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云铭民国时期图书馆生涯考察
林 林
金云铭（1904—1987），号宁斋，福建福州人。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社会学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著名图书馆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福建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金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管理和学术研究状况做一综述。
一、图书馆生涯的准备阶段：童年岁月及其求学时代（1904—1928）
1904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金云铭出生福建福州仓前山的对湖村，祖辈们则是在19世纪初从闽侯新洲乡迁到这里来的。小云铭出生后不久，就遭遇了家庭变故，父亲染病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其中就包括当时只有三岁的金云铭，家庭生活的重担不得不落在了母亲的身上。后来在金云铭祖父和没有分家的叔叔的资助下，母亲才勉强把三个孩子带大。
金云铭五六岁时，母亲就亲自教他认字（她能读评话本和小说），手把手地教他写毛笔字，七岁时又把他送到附近的岭后村的一个由破庙改成的私塾里念书。私塾老师只教他们粗识一些字，读—读罢了，并不作详细的解释。开始学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后来又学《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又经人介绍到一个老师那里补课，学会了基本运算和英文字母的读音，最后经过努力，考上了当时福州极为著名的教会学校——福州鹤龄英华书院。该校当时的校长是高智博士，是一个美国人，其妻子在学校教英文，且学校教师大半是外国人，因此十分重视英语的教学，特别是对发音要求非常严格，[1]这也为后来金先生从事图书馆管理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1924年，经过六年的寒窗苦读，金云铭终于正式从英华毕业，由岳父母（金先生已于1921年结婚）资助大学阶段的学习，就这样金云铭跨入了福建协和大学的大门，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金云铭当时选择的是社会学专业，主要课程有中国通史、外国通史、中外地理、心理学、教育学等[2]。
邵武校区高智楼
对于金先生的大学生涯，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勤工俭学的经历。入学不久，金云铭就被学校的图书馆吸引住了。因此当学校贴出布告，要招收部分工读学生到图书馆帮忙时，金先生第一个报了名，据先生后来的回忆，当时的图书馆是由一个从澳洲来的英国人马陈夫人管理的。全馆总共才有几千册的图书，而且大部分是以西文印刷的宗教方面的书籍，中文古籍中像样的仅有《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初编》和《十三经注疏》之类。管理制度也不完善，借书和还书都是登记在簿子上。我到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抄写图书登记卡片和在阅览室值班，由录用的学生排表轮流，四年的工读生经历使他对图书馆管理的各项工作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上平时工作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学校和马陈夫人对其非常满意，因此1928年大学毕业，马上被学校正式聘任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成为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第一个中国籍的正式馆员。[3]
二、图书馆生涯的起点阶段：苦心经营的十年（1928—1937）
1928年，金云铭正式成为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当时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书籍少、规模小且管理混乱，加上他毕业不久，马陈夫人就随夫回国了，图书馆的重任就压到了金先生一个人的身上，虽然后来助手人数不断增加，但主要工作仍由他一人完成，总结起来，这十年他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编制《中国图书分类法》。
当时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图书没有统一的分类法，新书和外文书采用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而古籍只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分，使用起来十分混乱，书只能随意放置，查找起来也十分不便，因此金先生早在勤工俭学期间，就有感于此，着眼于编制一部新的图书分类法，他在参考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四库分类法和历代图书分类法，编制出了一部新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并于1928年6月油印第一版。该分类法将古今中外各种书籍的种类概括为五千多个类目，将所有的书籍都编在了一起，同时引进十进法，用数字代表书的位次，既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又便于扩充条目。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他还发明了图书著者符号，就是把著者姓的起笔和末笔用英文字母代表出来，作著者符号；再把著者名的第一个起笔和末笔用数目代表出来，做著者数目，这样用字母和数字结合的简单符号把每本书的作者表示出来，便于将同一作者的书放在一起，同时又不与类目号码混淆。他的这一发明后来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推介，并被日本桥川时雄编的日文版《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称之为“首创了依著者符号排列的分类法”[4]。根据实践，这一分类法在使用过程中，金先生又作了多次修改，使之不断适应科学发展和实践变化的需要，在福建师大图书馆一直沿用到1978年，全国所有图书馆开始采用新的中图法时才被取消，至今福建师大的古籍和1978年以前的图书分类仍然在使用这一分类法。
2、多方大量求购书籍，充实图书馆馆藏。
面对当时稀少的馆藏，金先生一方面不断向学校申请经费，多方购买，另一方面到处打听有关书籍信息，多方奔走、争取，用以充实馆藏，如1932年，他得知闽侯世代书香门第陈宝琛家有将家藏图书出让的意图，如获似宝，动员校长亲自前往审视。陈宝琛曾经做过溥仪的老师，由此得到不少珍本。陈家出让的这批图书有二万五千八百余册，计八万多卷。他费尽口舌，讨价还价，最后约定以六千银元买下三万册图书。到点书装箱时，发现一些珍本被人先期取走了。从陈家家人处得知，其主人曾连夜取走一批书。他们当时拿出合同与陈家再三交涉，终只肯以一些古书店买来的常见图书充作抵偿，凑成三万册。根据合同约定，这批图书以“陈氏书库”名义独立藏入馆内，由陈宝琛题一块上书“追踪柳库”四字的横匾挂在馆内，还做一篇《协和大学书库记》刻在石上，准备建立新馆时镶在墙上（抗日战争时这块石牌被毁）。[5]至今福建师大图书馆仍保留陈宝琛书室以示纪念。同时金先生还积极动员校友和各界人士踊跃捐赠，得到了很好的收效。如1936年，当时的协大上海校友会分会长许邵珊由沪致电林景润校长，报告该分会旋即集资购置《图书集成》一书赠母校图书馆……该书内容极富精神皆研究过学者当读之书，极合学校图书馆之用。祈通知母校图书馆负责人员勿再购置该书。[6]
3、出访国内各大学和专业图书馆，学习管理知识和业务。
1934年，金先生已经在协大图书馆工作满五年，学校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需要，由时任校长指派，全程费时共三个月，经程途八省，十四个省会及商埠，计参观图书馆六十余处。[7]其间对于各处图书馆的馆舍、书籍编目、出纳管理、人员构成等都作了认真的考察，并写下了详细的日记，发表在当时的协大校刊上，这些考察所得后来都被金先生运用于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之中，使得协和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在当时国内各大图书馆中位居前茅。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金先生不忘从事学术研究，写下了十几篇重要的学术论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一文和长达八万字的《陈第年谱》，前者推翻了当时颇有权威的法国学者伯希和及日本学者山本氏的考证，纠正了《明史》中关于此事的许多时间上的错误，获得了史学界的好评。荷兰莱登汉学院的教授兑温达氏曾将这篇论文译成英文，转载在向全世界发行的《通报》上。后者则详细地研究了明代福建著名学者陈第关于古音韵学的论述，特别提及他年青时在连江跟随抗倭名将戚继光从事政治与军事活动的动人事迹和晚年游历三山五岳的重要史实，该文后来被选入台湾编撰的《台湾文史研究丛刊（303）》和其他书中，成为今人研究陈第的重要资料。
三、图书馆生涯的特殊阶段：艰难困苦的岁月（1937—1947）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实施全面侵华的步伐，到了1938年春，随着中日战事的发展，日机不断来榕轰炸，日舰沿福建各口岸射击并试图登陆。为了避开日寇全面进攻我国的锋芒，协和大学决定内迁武夷山麓的山城邵武。图书馆自然成为内迁的重要部门，金先生作为图书馆主任，组织搬馆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身上。
此次内迁实际上是全校性的搬迁，触及范围广，几乎涵盖了学校所有的领域，因此协和大学作了周密的安排，搬迁总领队是林景润校长，总事务长为林玉玑。为了更好地有秩序地完成这次内迁任务，又将师生分为四队：金云铭先生担任丙队副队长。[8]
1938年5月，金云铭带着当时读初一的大儿子金章岩和丙队成员一道坐着小汽船先到南平，然后挤在长途汽车车门的踏脚板上，经过两天崎岖山路的颠簸之苦，总算到达了邵武。初迁邵武时，协大暂时定居在汉美中学的校园内，当时校内除了一座名叫“汉美”的大楼和一座礼堂之外，只有三座小楼房，学生大多住进了汉美大楼，图书馆也在楼中的一间教室内，然而当时除了搬迁来的几箱书外，空无一物。在金先生的带领下，经一周的努力，才添置了桌、椅、书架等器具。装箱运来的书籍也陆续上架。大房间内以书架截为两部分，一为书库兼办公室，采用开架式，学生可自由进内选择图书；一为阅览室，同时可容纳八十人。因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初迁来的书籍还不及原藏书的百分之五。为此又在福州办事处，设专人负责把各种新到的国内外学术杂志，尽快转寄来，并向各书店、出版社订购大批新书杂志，以应师生研究学习的需求。[9]
然而这样的规模显然不能满足协大的发展和师生的需求，图书馆之参考书籍，每日供不应求，灵敏学生于每晚六时半，即徘徊图书馆，预备抢书，图书馆极为拥挤。为了应对图书馆日益增多的藏书和广大师生的强烈需求，金先生及其他同事在邵武期间，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
1、建立馆舍，改善读者阅览条件。
1939年3月22日，协和大学校行政会议决议，“于现时黄教授玉树住宅，及其附近地带建筑新图书馆与教室，另由校门直关大道经寻道街通东门大街，一切计划支由庶务处进行，[10]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校方拨款数千元，由该校物理学系主任林玉玑教授设计，于1940年3月建成新图书馆一座。[11]楼之外形，存为旧罗马之建筑，馆之四周，叠以砖墙，分上下二层，嗣以土木资料，微不易，乃攻守式。全座有前后门二，邻于男女生宿舍之间。若正立于大礼堂之前，面稍左侧，则巍然独于眼际者，几株老树，散布之间，嵌以崇高方状之建筑物，即新馆也。其额颜曰高智楼，崇德报功，所以纪念高智会督赞助协大之功也。升阶，入门则两扶梯分左右，上则课室也凡四。稍进为一弄道，其右后间，即为馆主任金云铭先生之办公室。右前间则置参考书之所也。有小门通焉。其左侧前后间则藏书库也，中外图书凡二万余册，再进则毕然广场，斯阅览室矣。左方阅报架，右为管理员登记图书之所。室之纵横各数十步，容桌十八，计一百八十座，（晚间另开楼上第一二教室为女同学阅览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馆还自办电力厂一所，供应全馆灯光，一至晚间，明如白日。整个馆舍依山面水，临江揽胜，风景之佳甲于全国。[12]这样的规模、设备和风景在当时的中国高校图书馆中是不多见的，基本满足了师生的需要，高智楼也因此成为协大邵武校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邵武校区图书馆阅览室
2、多方努力扩大馆藏，满足读者需求。
初迁邵武时，因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故所带书籍有限，不及原藏百分之五，杂志更全部不能携带，故对于研究工作，颇感困难。该馆积极设法补救，致函福州办事处，将各种新到国内外学术杂志，尽量转寄，并分函各书店出版社等，订购大批新书杂志，尤以抗战刊物为多，以应学生需求，[13]当时出版的校刊《协大周刊》几乎每期都有图书馆新购书籍的广告。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时，由于日本尚未对美国宣战，美国人还留在福州校内，日军也未进入协大。这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金先生和一个美国人赶紧回到福州，组织搬迁馆藏所余的全部中文书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雇了二十条木船，把它们安全运抵邵武，这一举动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邵武馆的馆藏，同时客观上也保护了协大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这一次的运书行动，在去程经过建瓯时，小船触礁几沉，幸好离岸较近，众人急忙攀石而登，才得以幸免。对于这次遇险，金先生 多年后曾赋诗一首，以示纪念，可见这件事的艰险和对其影响之深：
百里建溪碧似绫，危滩峭壁露崚嶒。
涛飞险滩潭如嶻，岩卧漩涡礁有棱。
冬月移书乘艇下，轻轮触垒学猿登。
舟中名利纷纷客，幸得攀援上石睦。[14]
3、提升服务质量，为读者提供周到细致之服务。
除了先进的设施和丰富的馆藏以外，良好的服务则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又一重要指标，迁居于邵武的协大图书馆并没有因为困难降低服务质量，而是在旧有的传统之下，采用多种措施提高服务质量，以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更好地为学校科研和教学服务。
首先，在服务时间上，当时的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十二时三十分至四时三十分，晚间五时三十分至九时。星期日下午十二时至四时半，晚间五时半至九时。[15]可以说，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图书馆是全天候为读者开放，极大的保证了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时间。
其次，在书目检索上，协大图书馆注重图书索引编目工作，将之作为研究学问的入门之钥，故除书籍有完备之目录外，对于各种杂志亦均制作卡片式索引，凡重要论文有关于学术研究者，均每题制作一片，载明题目、著者、杂志名称、卷数、期数、出版年月，分类排比，以便检查，这种卡片索引在当时尚为先进，为协大图书馆所首创，到1944年初，此种卡片已达三万余片。[16]
再次，在具体的读者服务上，图书馆借阅方式更采用开架制度，出纳手续力求简便，以节省时间。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读者需求，该馆还在《协大周刊》上刊登图书馆调查表，最广泛地收集吸纳读者意见，以提高质量，从调查表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协和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十分到位细致，甚至具体到走路声音等十分细节的部分，[17]并且邀请学生和教职工参与管理，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
在当时位于邵武的协大校园内，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更被学生誉为“赖以调节心身、养足精神欲望、供给知识粮食之场所”，每当华灯初上，协大学子络绎奔走于第一楼阶前道下，虽无轩车骏马，亦如流水游龙，仿若置身于山陆之道矣。[18]当时的校刊称图书馆之拥挤，亦如成群失业工人涌入大工厂，来势汹汹，势不可挡。[19]因此图书馆占座、抢座现象层出不穷，这一情况还惊动了时任该校教务长的郑作新博士，他在图书馆巡视时发现了占座现象，当即加以扶正，以维持秩序。[16]当时的校刊还曾登出简讯，指出图书馆提倡“lady first”,以免发生男女抢读参考书的情况。[21]
协大图书馆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学生对于它的热爱程度上，它的各方面的成就还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Dr Fenm赞曰：“协大图书馆与华西坝大学联合图书馆相比，当大五倍。”美国国务院特派访华教授葛德石博士在参观中国公私立学校各图书馆后，比较结果，亦谓“协大图书馆为战时中国最完备者之一”[22]国内外同行对于抗战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客观的，邵武协大高智楼图书馆将永远成为福建协和大学彪炳史册的标志之一。
四、图书馆生涯的转折阶段：留学美国（1948—1949）
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来华考选推荐，金云铭先生在学校的推荐下，得到了保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当时赴美的交通自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在由福州赶往美国的途中，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特别是在经过檀香山时，由于一路奔波，加上消化不良，金先生不幸得了阑尾炎，幸好随船医生及时给他动了手术，船抵旧金山后，他又住进了当地的华侨医院休养，在此期间，许多校友和乡亲都曾前来探望和慰问，还为他买了赶往纽约的火车票，让他得以赶到目的地。
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当他刚刚跨进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那一天,有人带他去图书馆参观,他惊讶而又愤慨地发现, 图书馆有一整库的藏书, 竟然全部都是从中国弄去的各种线装古籍, 其中就包括各地的方志家谱等珍贵资料。不久, 他又在著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见到那些被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珍藏中, 也有大量是从中国掠夺去的珍本。面对着这许多流入异邦的文化瑰宝, 他愤然题诗：“多方掠夺夷人技, 金匾玉雨落此疆。”[23]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作为中国的一个图书馆工作者, 应当承担起保护与继承祖国文化遗产,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他也实实在在地感到, 一个落后贫困的国家, 必然也会在文化上受到帝国主义的侵侮。因此一到学校，金先生就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希望通过学习来实现个人抱负，改变国家命运。对于该校的教学方式，金先生是十分赞赏的，他后来回忆说：“这里授课的方式是真正的启发式。老师一般讲得不多，只是提一些在实际工作中将会遇到的问题，由学生自己设计解决的途径和办法；还要求在练习中把解决问题的步骤一一写出，作业不准抄袭。有时教师还指定研究生当众做有关课目的讲演，我曾两次被请上讲台讲‘关于中文图书的编目方法和分类’，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每天上课的时间不多，一天仅一节课，至多两节。但十分强调自学，强调掌握工具书的使用，指定参考的文献极多，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4]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最前沿的知识体系，让金先生如沐春风，大部分时间每天都是买上一磅面包（二十一片），加上果酱和香肠，早餐和中餐在宿舍里就解决了，其余时间都在寒窗苦读。1949年7月，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金先生就完成了题为《纽约城大学图书馆报告》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这篇论文对该校图书馆的制度和管理特点进行了详尽深入的阐述和研究。经过答辩，他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25]
金云铭留学美国照片
1949年9月，通过大洋彼岸的电波，金先生得到了福州解放的大好消息，他不顾导师和学校的多方挽留，毅然作出了和当时大多数爱国学者一样的选择——放弃当地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抱着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回国参加建设。
回到福州的金云铭先生马上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建设中，把其丰富的图书馆学识和图书馆管理经验运用到福建师范学院（后改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和建设工作中去。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学博士）
注：
[1][5][24][25]金云铭：《书城六十载忆旧录》，见福建师大图书馆编：《金云铭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224页
[2] 张矫捷：《贯通古今，熔治中西——记金云铭教授》，《文献信息论坛》2001年第2期。
[3][6]《沪校友分会赠书母校》，见《协大消息》，1936年1月10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4][7]金云铭：《考察国内图书馆报告》，见《协大消息》，1935年1月20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5][8]《本周校闻》，《协大周刊》，1938年2月20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9]金云铭：《回忆抗战时期的协和大学》，《福建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2期。
[10] 金云铭：《新图书馆即将开工》，《协大周刊》1939年4月3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1] 金云铭：《图书馆竣工》，《协大周刊》1940年2月26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2][16]《图书馆介绍》，《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1941年2月28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3] 《供应学生需求，图书馆订购大批新书杂志》，《协大周刊》1938年6月27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4][23] 金云铭：《忆旧律集》，福建师大图书馆编《金云铭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508页、第510页。
[15]《图书馆规则》，《协大新生指导》，1940年秋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7] 《本校图书馆调查表》，《协大周刊》1942年8月15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8] 《本刊特写·协大风光·图书馆》，《协大周刊》1940年11月11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19] 《本校图书馆迁邵》，《协大半月刊》1938年10月17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20] 《本周校闻》，《协大周刊》1938年12月5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21] 《简报》，《协大周刊》1938年12月5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
[22] 《我们的图书馆》，《协大周刊》1943年6月5日出版（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