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抗战与鲁迅爱国主义思想

俞宽宏

鲁迅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向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闸北防线展开进攻，一直延伸到上海郊区的江湾、吴淞、浏河、嘉定、南翔、真茹等地，战火几乎覆盖了上海租界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给所在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激起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为5年以后的国家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场战争对鲁迅爱国主义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鲁迅避难与脱难

鲁迅是1930年5月12日，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活动被国民党密令通缉迁入北四川路194号的拉摩斯公寓的。此处北临北四川路，对面是工部局学校，西北斜对面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鲁迅住处是A3楼4室，由内山守完造介绍租下的。1932年1月下旬，由于日本帝国连日不断派海军到上海增援，又向上海市国民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四川路路底的形势相当紧张，不少人仓皇迁徙。28日深夜，鲁迅正在自己的公寓里写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忽然灯火尽灭，从院子里开出一辆辆汽车和战车，急速向南驰去。许广平在她的《内山完造先生》里说：

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经发生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

幸好鲁迅当日正在楼上工作，子弹只打穿了其书桌后面的坐椅。事后24天，鲁迅写信给许寿裳，作了描述：“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

29日，鲁迅一家在“终日枪炮声中”度过一天。30日早上天微明，大队日军前来检查。因一家都是妇孺老弱，鲁迅躲过一劫。下午，鲁迅一家“只携衣被数事”，搬到内山书店的楼上避难。周建人和他家女工被内山完造救下后，也在内山完造家里落脚。这样，鲁迅同周建人两家10口人都住在内山书店的三楼上，过着大人、小孩和女工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室内暗黑沉闷，大人们呆蹲在斗室中照顾着小孩不哭不闹，室外街头沙袋旁守卫日军的踱步声清晰可闻。许广平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加给我们的窒息难忍的压迫。大家都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地过着日子。这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时时纠缠在一起向心头猛地袭来，真是不好过极了。”

2月6日，旧历正月初一，鲁迅、周建人两家人和家里的女工在镰田诚一的陪送下迁避苏州河南岸的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二楼。10人一室，席地而卧，其艰苦程度，一言难尽。好友许寿裳十分担心，专门致电在上海的陈子英探询。陈子英为此专门登报找寻鲁迅，鲁迅在内山书店支店住下两周之后才有机会拜访子英，通报安全。

鲁迅和周建人兄弟在内山书店支店住了一个多月，3月10日战事结束，镰田寿从日本回来，带着礼物到内山书店支店看鲁迅，见鲁迅一家睡在地板上，连床都没有，生活十分艰苦。当时远在日本的内山完造不知道上海的情况，要求镰田寿开张因战事停业的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但面对困境中的鲁迅，镰田寿真的“不忍心把老板的意图告诉他，那种困惑的感觉至今难忘”。

3月13日，鲁迅因海婴出疹子搬出内山书店。3月14日下午，鲁迅与家人“复省旧寓”，次日“夜寄季市信”，说：

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也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数里，则居大不易耳……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难，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

这是鲁迅写给友人信中描述的北四川路被战火毁伤的场境。实际情况要惨烈得多。北四川路西侧东宝兴路上的中共四大会址被日军炸毁。北四川路虬江路交界处的“沪上贵族式的上等影戏院”——号称“东方第一剧院”的奥迪安大戏院，被日军便衣队纵火焚烧。北四川路路底的中华学艺社，离鲁迅寓所仅二百米之遥。2月2日我军进攻北四川路路底，日军大败退却时纵火焚烧，该社所藏和社员寄存的近40余万价值的专门图书、手稿资料均成灰烬。中华学艺社的专业图书同宝山路东方图书馆的珍本图书一起被毁。因为这场战争，叶圣陶、沙汀、艾芜等人被迫离开北四川路底的原住所，周建人也因所服务的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工作无着，鲁迅不得不写信托人为之找寻工作。

二、战争与鲁迅爱国主义思想

“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这是2月29日鲁迅给李秉中写信陈述的对此次抗战的真实感受。经过这次战争洗礼，国破家亡的切身体验，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日益彰显。2月4日，他即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呼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2月7日，鲁迅再次同茅盾、陈望道等129名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抗议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侵略暴行。

鲁迅这一生既经历了八国联军侵略瓜分中国的事件，也经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列强对清政府的战争、侵略、瓜分数不胜数，鲁迅的感受特别强烈。1908年，就在他的《破恶声论》里面专门讲了“批判‘崇侵略’”问题。鲁迅非常同情弱小民族，强烈地批判外族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群情激昂，鲁迅就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友邦惊诧”论》等文，歌颂东北抗日军队的英勇抵抗，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声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3月1日中国守军退出上海防线，“一二八”抗战结束。国民政府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没过多久，蒋介石推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强了对红军的围剿，国内阶级矛盾再次上升。此时的鲁迅继续参与了各种抗日活动。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鲁迅联合柳亚子、茅盾等人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热烈期盼中苏两国的作家和一切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战线上亲密地携手。1933年下半年，世界反战会议组成由巴比塞领衔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出席远东反战会议，鲁迅联合茅盾、田汉等人先后发表《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对国际反战大会远东会议在上海召开，和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来沪表示热烈欢迎。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的爆发，鲁迅有关民族危机问题的杂文不断增长。《我们不再受骗了》《论“赴难”和“逃难”》《九一八》《观斗》《航空救国三愿》《战略关系》《伸冤》《黄祸》等，一次又一次敲响民族存亡的警钟，成为抗日作家的旗手。

在个人交往方面，鲁迅来到上海，鲁迅亲自为萧军、萧红的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言，支持他们的作品出版，使东北抗日题材小说在上海产生了较大影响。鲁迅给萧红《生死场》写序言是1935年11月中旬，离开“一二八”抗战已经4年，但他仍在《序言》开头中描述了4年前自己火线中避难的情景，告诫国人在民族危难之时不能当看客，要有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勇于抗争。野口米次郎是鲁迅早就知悉的一个日本诗人。1935年10月，野口米次郎来到上海，一定要会见鲁迅。在《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的促成下，由内山完造引荐两人见了面。谈话是在北四川路底不远的江湾路六三园里进行的，两人杂谈了一阵之后，野口米次郎开始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他问：“日中亲善友好能出现吗?”鲁迅答：“要是有可能，那也完全是日本人个人的说法。”野口米次郎再问：“现在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后要是没有安定群众的力量，那么适当的时候把国防和政治像印度委托给英国那样行不行呢?”鲁迅对于这种侮辱性的言辞，极为冷静地回答：“这么做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鲁迅的铮铮铁骨浩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