚远；往后退，又不情愿，真是心情复杂、进退两难。李拔觉得这是借题发挥，自勉励人的好机会，就挥毫题了“欲罢不能”。的确，为学犹如登山，没有坚强的毅力、艰苦的攀登，就不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南宋时福州著名的学者黄榦登鼓山题诗的首句“登山如学道，可进不可已；悬崖更千仞，壮志须万里”也阐明了这个道理。

李拔接着沿古道石阶向上。到古道第七亭时，感觉路途过半，汗流浃背，颇为疲惫。李拔又题格言“毋息半途”，鞭策自己和随从继续前进。其实，这里已经是更衣亭附近。当年闽王王审知就是在这里更衣，以便从容进涌泉寺。但李拔是要登上鼓山最高处，那是绝顶峰，所以这里只是半途。“归而记之，并勒于石，以示后之登此山者。”（《游鼓山记》）“毋息半途”也是鼓励登山者要坚持到底，切勿半途而废，为后来人途中充电、打气、加油、鼓劲，提供精神食粮，至今还是励志警句。

乾隆二十六年（1761），李拔来福州上任第二年的冬天，巡行所属十邑，览各地民情风物，途中经由南台岛东南端峡兜古渡口，乘船渡乌龙江。乌龙江是闽江支流，又称南港。在接近三江口的地方，有南北两山相对组成的江峡，民间称“峡兜”。江水穿“峡”而过，称“峡江”。这里水深流急，经常是无风三尺浪，险象环生，古代行旅者多有葬身鱼腹之事。宋林亦之的《过西峡江》诗曰：“漫言闽海三千岛，休论延津百二滩。怎及乌龙咫尺险，行人未渡胆先寒。”但再大的风险也阻止不了闽人闯荡的步履，因为峡南渡口地处福莆古道之要塞，为闽省南北通行之咽喉，从唐宋至明清，峡南渡口都是闽省最重要最繁华的渡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贾文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过这一道关。李拔观此峡惊涛骇浪、浊浪排空，感慨于舟船驭手的大无畏精神，就在峡兜北岸悬崖上，题下“龙江飞渡”四个大字。是对自己为官的警醒，是对各级官员勤勉的告诫。也让来往的商贾旅人与赶考学子，面对天险，知道敬畏。

在马尾罗星塔下，有个石碑题刻，文为：“砥柱回澜。乾隆辛巳，郡守剑南李拔题。”这是1761年，李拔下基层指导工作，到罗星山时留下的。罗星塔俗称磨心塔，是一座空心石塔，始建于南宋，位于马尾港的罗星山上。天启年间重建。叶向高题罗星塔诗写道：“冶城东望海天遥，谁遣中流一柱标。”罗星塔实际上是马尾港的地标，是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世界邮政地名直接称为“中国塔”。

在王审知开辟的甘棠港，罗星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州出海口的中流砥柱。李拔题下“砥柱回澜”时，也许还想到为官的责任，敢于担当的精神。

连江琯头镇的长门村是清代海防要塞，有扼江控海之险。据史料记载，南宋时设五虎巡检司于长门，每年春秋二汛巡防至马祖、澎湖列岛，到了清朝便设立长门提督衙门，民国时期设立闽厦要塞司令部，驻军如云，防卫森严，连远在厦门的胡里山炮台也归属长门管辖。山上的炮台叫“电光山炮台”，是北岸诸炮台之首，又是现存中国最古老、最大的炮台，所以人们习惯性地简称它为“长门炮台”。

在这有“省府门户”之称的长门村的西边是门边村，南岸就是著名的金牌门。在东部临江的金山崖壁上，李拔题刻“海阔天空”，与鼓山顶的“天风海涛”相呼应。

李拔题“西湖水利”，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把题刻作为资治教化载体的理念。西湖是筑城取土所启。后来成为人们游玩的重要景区。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李拔考虑的角度自然特别。他常有“修葺以供游览，非当日开湖本意”之叹。此题刻是希望告知后来者，西湖之维护应以水利灌溉为目的。风景名胜是附加值，不应太刻意打造，“大小在心，不在境也”。

李拔说“余生平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他在仕途中，在大地岩石上留下许多题刻。若收集起来，加上注释解读，应该是一部巨作。但另外一种的“题刻”，对李拔和后世来说，也非常有价值。那就是百姓为他题刻的“去思碑”。

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李拔从湖北汉阳府同知提拔到福建当官，任福宁知府。勤政备至，深得民心。才任职一年零三个月，就被上级重用，以“善最”调到福州，担任省会的最高长官。福宁百姓扶轿挽留，立碑颂德。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因母亲去世回籍丁忧。福州上下“思志公德以勒贞珉”，立去思碑，刻《福州府闻讣去思碑记》。民众感叹“乃石有尽而德无穷”。

碑文赞誉：“拔殚精竭虑，修城垣、建桥道、筑三坝、禁停棺、劝农桑、课书院、谋教养，百废维新、士民欢戴。案牍之暇，犹复考献征文，纂五邑官神商榷，撰《福宁府志》一书，越三年而成。性风雅，所至皆有题咏。在任年余为民生谋，教养纤悉弗遗。调任福州，邑人立去思碑，以志德焉。”（《知福宁府事李公去思碑》）“宁人以失公为忧，福人则以得公为喜。”（林从直《福宁调福州府去思碑记》）“盖公之志，一本于学，学正则治醇”，“公精神所学，泽及草木”。“刊教民碑札十县，以教养成。”（黄任《福州府闻讣去思碑记》）

李拔以榕树比喻做官，谓“榕为大木，犹荫十亩”，“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为官者就要以造福地方、造福百姓为己任。为此，李拔身体力行，以题刻修身、资治、教化，独树一帜。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作者为闽都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