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洋口镇转运型市镇形成缘由
黄 娟
洋口镇，位于顺昌县城下游15公里的富屯溪畔，东南与延平区峡阳镇、沙县高桥乡接壤，西与水南镇交界，西南与郑坊乡相连，北与铺上镇相依，东北与建西镇毗邻。富屯溪与金溪交汇后，自西向东贯穿洋口全境，洋口沿溪形成一条长形的市镇，左边临溪，右边傍山，总面积142.5平方公里。清末民初，洋口发展为“富屯溪流域大型商品集散中心，堪称闽北上游第一流集镇”[1] 。20世纪30—40年代更发展为当时福建四大贸易重镇之一。
一、 洋口镇自然经济环境
闽北山区位于福建西北隅，是全省地势最高地带。群山环绕，闽江水系发源其间，西部的武夷山脉与东部的鹫峰山脉将闽北割裂为一个又一个互不相连的河谷盆地，闽北城镇大多坐落在盆地中央，洋口即为其中之一。洋口镇以丘陵山地为主，四周山峦连绵，中部因富屯溪、金溪汇合流经，地势较开阔平缓，形成小平原，全镇平均海拔117米。（洋口镇地形图见图1）
图1 民国时期洋口镇地形图（图源：《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第113页）
水和土壤是发展一切种植业的基础。闽北地区常年雨量充沛，气候温湿，河流壮阔。洋口水文站的资料显示，1951—1975年，洋口年均雨量1634.0毫米，全年气温适宜，年均气温18℃以上，为暖区。[2]深厚的土壤与充足的降水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因此闽北山地常年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有“绿色金库”之称。
在经济发展中，丘陵平原相杂的地形相较于平原地区更有利于发展多元经济。同时，闽北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适合农、林业的发展。洋口位于闽江上游富屯溪流域，周边山地盛产木材、笋、茶及纸，还有生产少量的大米，是福建木材和茶叶的著名产区。此外，洋口的石灰资源丰富，石灰岩储量达到6300多万吨，是造纸、制作茶箱的重要原料。[3]以洋口为中心，沿富屯溪而上有顺昌、拿口、邵武、光泽四县，这四地盛产茶叶、笋干、香菇、木材等土特产，其中顺昌土纸、邵武和光泽产的米都深受欢迎；沿金溪而上有将乐、泰宁、建宁三县，这三地盛产米、木材、土纸、笋干、莲子等土产，其中泰宁的米、建宁的笋干、将乐的纸皆闻名于全省。富屯溪流域农林物产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转运型市镇的发展需要以丰富的商品为基础。洋口所处的富屯溪流域物产丰富，近代贸易中最重要的三大宗商品——茶叶、木材、纸张均有生产，其余农林产品如米、笋、香菇等也丰产，为洋口转运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农林产品。
二、洋口镇交通环境
闽北地处闽浙赣三地交界处，自古就是北人入闽、闽商北上中原的必经之路。由于武夷山脉峰峦叠嶂，山势高耸，自古有“闽道难于蜀道”之说。而闽北水系网络十分发达，河流密布，降水丰富，水路交通就成为输送物资、人员交往及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闽江流域水运。
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由建溪、沙溪、富屯溪三大支流汇集，浩浩荡荡从闽北山区东流至省会福州注入东海。（闽江水系图见图2）闽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独特地理环境，赋予了闽江流域商业经营的便利。一方面，闽北山区丰富的农林产品沿闽江顺流而下，从省会福州东出大海走向广阔的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闽江也是北上中原的重要水上通道。因此闽江被闽人视为“黄金水道”。
图2 闽江流域水系图（图源：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福建自然地理》编写组编写，《福建自然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洋口镇正是这条“黄金水道”上的通衢之地，其地理位置及水运条件的优越使其在近代发展为富屯溪流域唯一大型的商品集散中心。从地理上看，古时洋口属建宁府瓯宁县，地处顺昌、建宁府、延平府三地交界处，与三地之间可通过水陆交通进行密切的商业往来。水路上，洋口位于富屯溪中游，从洋口沿富屯溪逆流而上可行至顺昌县城、拿口、光泽县城及邵武，沿金溪而上可行至将乐、泰宁、建宁。富屯溪、金溪上游皆有关口通往江西省，与赣江支流源头或是陆地相接；顺流而下可通达南平、福州。通过发达的水路网络，洋口经济辐射范围可覆盖整个富屯溪流域并突破省界。关键在水运条件上，不同于富屯溪上游河道多险滩急流，富屯溪与金溪汇合后流经洋口时，河水在经过洋口鲤鱼洲后，河道走向折向正东，水流转向导致河床形成南浅北深的倾斜度，加之河面开阔，水势平缓，因而南岸形成的浅滩沙洲成为造船的好场所，北岸则形成深水良港。（洋口航道走势图见图3）明清以来，洋口陆续修建了谢家渡码头、中埂码头、观音阁和天公殿码头、关帝庙码头等共计14座码头，以供上下游诸县船舶停靠。可见，洋口拥有造船、停泊之利。在航道上，以洋口为界，洋口到南平间可行驶载重1万斤的大型木船或是80吨的轮船，而洋口以上只能靠木帆船往来。[4]近代国内外市场对农林资源需求量的增大，刺激着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中的农林产品的数量与种类剧增，对航运提出新的要求，即制造出载重量更大，且更安全的大型船只，而洋口码头的停泊之利和航道优势使其转运地位愈发重要。
明隆庆四年（1570），徽商黄汴所著《天下水陆路程》一书中记载了从江西湖口县经杉关至延平的水陆路程，其中写道：“湖口县……30里上洋铺，30里王台驿，60里延平府。” [5]清嘉庆年间《南平县志》记载：南平“地当闽越孔道，宜为一都之会。上游百货，东出南雅村，西出上洋，郡城欲置转输一埠，无所庸之”[6]。可见，明清时期洋口是闽赣交通线上的必经要道。
图3 顺昌至洋口段航道走势图
正因为洋口镇处于连通闽赣商贸、转运山海物资的优越交通地理位置上，自身又拥有天然的良港码头，水运条件好，在自然地理上具备了发展为富屯溪流域集散中心的条件，有着辐射四周诸县的能力。所以，近代以降，山海货物大量在此地集散，江西、浙江及福建福州、汀州等地商人云集，洋口转运经济逐渐兴盛，街市兴旺。
三、 晚清洋口镇转运地位的形成
随着闽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洋口逐渐成为富屯溪流域上下游地区间经济交流和互补的中心，转运经济也得到不断发展，使其从一荒凉小镇演变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重要的商贸重镇。对于晚清洋口镇转运地位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其历史沿革和行政归属中窥探出一二。
明嘉靖《建宁府志》记载：“上洋市，在上洋口街，隶高阳里。”[7]可知，明代时洋口隶属建宁府瓯宁县高阳里。建宁府历史悠久，在历史上一直是闽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之一。闽北地区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地区，早在古闽族人生活时期，闽北就出现了典型的商品生产方式。如制陶业，商代时闽北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古窑制造群落，这样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陶器必然是用于商品交换活动。而闽北发达的水系网络使闽人自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武夷船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古闽族人精湛的造船之术。此外，闽北建瓯地区曾出土过一枚商代贝币，这一切都表明了商周时期，古闽族人就已利用舟船同沿海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活动。
唐末安史之乱带来的战争动荡使大量北方居民南迁入闽，带动了福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五代时期，王审知（862—925）入闽建立闽国，这对福建经济开发有着深远影响。闽国重视经济发展，实行“宽商”政策，即“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8]，轻徭薄赋，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因此，各地商人云集闽地经商，出现“时和丰年，家给人足”的太平景象。[9]天福八年（943）二月，王审知第十一子王延政在建州称帝，与闽都福州分庭抗礼，国号大殷，改元天德，以建州作为都城，下辖将乐、昭武（今邵武）、建阳、建安、浦城五县。殷国统治闽北期间（943—945），大肆横征暴敛，鱼盐蔬果、柴薪、社酒等皆课以商税，以致商业性农业应运而生，大量山林土特产成为市场之物，出现专门为市场提供农产品的专业化农民，闽北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唐五代闽北经济得到迅速开发，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据洋口《谢氏家谱》记载，“上洋兴于唐、宋，盛于元、明，由来久矣”[10]。显然，唐五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频繁，也促进了闽北水运要道洋口镇的兴起。
宋元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从中原南移，人口的南迁和宽松的通商政策使得福建经济兴盛发展。闽北地区作为入闽首站且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吸引大批北方人士在此定居。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南剑州有56670户、建州有90492户、邵武军有47881户，福建路总计有467815户，闽北三州军就占了总人口的41.6%。[11]人口的增长使闽北山区农业得到大规模开发，大量梯田被开辟出来种植粮食，邵武境内出现“田高下百叠”的景象。[12]此外，由于宋元时期陆地充满战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海洋反而成为商贸和平往来的通道，因此，宋元政府实行开放的海洋政策。闽北地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海上贸易商路的开拓，农业、手工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更加专门化、商业化。商品种类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农林产品成为市场交换的商品。如制瓷业、造纸业、茶业、冶炼业等闻名全国，大量商品通过闽江水运顺流而下至福州，再至国内外市场销售。为了保证水运的畅通，宋代还对闽江水道险滩处进行修缮，“刘滋，天圣中知南剑州，州剑溪上流有滩名黯淡，湍猛，多覆舟，滋即旁开港，遂为安流”[13]。水运的畅通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闽北各地商贸集市的发展，数量激增，洋口转运经济在宋元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兴盛起来。明《建宁府志》记载：“税课局在高阳里上洋口，距县七十里。元至正间建。国朝因之，嘉靖间裁革。”[14]税课司主管税收事务，瓯宁县税课司从元到明嘉靖年间都设立在洋口，说明元代时洋口已是“商务所萃之地”[15]。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闽江上游山区经济作物种植种类增多，如烟草、蓝靛、茶叶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带动山区农业多元化发展。此外，明代中后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为福建商品生产开拓了广阔的海内外市场。因此，茶叶、木材、纸张、笋已成为当时输出的主要大宗商品。在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活跃发展下，洋口的地位越发凸显。洋口在“明成化年间划分街道”[16]。《福建通史》“明清”卷载：“街，按照闽粤一带的习俗，是指排列着商店的道路。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17]到明嘉靖年间，洋口从“上洋街”上升为“上洋市”。当时，富屯溪流域小木船往来频繁，洋口每天往返的木帆船达到一二百艘，墟期日更是高达三五百艘。[18]大批笋、木材、毛竹、纸张等沿着富屯溪顺流至福州出售，回程则装载盐、海产品、布匹、京果、百货等山区急需品，再从洋口转运至富屯溪各县。从“街”到“市”的转变意味着明代洋口转运经济发展迅速，已然成为富屯溪流域重要的商品转运之地。
洋口在明清时期的行政归属上多有变动。从地理角度上看，洋口所属的建宁府，其下辖的七县大多位于建溪流域，而洋口位于富屯溪畔，“在瓯宁县西一百六十里”[19]。显而易见，洋口是建宁府的边缘市镇，反而在地理上更靠近顺昌、延平，“在顺昌县东三十里”，又“上洋东二十里曰下洋。又东三十里即南平之王台驿”[20]，是“延邵二府水陆之冲”[21]，其对延平府和邵武府的物资集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且“上洋为南、顺、瓯三县交界处，商业繁盛”[22]。因此，自明代以来，转运经济繁荣的洋口一直被顺昌当政者所觊觎，一再以县境过小为由，请求省府将洋口划归顺昌。此外，延平府也对洋口虎视眈眈。各府县相互争夺对洋口的实际管理权。据徐晓望对洋口的考察，认为在明嘉靖年间撤销洋口税课司后，洋口有段时间处在三不管的状态。因没有官员用各类教条限制民众，所以一些“特殊产业”在洋口发展，如当时洋口“出铜板”。其分析原因是明朝钱制混乱，上游山区仍允许使用宋元时代的铜钱，因数量有限，民间往往私铸。洋口正是当时私铸钱的地方且所铸之钱保持较好的质量，是当时闽北的货币发行中心。[23]由此可见洋口转运地位的重要。
在清顺治《延平府志》中有载，南平县境除了城内的通衢大市外，城外有三个墟：“王台馆墟、皇泽墟、上洋口墟（高阳里）。”[24]从中可以发现，首先，洋口在清初始成墟市，墟市的设立是转运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清初，洋口每日停泊着往返于光泽、邵武、顺昌和福州之间的船只高达1800多艘，商贸往来相当发达。[25]到康熙时期，洋口“为舟楫贾贩之会”[26]。其次，洋口被划入到南平城外的墟，意味着洋口虽在行政上属于建宁府瓯宁县管辖，但实际是由延平府管理。
在清乾隆时期，洋口在实际归属上又发生了变化。“上洋一地属，下属南平，中属瓯宁，上属顺昌，最为奸宄，所规避谓，宜归并一属，度称易治。”[27]可知，此时洋口分别由延平府、建宁府、顺昌划界分治。即以洋口主街道上的顺济桥为界，桥西以上到圳后、坑口属顺昌管，桥东以下到下科属延平府管，桥北面的里巷到科头、新街等处属建宁府管。每逢三、八墟期，二府一县各派衙役兵勇巡逻各管地段。[28]由于三县分管，导致当地管理混乱，五方杂处，违法乱纪之人甚多。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闽浙总督崔应阶、前任抚臣温福奏请，将延平府五台（今王台）通判，改驻上洋口。“五台虽属冲衢，而村落无多，市肆零落，尚非繁重要地……应请将五台通判，改驻上洋口，其附近之瓯宁县属各村庄，归该通判管理，城乡地方仍令建宁府同知督捕，以专责成，铸给延平府兼管瓯宁县总捕通判关防。其南平、顺昌二县，原属该通判督捕，照旧办理。并请于建宁镇标营内，拨千把总一员、兵二十名驻扎上洋口，协同巡防。”[29]
通判的移驻，使洋口重新得到统一治理，“凡在上洋发生有关府、县之间的纠纷、诉讼，统由分府处理，各府、县不得介入”[30]。可以看出，虽然同为要冲之地，但是洋口在乾隆时期的繁盛远胜过王台，以致朝廷对洋口相当重视。要知道通判是知府的助手，在清代由府通判移驻的市镇，往往能发展为县一级，延平府移驻通判于洋口，表明它已是一个与县级相当的大市镇。清末洋口升为上洋厅，直属延平府。[31]这意味着洋口作为闽江上游山区重要的转运市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
在对晚清前洋口历史沿革和行政归属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洋口转运型市镇地位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宋元以来，海洋贸易开始占主导地位，地处东南海疆的福建凭借枕山临海的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和国内南北方贸易的中心，开拓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随着市场对闽江流域山区农林资源需求的增加，刺激着闽江上游诸县农林产品的商业化发展，商品流通量增加和流通速度加快，带动着闽江水运的蓬勃发展。洋口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的水运条件，在大环境的刺激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发展为富屯溪流域重要的水运枢纽，自然而然也促进了转运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近代闽江流域山区进一步被卷入世界市场之中，特别是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导致洋口成为富屯溪流域唯一大型商品集散中心。洋口的转运经济越发兴盛，对近代闽江流域经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5期，作者为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教师）
注：
[1]〔日〕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 第十四卷，福建省，1920年，第158-159页。
[2]顺昌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顺昌县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68、73页。
[3]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洋口镇文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顺昌文史资料·第7辑·洋口专辑》，1989年，第1页。
[4]林庆元：《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
[5]（明）黄汴著，杨正泰校：《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39页。上洋铺即洋口。
[6]（清）杨桂森修，应丹诏等纂：嘉庆《南平县志》卷八，风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5页。
[7][21]（明）夏玉麟等修，汪佃等纂：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坊巷，明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第13页。
[8][9]（唐）于兢：《王审知德政碑》，载自（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第4册，卷100-11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5页、第1304页。
[10]（清）光绪壬午重修版洋口镇《谢氏家谱》，转自黄友基：《洋口的历史与文化》，2013年，顺昌资讯网，http://www.sczxw.com/html/2012-03/7471.htm，2016年10月10日访问。
[11]（宋）乐史撰：《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0、124、127页。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12]（宋）祝穆编：《宋本方舆胜览》卷十，邵武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13]（明）陈能修、郑庆云、辛绍佐纂：嘉靖《延平府志》卷九，名宦刘滋传，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影印天一阁藏本，第2页。
[14]（明）夏玉麟等修，汪佃等纂：嘉靖《建宁府志》卷八，公署，明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第7页。
[15]《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一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3页。
[16]《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民国《建瓯县志》卷六，城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7]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 第四卷，明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18]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19]（清）穆彰阿等修，李佐贤等纂：《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三十一，建宁府，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年版，第25页。
[20]（清）穆彰阿等修，李佐贤等纂：《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三十一，延平府，商务印书馆（上海），1934年版，第23页。
[22]《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民国《建瓯县志》卷二十四，交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3]徐晓望：《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洋口考察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第196页。
[24]（清）孔自洙：顺治《延平府志》卷三，经政志，顺治十年（1653）刊本，第14-16页。
[25][28]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第96页。
[26]（清）施鸿撰：《闽溪纪略》，《澄景堂史测》附闽溪纪略一卷，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八年（1669）自刻本，第3页。
[27]（清）陈锳修，吕天芹、叶铭等纂：乾隆《顺昌县志》卷一，疆域，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第5页。
[29]《清实录乾隆实录》，卷八百七十三 。
[30]方彦寿、徐贯行主编：《闽北掌故》，《洋口“特种区”归属记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31]福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福建经济年鉴·1985》，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厅：即清代将新开发的地方设厅，是和县平行的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称“同知”或“通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