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福文化论坛”专题·
朱子理欲观与幸福观刍议
方彦寿
“明天理、灭人欲”是朱子理学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所谓明天理，即明辨天理、人欲之别，时刻保存天理于人心之中，并恢复被人欲遮蔽的天理，遵循天理，循理而行。所谓“灭人欲”，朱子往往也称之为去人欲、遏人欲或克人欲。他说：“要紧只在克字上，克者，胜也。日用之间，只要胜得他，天理才胜，私欲便消；私欲才长，天理便被遮了。要紧最是胜得去，始得。”[1]
朱子的幸福观，则渊源于他对《洪范九畴》的解读。一方面，朱子从限制君权，为皇权立标准来解读九畴中的“皇极”；认为福泽天下、福润苍生，是检验人君治理天下得失成败的关键，从而将皇极与造福万民的儒家民本思想和幸福观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此举对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把“皇极”解读为“大中”，视为“施政教，治下民”的“大中之道”[2]，产生了颠覆性的效果。
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朱子曾从公私、正邪、善恶这三个方面对其以天理为核心的理欲观进行了论证，从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即天理为公、人欲为私；天理为正，人欲为邪；天理为善，人欲为恶。[3]
那么，朱子的理欲观与幸福观又有何内在联系？朱子曾通过读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西汉游侠郭解，事载《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等。其人生，既有早年犯奸作科、抢劫盗窃、私铸钱币、盗挖坟墓、草率杀人的一面，也有后期检点约束自我，以恩报怨的一面，但其最终落得族诛的下场。班固称其“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4]朱子在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评价郭解的行为时，转引了班固的话，并强调说：“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5]在《答蔡季通》书信中说：“昨日读《通鉴》，至班固论郭解，有温良泛爱绝异之资而不入于道德，以至于杀身亡宗处，方为之掩卷太息，以为天理人欲之间毫厘一差，其为祸福之不同乃至于此。”[6]此言是说，人生的福与祸，与行为个体自身的行为举止有关，而行为举止的取舍，受其内在的价值观——对天理与人欲的认知的支配。是与非、对与错，以及福与祸的抉择，往往就在其毫厘之间。正因如此，朱子对《左传》的历史观就颇有非议。认为“《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7]
由此可知，朱子是要以其明公理、明正理、明善理的理欲观和义利观，由“义理”着手来节制和规范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在祸福利害的抉择中，使用正确的道德理念立德行善，为天下苍生造福和谋利，为民众袪祸和避害。
一、“明公理，灭私欲”与幸福观
“明公理，灭私欲”是朱子理欲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朱子强调一个“仁”字，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朱子则主张一个“公”字。他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8]
存心以公，而非以私，此为朱子的处世之道。他把“公”看成是“仁”的基本要素，是达到“仁”的方法，认为“仁则公，公则通，天下只是一个道理。不仁则是私意，故变诈百出而不一也。”[9]
对集天下公权，同时也集万家之福于一身的君王，朱子提出了特别的要求。
一是“建极”，“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10]极是标准，建极，就是要求君王以儒家“义理”思想正心修身，“明公理，灭私欲”无毫厘之差，其行为方可成为天下的根本标准。[11]
二是“敷福”。延续其师朱子的思想，朱门高弟蔡沈认为，“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12]君王不应借天下公权，将天下之福“厚”其一身，而应将此福祉普施天下万众庶民。这体现的是天理之公。
即以人君的福寿而言，同样也受制于其个人的品德高下。朱子门人潘时举以《诗经·天保》请教先生，所涉及的内容有福与寿。《诗经·天保》原诗如下：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13]
针对以上内容，潘时举问：“（《天保》）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颂祝其君之言。然辞繁而不杀者，以其爱君之心无已也。至四章则以祭祀先公为言，五章则以‘遍为尔德’为言。盖谓人君之德，必上无愧于祖考，下无愧于斯民。然后福禄愈远而愈新也。故末章终之以‘无不尔或承’。”对潘时举的说法，文末以“先生颔之”作结，即朱子对潘时举的说法表示赞同。其时在场的弟子有董铢（叔重），他以《诗经·蓼萧》问：“令德寿岂，亦是此意。盖人君必有此德，而后可以称是福也。”[14]朱子于此也作了答复，肯定了无论是福还是寿，都必须与其德相匹配。此为朱子的德福观、德寿观。
在解读《诗经·卷阿》诗时，朱子与其弟子认为，“诗中凡称颂人君之寿考福禄者，必归于得人之盛。”“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15]此所谓得人，指的显然是用人得当，所得之人均为具有公正之心的贤才或能人。
君王如此，大臣更应效法。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16]他还借已故名相陈俊卿的话说,“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也。愿诏大臣，一以大公至正为心，并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任，毋恤其它，则植坏群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17]朝中大臣为追逐一己私利而拉帮结派，显然对国家、对民众均非福音，只会祸国殃民。
公正无私，将家国安危系于一身，却将自身的祸福置之度外，这是朱子对先贤李纲的赞美。他说：“李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18]
对普通士人来说，公和仁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他说：“盖人撑起这公作骨子，则无私心而仁矣。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则害夫仁。故必体此公在人身上，以为之体，则无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19]
对乡村最基层的村民而言，朱子也提出了“和睦乡邻，救恤灾患，输纳苗税，畏惧公法”[20]的基本要求。
二、“明正理，灭邪欲”与幸福观
在辨析明公理灭私欲的基础上，朱子还提出了“明正理，灭邪欲”的理念。他认为“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21]除了肯定公理为正，私欲为邪之外， 朱子还以“义”的道德原则来衡量和区分正邪。他说：“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22]这段话，是对孟子“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解读。朱子认为，所谓人之安宅，“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人当常在其中，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安宅。”[23]在朱子看来，义是公义，是正义之道，也就是符合天理的“正道”；利是私利，毫无疑问，是违背正理的邪欲。
衡量是正还是邪，除了公与私、仁与义标准之外，是否合宜、是否得当，也是评判正与邪的标准之一。朱子曾以父母慈爱子女为例说：“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24]]朱子认为，父母爱其子女，这是符合天理的正常行为，是正理，若流于溺爱，则是人欲，所以在《家训》中，朱子提出“子孙不可不教”。父母在对子女施予“慈”爱的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教其做人的道理，知礼仪，尽孝道。将这一思想与福文化相结合，就引出了端正家风的话题。也就是说，提倡孝道，端正家风，营造好的家风，能让子孙福泽绵延，坏的家风则必然祸及子孙。
他以上古时期的几位圣君为例，阐释其后裔子孙得其祖上福荫之佑时说：“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讲论道义，无有过差，又举贤才，遵法度而无偏颇，故能获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祐。”[25]“畏天敬贤，讲论道义”“举贤才，遵法度”，此为上古时期的帝王家风。朱子希望以此能影响南宋时期的帝王家风。
通过对朱子以上的观点的辨析，可以得出“明正理，灭邪欲” 也是朱子理欲观重要的内涵之一。
“明正理，灭邪欲”与幸福观的关系，首先突出表现在明正理用正人天下蒙其福，反之亦然。朱子说：“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则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则天下受其祸。此理之必然也。”[26]秉持这一理念，朱子将此运用在“正君心、除邪佞”的帝王之学中。希望帝王能成为“公明正大之人”，也希望他所任用的大臣都是“公明正大之人”。这样，天下百姓才能“蒙其福”。
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所上《戊申封事》中，朱子把“选任大臣”列为今日之急务之一。他认为，辅佐帝王处理天下大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任”，而当今朝廷“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其原因何在？就在于孝宗一味宠信宫廷近习，“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故专门选择如秦桧那样的奸臣“以塞贤路，蔽主心”。所以，他希望宋孝宗在选任大臣上，能够“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27]宗社，指的是国家社稷；生灵，指亿万民众。是“刚明公正之人”肩负重任，还是让“鄙夫窃位”，直接关系到宗社生灵、国家民众的万世长远的幸福与否。
在《戊申封事》中，朱子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运用到对人君的劝谏中，提出了“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28]
所谓“家人”，对帝王而言，首先是“宫闱之内，端庄齐肃”，使“后妃有关雎之德”，“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所谓“左右”，指的是“贵戚近臣”。“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最后，将此推至“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29]从而达到正天下的目的。
朱子在从政中，坚持“治吏以严”“御吏以法”，才能为民除害，从而保护善者弱者。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朱子认为“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30]公、廉、勤、谨（公平公正，廉政勤政，谦恭谨慎），此即朱子制定的为官基本守则。其中的“廉”字，他认为是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他说：“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到官凡百以廉勤爱民为心乃佳。”[31]不可起妄念，指的即不可萌生贪念，而要坚守廉洁的底线，一心勤政爱民。
朱子对奸佞误国、贪腐害国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他谴责当时的官场,“盖通身是病，无下药处”。他希望有这么一位大贤君子，能“正其根本，使万目俱举，吾民得乐其生耶！”[32]根本不正，则为民造福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朝时，他力劝君主正心诚意远离奸邪；在地方，则打击贪官污吏，反贪倡廉。在给弟子传授为宦之道时，他强调“当官廉谨”“事上以礼，接物以诚，临民以宽，御吏以法”。[33]
针对时政的各种弊端，朱子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如除奸佞、正吏治等。而反贪倡廉，是其为政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治主张，实际上是朱子“存正理、灭邪欲”的理学思想在其为政之道的反映，也是其以民为本为民造福思想的重要手段。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朱子生平首上封事，就对贪佞当道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地方官是否贤良，是否清廉，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危休戚，关系到百姓的民生福祉。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地方官之所以横行无忌，又与朝中佞臣密切相关。对此，朱子提出只有“以正朝廷为先务”，此弊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此后的数十年间，朱子在上给朝廷的众多奏章中，几乎都离不开“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等内容。与此一脉相承的，则是他在各地从政时，大刀阔斧端正吏治，惩治腐败。诸如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在浙东救灾，依法查办、上状弹劾一批包括唐仲友在内的贪官污吏。
朱子惩治腐败、查处贪官的理念就是他所说的，“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则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则天下受其祸。”[34]而惩治腐败、查处贪官，就是其清除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的举措。
三、“明善理，灭恶欲”与幸福观
“明善理，灭恶欲” 也是朱子理欲观重要的内涵之一。
他说：“善恶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实体。今谓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谓性非天理，可乎？”[35]从本源上来说，天理是善的，而人欲则是恶的。人欲是潜藏在人心中为恶的一面，是一切违反“仁义礼智信”的不善行为的根源，它包括一切不正当的、违背道德的、以私害公的，危害国家、危害公众利益的一切欲望和行为。所以，朱子提出：“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别于其心。辟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36]这就进一步将明善理、去恶念提升到如何正确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来认识。
“明善理，灭恶欲”与幸福观又是何种关系？儒学先贤曾子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37]人如果乐于行善，福虽然没有到来，但已远离灾祸了；人如果不乐于行善，灾祸虽然没有到来，但与福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为善则福报，为恶则祸报，其应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气类相感自如此耶？善恶各以气类相感，而其应便是理合如此。”[38]文中所谓“理必如此”“理合如此”中的“理”，指的就是“明善理”之理，天理之理。
在朱子看来，明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实际上就是扬善去恶的功夫。正如北宋名儒程颐所说：“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39]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则为善，徇其非则为恶。事亲须是孝，不然，则非事亲之道；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审个是非，择其是而行之。圣人教人，谆谆不已，只是发明此理。”[40]
1、明善理行善举关键在于“行”
朱子认为，“扬善去恶”的关键在于“行”。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41] “《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功夫全在行上。”他批评当时的一种社会不良风气说：“专做时文底人，他说的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廉，是题目上合说廉；义，是题目上合说义，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42]明善去恶的关键在于“行之之实”，而不是停留在只知作口头或书面文章上，这是朱子一再强调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43]的道德实践意义。
2、明善理行善举而不望福报
对行善有福报的说法，前贤有不同的说法。孟子回答滕文公“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43]受到了宋人郑厚的批评。他认为,“吉人惟知为善而已，未尝望其报也。为善而望其报，是今世委巷溺浮图者之处心也。孟子劝滕文公，曰：‘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44]对郑厚的说法，建阳余允文有《尊孟辨》予以反驳。他说：
善者福之，淫者祸之，天之道也。吉人为善固不望报，而天必报之以福。可以天道难信而不足信欤？孟子劝滕文公为善，谓后世子孙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45]
对郑厚、余允文的说法，朱子作了点评，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
孟子言：“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初无望报之心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乃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传》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亦岂望报乎？[46]
朱子此言，对孟子所说，从史实方面对郑厚作了一个驳正。同时，对行善不望其报的行为作了肯定。这在《跋程宰登瀛阁记》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说：“予闻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报，祀而不祈其福，盖以为善为当然。而天人之间，应若影响者，自不容已也。”[47]
3、明善理行善政以福泽万民
从善恶的角度来看，朱子认为，天理是善的，人欲则是恶的。他说：“盖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妄。”[48] “是以天之为道，既福善而祸淫，又以赏罚之权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补助其祸福之所不及。然则为人君者，可不谨执其柄，而务有以奉承之哉。”[49]所谓“以赏罚之权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补助其祸福之所不及”，是说给行善者以福，给行恶者以祸，此为天之道。而具体的赏罚之权则在各级行政部门，以对天道“祸福之所不及”必须起到补充的作用。
当然，对执政者来说，所推行的法律、政策，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其法应该是良法，其政应该是善政，其效果，必须是为民造福，福泽万民。朱子在《己酉拟上封事》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说：“臣闻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以謟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实受天命。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济兆民，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之来，何待于祷？”[50]
“百祥”者，百福之谓。行善者，上天降之百祥；行不善者，上天降之百殃。此所谓“作善”，于常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救穷济困、修桥铺路的善举，但对执政者而言，则可能就是修德行政，作善得福，康济天下亿兆民众的善政。其功效，正如朱子所言，要远远大于只是被动地祈福禄、禳灾害。
结 语
朱子的理欲观，可分为公私、正邪、善恶三个层面，由“义理”着手来节制和规范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在祸福利害的抉择中，使用正确的道德理念立德行善，为天下苍生造福和趋利，为民众袪祸和避害。
对集天下公权和万家之福于一身的君王，朱子提出了“建极”和“敷福”的要求，将福普施天下万众庶民，以体现天理之公。朱子对奸佞误国、贪腐害国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在朝时，他力劝君主正心诚意远离奸邪；在地方，则打击贪官污吏，反贪倡廉。针对时政的各种弊端，朱子还提出了除奸佞、正吏治一系列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是朱子以“存正理、灭邪欲”的理学思想在其为政之道的反映，也是其以民为本为民造福思想的重要手段。“明善理，灭恶欲”也是朱子理欲观重要的内涵之一。他认为，“为善则福报，为恶则祸报，其应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来说，朱子认为，明善理行善举关键在于“行”，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对执政者来说，明善理行善政的目标应是施福于民且福泽万民。
（作者系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注：
[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063页。
[2]（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本，叶13A。
[3]参拙文《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
[4]（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99 页。
[5]（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朱子全书》 第8册，第277页。
[6]（宋）朱熹：《朱文公续集》卷二，第25册，第4672页。
[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2页。
[8]（宋）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
[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6页。
[10]（宋）蔡沈：《书集传》卷四，《朱子全书外编》，第147--148页。
[11]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第50卷第2期。
[12]（宋）蔡沈：《书集传》卷四，《朱子全书外编》，第147--148页。
[13]（宋）朱熹：《诗集传》卷九，《朱子全书》第1册，第550—551页。
[1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一，第2119页。
[1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一，第2132页。
[1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二，第2735页。
[17]（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六《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第25册，第4456页
[1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第24册第3782页。
[1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2454页。
[2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辛丑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5001页。
[2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页。
[22]（宋）朱熹：《孟子·离娄章句上》卷七，《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 281页。
[23]（宋）朱熹：《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卷三，《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24]（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熊梦兆》，《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24页。
[25]（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一，《朱子全书》第19册，第31页。
[26]（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金华潘公文集序》，第24册，第3666页
[27]（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2页。
[2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第592页。
[29]（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第592页。
[3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第3118页。
[3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第3118页。
[3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O三，第2608页。
[33]（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第1784页。
[34]（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金华潘公文集序》，第24册，第3666页。
[35]（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27页。
[3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37]（汉）徐干：《中论》卷上，《钦定四库全书》，叶11 A 。
[3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第23册，2714页。
[39]（宋）程顥、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90页。
[4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页。
[4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2页。
[4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44页。
[4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22页。
[4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4页。
[45]（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余隐之尊孟辨》，第24册，第3547页。
[46]（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余隐之尊孟辨》，第24册，第3547页。
[47]（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读余隐之尊孟辨》，第24册，第3547页。
[4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第24册，第3884页。
[49]（宋）朱鉴：《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卷八，《元明刻本朱子著作集成》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A面。
[50]（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第20册，第602页。
[5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第20册，第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