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民国初期的中医保卫战

我国中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到春秋时期，随着专业医生的出现，才逐渐产生了医学理论的萌芽。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了实践医学的进步，系统地形成了中医学理论。到了汉代，中医药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到了明、清时期，中医学达到了高峰，也成为我国医学宝库中的经典。但是，清代末期，尤其是西医进入中国以后，改良派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其政治需要，竟把中医药贬为“庸医废药”，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以致于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爆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中医保卫战”。

“中医保卫战”的导火索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这一事件由来是：1912年7月10日，召开了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一届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各科学校规程，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关医药学教育的规程分两批颁布。第一批于1912年（民国元年）11月22日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部令第25号）包括德语等48门；《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部令第26号）包括德语等31门。第二批大学规程于1913年1月颁布。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学又分为医学，药学两门。医学计有解剖学等51门；药学门计有无机化学等52科。在这二批规程中，有关医药学教育方面的部分却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这就是史称为“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教育部法规颁布以后，引起了中医界人士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中医保卫战”。在这场战斗中余伯陶、包识生是领军人物。 余伯陶，近代医学家，字德埙，江苏嘉定县人，时任神州医学会会长，著有《鼠疫药篇》及《鼠疫抉微》行世，还主编过《神州医药学报》。

包识生，（1874—1938年），字德逮，名一虚，福建省上杭县庐丰畲族乡丰济村包屋人。12岁时，跟随著名的《伤寒论》专家包育华（即其父）身边学医。经过10年临床实践，深得医治伤寒等症的精髓，写成《伤寒论章节》一书问世。1912年，包识生受余伯陶的邀请，来到了上海，与余伯陶、颜伯卿、葛吉卿等人，成立了“神州医药总会”。这是民国时期成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中医药社团，总会设在上海，并在四川、福建、江西、广西、云南等省有十几个分会，会员有数千人。包识生还负责主编《神州医学报》，这是民国初期中医界重要的学术刊物。包氏还创办了“神州医药专门学校”，自任教务长，自编《伤寒杂病讲义》、《诊断学》等教材。为解决学生实习场所问题，又创办了“神州医院”。包识生在沪20余年，一面行医济世，一面培养造就中医人才。其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一批后来成了著名医家，如上海浦东人秦伯未，解放后曾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江苏镇江人章次公，解放后曾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江西婺源人程门雪，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等，都为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包识生著有《包氏医宗》4集传世，被上海图书馆编印《中国丛书综录》所收录，上杭县图书馆收藏一部，而且是比较完整的一部。

对于“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余伯陶、包识生领导的“神州医药总会”除首先提出抗议以外，还联合了其他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举行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援活动。到1913年10月，全国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纷纷派出代表参加“医药救亡请愿团”。此外，药业方面有“同仁堂”，“西鹤年堂”等参加。请愿团推举了恽薇荪（北京）、陈春园、刘筱云、王阁如、易炳如、韩旭东（广东）、叶晋叔（上海）等人为代表。上海代表叶晋叔等在离沪赴京请愿前，上海“神州医药总会”的包识生和余伯陶等为他举行欢送会。余伯陶对代表们指出：“这次赴京请愿，是我国医药界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挽救我国医药的一次重大的创举。它对今后医药前途关系很大，希望代表们以坚定的毅力，百折不饶的精神去达到保存中医药的目的。”

请愿代表团于1913年11月23日启程赴京。请愿书由神州医药总会的李晋臣、徐相寰等人起草，包识生等人讨论修改，最后由余伯陶审定。其标题是：“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中学，系指中医学，相对西学而言）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兴情事。”请愿团来到北京以后，经恽微荪介绍，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长汪大燮递呈请愿书。但是，汪大燮坚决不接受。代表们义愤填膺，把请愿书转呈北洋政府国务院。1913年12月29日，即请愿书交给国务院一个月以后，汪大燮在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医学会的代表时，竟然对该会代表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许多中医界人士撰文予以驳斥。各地中医药界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4年1月8日批复了叶晋叔等人的请愿书。该批示称：“中国医药上自神农皇帝，下至民国，名医辈出，力起沉疴，活人无数。若年沟通中西医学，以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则我国医界必有可观。”“唯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此项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公决，并延聘医学专家详细讨论，始行颁布。本部对于医学，只求学术完备，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行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1月16日，国务院也发下正式复文，除重申部定规程并没有“废弃中医之意”外，还答应“拟办各事，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时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备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考查而便维持”。国务院和教育部的答复，虽然明确表示无意废弃中医，又准就有关中医学校开办事项在各地立案，但是对中医加入学系的请求，只是含糊推托，“暂从缓议”。

余伯陶，包识生等人领导的上海“神州医药总会”联合全国中医药人士奋起抗争。经过近一年的抗争，最后以胜利而告终。这是中医近代史上的首次抗争请愿活动。这次抗争请愿活动的胜利，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的政策有所收敛，为其后十余年间中医教育的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宽松的环境，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中医药遗产得以保存。余伯陶，包识生等人在斗争中认识到：保卫中医还必须壮大中医队伍并提高自身素质，于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一批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相继问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中医仍然进行排斥。在国民政府里没有设立任何领导中医的机构，也没有公立的中医学校或研究所。中医开业，不能够向卫生机关注册立案，却要到警察局备案。中医地位岌岌可危。1929年2月23日，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中，没有一位是中医人士，而且主张毁灭中医者又占多数。本次会议由南京政府卫生部掌握着实权的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本身就是要消灭中医的人。在由刘瑞恒主持的这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西医）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余在提案里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的六条措施。这就是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在参加本次会议的同时，余云岫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的提案送呈教育部，污蔑中医理论“背乎自然科学之法则”，“违乎生理病理之真理”；中医临床疗效是“贪天之功”和“纯粹经验”。他要求教育部“明令禁其传习，废其学校，取其四千年经验所得之部分，归之医学院，药学院中，以真正科学实验之方法，整理而亭毒之。” 教育、卫生两部（署）的顽固立场，使余氏的言论收到了效果。

1929年2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了“废止中医案”。消息传出，全国又一次震动。包识生十分气愤地说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上海市中医协会常委殷受田、夏应堂、朱少波等则立即致电南京政府卫生部，表示坚决反对，并把该电文发表在2月27日的《新闻报》上，作为告全国中医同志书。

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正式公布了“废止中医案”。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及报社、商会等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代表联席会议，邀请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等40多个团体代表商讨对策。会议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统一采取行动；决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期定于3月17日；通过了筹募款项，用作活动经费的建议等。当即有“神州医药总会”、“神州中华医会”、“医报公会”、药业会所等认捐巨款。会后发表了联合宣言，表达了上海中医界团结抗争的决心。全国各界有识之士义愤填膺，群起抨击，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呼吁：中医中药也是一门科学，应该与西医药并存，中西医应该取长补短，共同造福社会。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中医业界的抗争。

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大会集中了200多部汽车接送代表，仍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表示对本次大会的支持和拥护，许多商店停业半天，店门口贴上了醒目的标语：“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议决案”等等。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大会通过了包括“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国医节”在内的七条决议，并决定再次组织请愿团。

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的抗争活动也给予了积极而热情的支持。上海各路商业联合会、天津药业研究会、上海幸福报馆、上海市商民协会药业分会、上海市药业职工会、南洋华侨代表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废止中医案；全国商会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社等先后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要求撤销提案；各地许多医药团体也发来函电，对大会决议表示拥护。请援团的代表于3月20日到达南京。第二天，代表们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代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教育部、卫生部等处请愿，并走访国府各政要人物，寻求理解和支持。

事也凑巧，当时，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医治无效。有人便给汪举荐了一位曾经在1925年孙中山病重时，参与过对孙会诊、兼任了冯玉祥军队的医学顾问的北京名中医施今墨（1881—1969年）为她治病。汪精卫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同意。施先生仅用汤药三剂，就把汪精卫的岳母的病彻底治愈了。汪很感动，要题匾惠赠。施今墨一口谢绝，却当面陈词吁请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没有想到，这件事通过当时媒体的广泛报道，传遍了大江南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说明了中医是科学，取消中医是很荒谬的事。由于中医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取消中医”的风波终于暂时平息。

在这场保卫战中，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这一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在文章中揭露了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其名曰“帮助中国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是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药品及其市场的，企图实现用西药取代中药之预谋。

包识生和余伯陶组织领导的“神州医药总会”，1928年经上海市卫生局核准为正式医药学术团体。1930年10月，该会由于曾经积极参与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废止中医政策，又被当局勒令改组。1931年8月，该会被迫改组为“神州国医学会”，另由他人主持会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中医条例，批准设立中央国医馆，规定了中医从业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等，中医只能在狭缝中求生存。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中医事业，才使中医这一民族瑰宝绽放出灿烂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