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田典籍选刊》序言

陆开锦

吾乡古田，别称玉田，乃千年古邑。千余载的悠悠岁月，为古田积淀了灿烂的文化遗存，留下了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从先民开垦“古之田亩”到刘疆“归唐置县”，从宋之“望县”到清末“对外通商”，从淹没旧城建设“新中国101重点工程”到改革开放后崛起为“中国食用菌之都”，依山临水的古田人，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凝结成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

翠屏湖风景（李玲作品）

遗憾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家乡丰厚的文化遗存所做的挖掘整理与转化利用是不够的。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毕竟，这不是一项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工作，它不仅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更需要有相当的专业训练和扎实的文史功力。这些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经江宋堂、郑安思、刘振茂等同志的精心组织，先后出版了《朱子在古田》《李若初诗书画集》《旧城记忆》《古田临水宫志》《临水古田》《朱子文化与古田书院》《杉洋讲古》《古田历代诗词选》等。特别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李扬强先生，以一己之力，埋首数载，先后撰写出版了《蓝田古文化》《蓝田引月》《古田联拟》，尚未付梓的还有《蓝田书院古今蕴》《蓝田雅叙》。此外，江山、欧阳谨、程建新、吴谨、王国刚、林兴华、余增福、阮以敏、张敏熙等，也都以乡土文化复兴为使命，撰写发表了不少文章。即便如此，相对于古田灿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历代典籍的挖掘整理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说到这里，要特别提及古田乡贤、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游友基先生的努力和贡献。游教授对中国文学、福建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以古田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就有：《翠屏集》《张以宁论》《九叶诗人杜运燮研究资料选》《古田诗歌读本》等。这次他又利用两年多时间，通过对省内外多家图书馆的搜寻、核实、影印，取得第一手资料，对涉猎古田历史和人物的七部典籍进行了点校、整理，填补了古田在典籍点校出版方面的空白。这是一项耗力费神的工作。谨对游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玉田典籍选刊》集结了先贤所编著的七部典籍，包含《玉田识略》《古田县乡土志略》两部地方志，《南岳唱酬集》《铜马编》《玉田唱和集》三部诗集，《毛诗讲义》《春秋春王正月考》两部经学研究著作，选录篇目涉及经史子集，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历史性和资料性。书中涉及的著作人，既有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的大儒朱熹，及其高弟、畏友林择之，明翰林院侍读学士、自号“翠屏山人”的经学家、诗人张以宁，也有宋古田籍全州守林岊，还有在古田任职的明清两朝县令杨德周、曾光禧，以及民国初年古田县知事项元渐。可谓规模宏大，资料珍贵!

引人注目的是，书中所列七部典籍，竟有四部是经由古田历史上的“主要领导”所著。联想到其他几位古田历史上有名的县令，如宋代的李堪、清代的陈瑸等，再次佐证了县令文化对古田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有为的官员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创造者。正如我的北大师兄李书磊先生在一篇流行甚广的文章《宦读人生》中指出的，“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醒我们，“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这无疑是宏钟大吕，值得我们每个为官者的警觉!

捧阅厚重的《玉田典籍选刊》，我仿佛看到了先祖乡民励志奋发改天换地，看到了宦贤寓士殚精竭虑书写传奇。七部典籍成书时间纵贯南宋至民国初年，而书中内容则可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诗经》。全书将古田父老对华夏文明的理解认识，连同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文化精髓一一展现，为今人了解古田历史文化风貌提供了便捷可靠的途径。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对于增强“十口在内、十口在外”古田乡亲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县”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古田县委宣传部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与弘扬可谓不遗余力，在推出“古田社科文丛”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又出版《古田故事》单行本，加之当前这部洋洋大观的《玉田典籍选刊》，为“玉田文献丛书”打开了良好的局面。相信《玉田典籍选刊》的出版，必将起到“呼朋引伴”的作用，激励更多的文人学士参与到建设古田特色文化的队伍中来，共同打磨“闽东之光”，共同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奉献力量。

谨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