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4 23:2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沉 洲



山水间的精神家园

 

  

 

   

《武夷山志》记载:水帘洞正中,瀑布落其前,祀至圣孔子以及老子、释迦,曰“三教堂”。山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羽士主持教堂时,老子像居中;轮到僧人主持,则释迦牟尼像居中;唯独儒士从来没有主持过教堂,孔子塑像一直被冷落一旁。有儒士气不过,一纸诉状告到县衙:惟吾夫子屈尊处末,亵渎已极,是所望于崇邑(武夷山曾经为崇安县)当事诸群为之整饬耳。

水帘洞自古属于武夷山中榜上有名的道教72洞之一,叫“洞天仙府”的唐曜洞天。有名有姓的洞天,本土道教率先入驻已无异议,宋时理学家刘子翚等人于此设堂讲学,佛教又后来居上?无论孰先孰后,武夷山显然已成了3教共同热衷的名山,儒士的告状不过是希望大家平等相处罢了。这符合武夷山儒释道3教长期并存、共生共荣的历史事实。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闽越之乱后,为了安抚民众,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将武夷山列入封禅之册,并派遣祠官设坛祭祀武夷君。《史记》里出现了这样的文字:祀武夷君,用乾鱼。

梳理历史,我们知道,殷商时的鬼神崇拜、战国时的神仙信仰便是道教的肇始,道教萌芽、成长、开花、结果于本土,时间久远,信众广大,最接地气。

唐末五代时期,中华道教名山被确定为36洞天,武夷山是第16洞天,名“升真元化洞”。有道书还说:登仙者,须在天台注册,武夷换骨。据史书记载:武夷山最大最早的一座宫殿——武夷宫建于唐天宝年间(742—755年),后数度易名。初建时在一曲洲渚上,道观叫“天宝殿”,从此,武夷君这位老神仙开始有了堂而皇之的栖身之所。五代时改为“武夷观”。到了南唐,元宗李璟因为其弟在武夷山入道修炼,便诏令移旧观于今址重建,改成“会仙观”。宋代增修屋宇300余间,皇帝赐额“冲佑诏广观”,成为天下名观。明朝又诏赐《道藏》给冲佑观,以其广传。

“浓荫万树藏深殿,翠扫诸峰半入楼。”从古人留下的这两句诗里,多少还能让后人窥到一点武夷宫鼎盛时期的轮廓。历朝历代笃信仙家的统治者,都不惜花费重金,多次拨款修葺、增扩宫殿楼宇,染指变更宫观之名,使之成为帝王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这些,足见武夷山在中国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历史资料还显示,魏晋以来,先后有娄师钟、薛邴等著名道士来武夷山隐居,留下众多修炼遗迹,如换骨岩、仙迹岩、仙浴潭等,可谓崖崖壑壑竞仙姿。许多景点也是以道教文化的特定词汇命名的,景点都有神话传说,譬如:大王和玉女、幔亭招宴、铁李与天柱峰、樵子观弈等,无不烙上了道家的文化印痕。

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全真道支派的南宗五祖白玉蟾。南宋时期,自打白玉蟾隐居武夷山,住持止止庵炼丹传道,武夷山便坐实了中国道教名山的交椅,也成就了止止庵在道教南宗祖庭的显赫地位。白玉蟾把羽化登仙的武夷山秘境,提升到修炼著述、授徒传道的道家文化大道场,在探索自然规律和生命哲学方面具有特殊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

北宋政治失利和南宋政治无为,促成白玉蟾创立的内丹学说,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在广收门徒、影响一方之时,白玉蟾设立的教区组织“靖”,获得官府承认,颁发靖额,内丹派自此有了公开活动的教团和宫观。这一时期,武夷山的冲佑观也扩建成为堂皇富丽的宫殿建筑群,被称为“天下名山巨构”。作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机构,南宋词人辛弃疾、诗人陆游、理学家刘子翚和朱熹都在冲佑观出任过宫观提举一职。

历史上,武夷山道教宫观矗立,有99观之说,如今多数已废圮,留下的有万年宫、三清殿、桃源观、止止庵、天上宫等。

1962年,郭沫若游武夷九曲溪后,题诗《游武夷山泛舟九曲》,其中“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的诗句,形象描绘了武夷山水与道教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

公元前后,佛教东渐,但在本土化进程中耗费了相当长时间。史料记载,佛教西晋时随“衣冠南渡”传到武夷山。唐武德元年(618年),有僧人在茶洞接笋峰下建起了武夷山最早的一座寺院,自此武夷山寺庙渐增。唐朝和五代时期,武夷山佛教迎来了大发展,孕育出以藻光和尚为代表的一批高僧。

藻光和尚是本地吴屯乡人,少年出家为僧,创设瑞岩寺,弘扬佛法。唐乾符元年(874年),藻光和尚到山心庵修行,在一个中秋月圆之夜,他足履月辉,仰天问月,留下让人醍醐灌顶的禅思:欲会千江明月,只在天心一轮光处,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岩万壑?以踏破芒履为耶?后来,这样的顿悟被精炼成禅语“天心明月”。为缅怀这位高僧,后人把山心庵改名为“天心寺”。

藻光和尚一生多次芒履云游修行,他的影响已经溢出武夷山水,遍及闽北和福州等地。五代后唐天成二年 (928年),闽王王延钧礼聘藻光和尚至闽都,坐禅讲经,成为王师。后来,他被列入《古佛录》,世称“辟支古佛”“扣冰古佛”,是武夷山籍唯一载入佛典而尊为古佛的僧人。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为大红袍祖庭天心寺的禅茶迷醉,以年号敕封寺名“天心永乐禅寺”。天心永乐禅寺声威大噪,武夷山佛教再次兴盛,衍成一枝独秀、领十方丛林的浩大气势。

清初,居武夷山达50余年的铁华上人杖锡京师,为康熙大帝说法,朝野震动,以此确立了武夷山佛教“华胄八大名山”的地位。清光绪年间,福州鼓山德容大和尚到天心永乐禅寺主持重建,广增佛殿僧舍,一时佛法大兴。光绪帝御赐五爪龙青花画筒一个,帝师陈宝琛题写“福德因缘”匾额,均为镇寺之宝。到了民国年间,天心永乐禅寺的香火依旧旺盛,前后开设过7场大戒,普度众生,成为闽北僧俗朝拜受戒的两大道场之一。

福建地处偏隅,交通艰阻。隋朝科考举士的100多年后,闽地才出现开闽第一位进士。足可见教化滞后,属于蛮夷之地。南宋偏安改变了这种现状,同时理学一代传人游酢和杨时又退居武夷山修书讲学,闽派学者开始积蓄能量,近百年后的一天,时间与空间迎头相撞,作为孔子后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把武夷山推到“执华夏学术之牛耳”的文化巅峰,武夷山以“闽邦邹鲁”“道南理窟”著称于世,确立了武夷山儒教的文化地位。

朱熹在武夷山从学、著述、授徒,前后生活了47年时间,换句话说,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孕育、形成和发展,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

宋淳熙九年(1183年),朱熹辞宦归来,在五曲溪畔隐屏峰下筹筑武夷精舍,讲学授业,教徒著书。朱熹建立了以“天地万物之理”为中心,涵盖自然、社会、人生等诸方面内容的儒学思想文化,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他诲人不倦地解析天理人性奥秘,讲述实现世界大同的哲学观点。他的个人魅力使四方学子慕名而来,其中有不求功名,有只为求道,甚至还有弃官从学。一时间里,五曲的精舍生徒盈门、鸿儒云集。当时,仅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就达200多人,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定、黄干、真德秀曾就学于武夷精舍,后来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形成影响一方的闽学学派。同时,朱熹在武夷山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等奠定他身后地位的一批重要理学著作。

南宋时期,武夷山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骤增,昌盛之风一派蔚然。当年,山林式书院相当盛行,几乎取代了官学,究其原因,大背景是朝廷南渡偏安,中原文化重心南移,地偏一隅的闽学如沐春风逢甘霖;直接原因则是朱子学派横空出世。在朱熹影响下,理学家们纷纷以传道为己任,在武夷山九曲溪畔择地筑室,造成书院林立的盛况,仅宋元间在武夷山创立书院的著名学者就有40多位。

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之余,朱熹与门人、同道出道观入佛门,参禅礼佛,深悟其理,他创立的朱子理学就是在儒学各家基础上,汲取佛教和道教的体系化立论法则,对天地万物的逻辑进行重新构造,集儒释道之大成。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2000余年来,儒释道三教汇聚一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安互融的文化格局,武夷山无愧为一座复合型的文化名山。 

(本文原载于《走进“八闽旅游景区”·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