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郑振铎

林  哲

郑振铎（1888—1958），又名铎民，字警民，笔名西谛、郭源新等，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福建长乐人。青年时代，他就立志要为振兴中华文化事业而献身，早年与沈雁冰等一些进步作家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物局局长及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郑振铎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在诗歌、散文、戏曲、美术、考古、历史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是一位闻名中外的藏书大家。

郑振铎纪念文献展

郑振铎先生因为喜欢读书、爱书，进而买书、藏书，他立志要建个自己的私人“图书馆”。他虽然一生清贫简朴，却节衣缩食，倾尽全力收藏图书。他说：“我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在《劫中得书记》一书中，他写道：“余聚书廿徐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荀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从中道出了一个清贫学者对书籍的一片珍爱之情。他在《清代文集目录跋》说：“予素质恬淡，于人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但凡买到一本好书，对他来说便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夕阳将下，微风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抉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时为了寻找一册善本珍籍，他辗转往返，费尽周折后，“遂购得，挟之以归”，真可谓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郑振铎的私家藏书颇具规模，与当时的阿英、瞿光熙、唐张并称为“中国现代四大藏书家”。

长乐郑振铎纪念馆

郑振铎先生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藏书大家，他的藏书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当时一般藏书家多以宋、元善本为贵，郑振铎也讲究版本，但又与一般藏书家不尽相同，他首先看重的是书的历史史料价值，尤其关注有版画的雕版印本。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秉持“人舍我取”的搜书原则，一些被藏书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他收藏最丰。“诸藏家不甚经意之曲剧、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

正因如此，郑振铎先生的私家藏书，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价值极高。主要有历代诗文别集、总集、小说、词曲、戏曲、弹词、宝卷、版画、考古美术等，其中许多是价值连城的珍本和孤本。例如，版画中有明代万历年间彩印本《程氏墨苑》，此为海内孤本；小说中以明代嘉靖年间刻的《水浒传》最为珍贵，这也是传世《水浒传》的最古刻本；木刻画中有从宋、元到明代嘉靖年间的古佛道刻本200余种，填补了中国木刻画资料的空白；杂剧中有包含了近40种明清两朝的《邹式金杂剧新编》等。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被认为是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奇迹，也是外间未经流传的仅存本，其意义不亚于打开了“内阁大库”，不亚于发现了安阳甲骨文文字，不亚于发现了敦煌千佛洞抄本。应该说，郑振铎先生藏书的数量与质量，在当时国内藏书家中当属首屈一指。除外文书籍和毁于战乱的不计外，他的藏书多达17224部，94441册。郑振铎先生去世后，家属遵其生前遗嘱，将他生平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家图书馆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文化的流变中，郑振铎先生从一个好学乐读的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坐拥书城的藏书家。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忆其一生的藏书历程，不仅为他独具慧眼和远见卓识的藏书思想所打动，更为他保存中华文化典籍的爱国情怀所震撼，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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