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间的精神家园

沉   洲

《武夷山志》记载：水帘洞正中，瀑布落其前，祀至圣孔子以及老子、释迦，曰“三教堂”。山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羽士主持教堂时，老子像居中；轮到僧人主持，则释迦牟尼像居中；唯独儒士从来没有主持过教堂，孔子塑像一直被冷落一旁。有儒士气不过，一纸诉状告到县衙：惟吾夫子屈尊处末，亵渎已极，是所望于崇邑（武夷山曾经为崇安县）当事诸群为之整饬耳。

水帘洞自古属于武夷山中榜上有名的道教72洞之一，叫“洞天仙府”的唐曜洞天。有名有姓的洞天，本土道教率先入驻已无异议，宋时理学家刘子翚等人于此设堂讲学，佛教又后来居上？无论孰先孰后，武夷山显然已成了3教共同热衷的名山，儒士的告状不过是希望大家平等相处罢了。这符合武夷山儒释道3教长期并存、共生共荣的历史事实。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闽越之乱后，为了安抚民众，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将武夷山列入封禅之册，并派遣祠官设坛祭祀武夷君。《史记》里出现了这样的文字：祀武夷君，用乾鱼。

梳理历史，我们知道，殷商时的鬼神崇拜、战国时的神仙信仰便是道教的肇始，道教萌芽、成长、开花、结果于本土，时间久远，信众广大，最接地气。

唐末五代时期，中华道教名山被确定为36洞天，武夷山是第16洞天，名“升真元化洞”。有道书还说：登仙者，须在天台注册，武夷换骨。据史书记载：武夷山最大最早的一座宫殿——武夷宫建于唐天宝年间（742—755年），后数度易名。初建时在一曲洲渚上，道观叫“天宝殿”，从此，武夷君这位老神仙开始有了堂而皇之的栖身之所。五代时改为“武夷观”。到了南唐，元宗李璟因为其弟在武夷山入道修炼，便诏令移旧观于今址重建，改成“会仙观”。宋代增修屋宇300余间，皇帝赐额“冲佑诏广观”，成为天下名观。明朝又诏赐《道藏》给冲佑观，以其广传。

“浓荫万树藏深殿，翠扫诸峰半入楼。”从古人留下的这两句诗里，多少还能让后人窥到一点武夷宫鼎盛时期的轮廓。历朝历代笃信仙家的统治者，都不惜花费重金，多次拨款修葺、增扩宫殿楼宇，染指变更宫观之名，使之成为帝王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这些，足见武夷山在中国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历史资料还显示，魏晋以来，先后有娄师钟、薛邴等著名道士来武夷山隐居，留下众多修炼遗迹，如换骨岩、仙迹岩、仙浴潭等，可谓崖崖壑壑竞仙姿。许多景点也是以道教文化的特定词汇命名的，景点都有神话传说，譬如：大王和玉女、幔亭招宴、铁李与天柱峰、樵子观弈等，无不烙上了道家的文化印痕。

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全真道支派的南宗五祖白玉蟾。南宋时期，自打白玉蟾隐居武夷山，住持止止庵炼丹传道，武夷山便坐实了中国道教名山的交椅，也成就了止止庵在道教南宗祖庭的显赫地位。白玉蟾把羽化登仙的武夷山秘境，提升到修炼著述、授徒传道的道家文化大道场，在探索自然规律和生命哲学方面具有特殊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

北宋政治失利和南宋政治无为，促成白玉蟾创立的内丹学说，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在广收门徒、影响一方之时，白玉蟾设立的教区组织“靖”，获得官府承认，颁发靖额，内丹派自此有了公开活动的教团和宫观。这一时期，武夷山的冲佑观也扩建成为堂皇富丽的宫殿建筑群，被称为“天下名山巨构”。作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机构，南宋词人辛弃疾、诗人陆游、理学家刘子翚和朱熹都在冲佑观出任过宫观提举一职。

历史上，武夷山道教宫观矗立，有99观之说，如今多数已废圮，留下的有万年宫、三清殿、桃源观、止止庵、天上宫等。

1962年，郭沫若游武夷九曲溪后，题诗《游武夷山泛舟九曲》，其中“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的诗句，形象描绘了武夷山水与道教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

公元前后，佛教东渐，但在本土化进程中耗费了相当长时间。史料记载，佛教西晋时随“衣冠南渡”传到武夷山。唐武德元年（618年），有僧人在茶洞接笋峰下建起了武夷山最早的一座寺院，自此武夷山寺庙渐增。唐朝和五代时期，武夷山佛教迎来了大发展，孕育出以藻光和尚为代表的一批高僧。

藻光和尚是本地吴屯乡人，少年出家为僧，创设瑞岩寺，弘扬佛法。唐乾符元年（874年），藻光和尚到山心庵修行，在一个中秋月圆之夜，他足履月辉，仰天问月，留下让人醍醐灌顶的禅思：欲会千江明月，只在天心一轮光处，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岩万壑？以踏破芒履为耶？后来，这样的顿悟被精炼成禅语“天心明月”。为缅怀这位高僧，后人把山心庵改名为“天心寺”。

藻光和尚一生多次芒履云游修行，他的影响已经溢出武夷山水，遍及闽北和福州等地。五代后唐天成二年 (928年)，闽王王延钧礼聘藻光和尚至闽都，坐禅讲经，成为王师。后来，他被列入《古佛录》，世称“辟支古佛”“扣冰古佛”，是武夷山籍唯一载入佛典而尊为古佛的僧人。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为大红袍祖庭天心寺的禅茶迷醉，以年号敕封寺名“天心永乐禅寺”。天心永乐禅寺声威大噪，武夷山佛教再次兴盛，衍成一枝独秀、领十方丛林的浩大气势。

清初，居武夷山达50余年的铁华上人杖锡京师，为康熙大帝说法，朝野震动，以此确立了武夷山佛教“华胄八大名山”的地位。清光绪年间，福州鼓山德容大和尚到天心永乐禅寺主持重建，广增佛殿僧舍，一时佛法大兴。光绪帝御赐五爪龙青花画筒一个，帝师陈宝琛题写“福德因缘”匾额，均为镇寺之宝。到了民国年间，天心永乐禅寺的香火依旧旺盛，前后开设过7场大戒，普度众生，成为闽北僧俗朝拜受戒的两大道场之一。

福建地处偏隅，交通艰阻。隋朝科考举士的100多年后，闽地才出现开闽第一位进士。足可见教化滞后，属于蛮夷之地。南宋偏安改变了这种现状，同时理学一代传人游酢和杨时又退居武夷山修书讲学，闽派学者开始积蓄能量，近百年后的一天，时间与空间迎头相撞，作为孔子后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把武夷山推到“执华夏学术之牛耳”的文化巅峰，武夷山以“闽邦邹鲁”“道南理窟”著称于世，确立了武夷山儒教的文化地位。

朱熹在武夷山从学、著述、授徒，前后生活了47年时间，换句话说，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孕育、形成和发展，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

宋淳熙九年（1183年），朱熹辞宦归来，在五曲溪畔隐屏峰下筹筑武夷精舍，讲学授业，教徒著书。朱熹建立了以“天地万物之理”为中心，涵盖自然、社会、人生等诸方面内容的儒学思想文化，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他诲人不倦地解析天理人性奥秘，讲述实现世界大同的哲学观点。他的个人魅力使四方学子慕名而来，其中有不求功名，有只为求道，甚至还有弃官从学。一时间里，五曲的精舍生徒盈门、鸿儒云集。当时，仅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就达200多人，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定、黄干、真德秀曾就学于武夷精舍，后来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形成影响一方的闽学学派。同时，朱熹在武夷山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等奠定他身后地位的一批重要理学著作。

南宋时期，武夷山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骤增，昌盛之风一派蔚然。当年，山林式书院相当盛行，几乎取代了官学，究其原因，大背景是朝廷南渡偏安，中原文化重心南移，地偏一隅的闽学如沐春风逢甘霖；直接原因则是朱子学派横空出世。在朱熹影响下，理学家们纷纷以传道为己任，在武夷山九曲溪畔择地筑室，造成书院林立的盛况，仅宋元间在武夷山创立书院的著名学者就有40多位。

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之余，朱熹与门人、同道出道观入佛门，参禅礼佛，深悟其理，他创立的朱子理学就是在儒学各家基础上，汲取佛教和道教的体系化立论法则，对天地万物的逻辑进行重新构造，集儒释道之大成。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2000余年来，儒释道三教汇聚一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安互融的文化格局，武夷山无愧为一座复合型的文化名山。 

（本文原载于《走进“八闽旅游景区”·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