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和《二十一条约》的签订

林正德

比利时布鲁日近郊的圣安德鲁修道院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舅舅郑揆一博士在法国巴黎大学历史系留学，专攻太平洋近代史，我舅母、著名画家唐蕴玉也在法国国立巴黎美术学院留学。每年暑假，舅舅、舅母都要到比利时、荷兰、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处的美术馆观摩各派的杰作，当然，也游览各国的名胜古迹，我舅母还到处写生。有一次，舅舅到比利时布鲁日近郊的圣安德鲁修道院会晤大名鼎鼎的陆征祥修士。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曾任过内阁总理,其夫人是当时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1914年8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取消中国“交战区”相要挟，抛出蓄谋已久的《二十一条》要求，陆征祥受袁世凯指派，接手同日方谈判。起初，中方采取“拖延战术”，在谈判时间上拖，在条款上逐条慢慢磨，这样，一拖就是数月，最后，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五七通牒”，不签约即开战。袁世凯指派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签字后，举国哗然，国人皆骂陆为卖国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任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日本要求。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在国内巨大抗议声浪与政府训令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对德和约》。1933年，陆征祥夫人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弥留之际，给陆征祥留下遗嘱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我从前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篇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绝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做教士，一心修行。

巴黎和会时的陆征祥

这座圣安德鲁修道院始建于1902年，它并不是一座单一建筑的教堂，而是由7座建筑风格各异的教堂组合在一起的“教堂群”，所以荷兰语称之为“Zevenkerken（7座教堂）”，它属于天主教本笃会。这里绿树葱茏，环境优静，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舅舅郑揆一拜访陆征祥时，他刚修道没多久，全身穿黑色道服，头上有两条受戒线，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鬓发略显斑白。

他们交谈的内容就是关于《二十一条约》谈判的真实内幕，事后，我舅舅郑揆一为此专访撰写一文刊于某报。现在的史书上记载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也因袁世凯急着当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条’，由陆征祥执行签字。”

陆征祥具体讲述当时签约过程：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盖，晋见袁世凯总统，突然将一文书放在袁氏桌上，便匆匆告辞。袁氏翻开文书一看，乃是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要求，为之大惊失色。袁氏即打电话召我入公府，说有要事面谈。我入府后，刚一坐下，愁眉深锁的袁氏随手取出那份文书，叫我先读一遍，他一面说道：“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外交总长）、曹汝霖（外交次长）、梁士诒（交通总长）举行一次密议，商讨对策吧！”我告辞回寓所后，马上打电话给孙、曹、梁三位，请他们晚饭后赶来迎宾馆有要事面谈。开会时，大家议论良久，都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刻接受；另一是开会与日方举行谈判作讨价还价，至于拒绝接受那条路是走不通的。陆、梁主张谈判，孙曹主张不谈判。次日，孙宝琦进总统府向袁氏报告昨日会议结果。袁氏聆罢却向孙道：“很好，让我再考虑一下，再作最后决定。”孙氏辞出不久，袁氏即召我入府面议，袁氏对我道：“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一谈判才行。”我答道：“这件事太为难，我的精力又不足，总统最好另行选择适当人选。”袁氏道：“精力不足，无关重要，你尽可在会议席上睡觉，我可以告诉曹次长，如在开会时遇你睡觉，须告知日使不必见怪，因陆先生精力素弱，不休息不行，其余由我本人帮你的忙，你放心去谈判好了。”我见袁氏如此推诚相托，只得应允。孙宝琦是日再往见袁氏请示时，袁即表示自己亦主张与日方谈判。当夜孙宝琦即上辞呈，并向袁氏推我继任外交总长。当时袁氏接到日使这份要求文书后，曾苦心研究，逐条亲批讨论的办法，他曾推心置腹地对我说，租借土地，日后还可以想方设法讨回，而文化教育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日本手里，如果让日本对我国人进行奴化教育，那整个中国就无药可救了！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

二月二日下午三时，在外交部开第一次谈判会议，按日本当时给日置益的训令。重在从速讨论，每日开会，逐号（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商议；我则主张逐条讨论，一星期只开会两次。中方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首次会议双方即争持不下。这样，双方虽不断会谈，仍无结果。不料到了五月七日，日置益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声称：“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翌日，袁世凯总统召集会议，他沉痛地说：“今日只有忍受奇耻，接受日本要求，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事已至此，外交部乃连夜准备复文，并由我面报袁氏，乃定议。该项复文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对于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如“军器一律限用日本制造，警察中日各半，顾问遍设全国，并要扶助日本佛教传信”等内容，复文提出“日后另行协商”。当复文送交日本公使时已是五月九日午后一点了。我在参议院报告后之次日，又往见袁总统，袁氏说道：“陆先生你累了。可是这事结果很好。”我答道：“精神倒还支持得了，不过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袁氏道：“不会的。”我又说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此时也只有报以苦笑，并问我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我答道：“只有参战，到和会上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袁氏说“这句话如今还不可说啊！”

圣茨伯里说：“历史家可以说谎，但是历史不行。”我舅舅拜访陆征祥的文章及家人转述此事，还有网上资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实际上也是悲剧中的人物，正如陆征祥所感慨“回顾前朝旧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他还在为当年的“二十一条”深深负疚。

1937年，我舅舅郑揆一撰写的以揭露当时日本侵华野心为主旨的博士论文在巴黎出版，为他作序的是顾维钧博士，当时顾是中国驻法大使， 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顾维钧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愤怒。在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二战期间纳粹占领比利时，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警告他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但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和修道院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陆征祥病重，修道院院长南文主教上医院探望他，精疲力尽的他竭力从嘴里挤出“中国”两字，院长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终于明白道：“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1月15日，中国历史的上惟一“总理修道士”在比利时布鲁日病逝，享年78岁。

成为修士的陆征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