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中小学的卫生教育

兰雪花

一、福建中小学校卫生教育的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校的卫生教育被正式纳入新式教育体系。近代中国国势衰颓，国民“超格死亡率”极高，有识之士认为，拯救病弱最紧要的在于推行公共卫生，建筑公共卫生的基础在于推行卫生教育，而“卫生教育的着手最切要莫先与学校，而更尤先于儿童青年的教育”，中小学校的卫生教育甚至被标举到了“国民健康基石”“抗战建国复兴民族中最重要的任务”的高度。1929年，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成立“学校卫生教育委员会”，并制订《学校卫生教育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学校卫生教育为中心，先养成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进而影响带动家庭和社会，最后推进全民族健康。^[1]方案颁布后，福建省教育厅即订立《学校卫生十二要》《儿童卫生习惯三十条》，中小学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加快办理卫生保健等简单的卫生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教育兴起，学校卫生工作走上了一条与民族生存、国家危亡更加密切联系的道路。1932年，郑贞文担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即着手筹备学校卫生工作，如聘请南京中央卫生署专家来闽开办教师卫生讲习班，选送公私立小学校长、教员、护士赴南京学习。1934年，新生活运动兴起，作为新生活运动应有之要义的清洁卫生得到了强调，学校卫生教育加速推进。同年7月，教育厅会同卫生处共同成立“福建省健康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健教会”），作为施行全省学校卫生教育的最高机关，负责卫生教育的设计、实施、培训、指导、督察、评判等工作，该机构的建立表明福建学校卫生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9年各县市区设立健康教育分会，负责地方学校卫生工作。1941年健教会及各县分会撤销，学校卫生工作划为地方卫生机构办理。具体工作则由学校健康教育委员会下设的卫生室办理，卫生室设卫生队，下设统计股、宣传股、保健股、医务股、环境卫生股等，由高年级学生组成，主要协助卫生室的医务、宣传、防疫、健康检查、环境卫生、生命统计、缺点矫治、简易治疗、临时急救等工作，在学校卫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见表1）。^[2]  

表一  1934—1936年福建省学校卫生队活动工作统计

1934年下半年，健教会先行在福州城区17所省立小学试办卫生教育，1936年推广至全省。试办之初，17所学校除了少数曾在南京接受过卫生训练的人员外，大多数学校缺乏卫生教育人才，为解决师资问题，健教会及卫生机关通过办理各类培训班训练校长、教职员、医护人员、家长等，延请省内外经验丰富的卫生、教育专家讲授学校卫生事务、卫生知识、健康检查、晨间检查、环境卫生、受伤急救法、传染病及其预防、耳鼻眼病、口腔卫生、普通疾病治疗、细菌及消毒、预防接种、简易治疗等课程，并临诊实习。如1934年至1936年，全省分为10个卫生教育区，开设20多个培训班，培训了1781人。对学校卫生队训练分为平时和集中两种，训练科目包括整洁检查、健康检查、个人卫生、传染病预防、环境视察、消毒法、急救法、矫治缺点、生命统计等。抗战期间增设中学生（女生）救护训练班，每期训练两个月。这些短期实训培养出的健康教育师资、卫生教育行政人员，为学校卫生工作的实施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福建中小学校卫生教育的实施

学校卫生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卫生教育、卫生保健、卫生防疫等方面。在具体的工作中，又以卫生教育和健康检查花费较少，开展得最为普遍。

1.卫生教育。教育和卫生机关通过开设卫生课程、卫生演讲、个人谈话、卫生展览、制作宣传品、无线电广播、放映卫生电影、举办卫生游艺等方式展开。在校内，小学卫生教育被纳入常识、自然科内教学。低中年级讲授卫生常识如衣食住行卫生、简单疫病预防等；高年级的自然科讲授人体器官构造、生理卫生等；卫生习惯知识部分归并到“公民训练”。小学卫生教科书主要有《初小卫生课本》《高小卫生课本》《复兴卫生教科书》《新生活高小卫生》等。初中单设生理卫生科目，系统讲授人体概论、各大生理系统、心理卫生等，辅以各种卫生实验、参观实习、公共卫生活动等。高中卫生课程的深度难度加大，学生需了解中国传统医学、近代医学，养成解决健康问题能力。抗战期间，中小学卫生课程增加了战时救护、防毒、防空、防疫、避灾、心理卫生等应急训练。一些学校通过举办恳亲会、母姐会，邀请家长参观学校卫生设施及卫生活动，举行卫生演讲，分发宣传品，办卫生展览，表演节目，组织扑灭蚊蝇臭虫团、儿童健康促进会等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卫生训练。在校外，教育机关常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卫生宣传，如1935年暑假，省健教会与省广播电台协作专设了10次健康教育讲座，向社会公众广播家庭卫生教育、家庭简易治疗法、急救法、肠内寄生虫检查及处置、荨麻疹及其预防法等。1936年7月，福州举办大规模儿童卫生展览，展出卫生用品、挂图、器械等1500余件，吸引3万多人参观。省健教会编译各类卫生书籍如《施行学校卫生告学生家长书》《霍乱及其预防方法》等供民众阅读，摄制“福建卫生教育”电影《饮水卫生》《天花与种痘》《幼稚教育》等在学校及培训班轮流放映。1936年5月，福州中小学联合举行卫生队工作大检阅，15支卫生队轮流表演节目，如合唱《卫生队歌》《预防天花歌》《预防沙眼歌》，表演晨间检查，展示各项急救等。^[3]各校还通过单独或联合演艺、化妆表演、游行等方式宣传卫生，如1937年7月，福州各校联合举行夏令卫生运动宣传大会，学生与闽剧班“三赛乐”合演卫生剧《祸因浊积》。^[4]这些宣传教育，唤起了学生、家庭、民众对卫生教育的认识。

 2.健康检查。首先是入学常规体检，新生在入学第一学期内一律受体格检查，以后每两年一次，如遇特殊情况或医师认为必要得随时检查。检查项目有：视力、听力、身长、体重、耳病、沙眼、其他眼病、牙齿、扁桃腺、淋巴腺、甲状腺、皮肤、营养、呼吸系、循环系、整形外科等。该项检查由健教会、卫生院到校实施。其次是日常晨间检查，由学校卫生队在朝会时举行，每周一次或每月多次。检查学生手不清洁、指甲长、红眼、流鼻涕、牙齿不清洁、耳及颈不清洁、衣服不清洁、鞋帽不清洁、无手帕、手帕不清洁等。该项检查在于矫正不良姿势，养成卫生行为习惯，发现传染病即时送交隔离。1934年至1936年，全省晨间检查2592394例，发现传染病患者183人。^[5]再次是非常规抽检。必要时对血液、粪便、辨色力、鼻、腹、疝气、畸形生殖器等进行抽检。如1934年寒假，省健教会对福州5所学校学生进行抽检，其中肠内寄生虫检查1355人，发现寄生虫者977人，占比72.1%。血液检查402人，发现疟虫6人，占比1.5%。间日疟热者4人，恶性疟者2人。^[6]从各类健康检查结果来看，民国福建中小学生身体缺点率相当高，1934年9月至1936年12月，全省受检学生29296人，其中有缺点者22009人，占比75.12%^[7]，一些乡村学校甚至高达85%以上。检查项目中沙眼、牙齿缺点率比重较大，其次为营养、皮肤病等。如1935年省立南平小学受检的194人中，有缺点者137人，占比70.6%。其中牙齿缺点者占46.3%，营养不良者占33.8%。^[8]通过健康检查，学校掌握了学生的身体状况、营养情况，早发现早矫治，减少直至消灭缺点。

3.缺点矫治和复查。体格检查后，对于各项缺点应设法矫正，其中沙眼、牙齿、皮肤病、耳病等由学校卫生室自行矫治。扁桃腺、其他眼病、视力、鼻、心肺、疝气等委托当地医院矫治，由家长带学生到医院治疗并承担费用。缺点矫治后，学校再行复查，沙眼、皮肤病、耳病和其他眼病等于每学期结束前复查，牙齿缺点每年复查一次。据统计，1934年至1936年，全省缺点矫治5615次，总例数69501例。沙眼、耳病、皮肤病、其他眼病复查共3188例。^[9]

4.预防工作。主要包括疫病预防接种和传染病管理两方面。民国时期，福建疫病流行猖獗，在学生中时有发现。为预防或消灭传染病，省政府明令中小学普遍进行预防接种。小学要求全体员生一律施种牛痘，并根据当地情形每年或隔年预防注射伤寒及霍乱1次。在可能范围内，施行白喉预防注射。初高中学生每隔五年施种牛痘1次，每年接种霍乱及伤寒1次。1936年闽南鼠疫大流行，全省学校开始实施鼠疫预防注射。由于家长和学生对预防接种认识不够，害怕不良反应，起初接种不甚踊跃，一些学校积极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并采取勉强式、半勉强式、劝导式动员学生，防疫注射工作很快打开局面，1934年全省种痘学生6829人，接种率66.7%。采用勉强式后，1935年接种34465人，接种率达83.7%。^[10]传染病管理是预防工作的重要一环，教师一旦发现学生患传染病或疑似病症，立刻告知校医务人员，并送往当地卫生机关，经确诊后急送隔离医院，同时对密接者施行检疫、预防注射及消毒。患者预后在返校之前，必须经医师诊察，书面证明无传染病危险方准入校。

5.疾病诊疗。学生疾病的诊疗一般采取三步办法，第一步，由健教会或县卫生院派医护人员到学校诊治，大学校每周2次，小学校每周1次。着重早期病症及简易治疗，如矫治沙眼或换药。第二步，临时急症、简易治疗如眼病、癣疥及脓疮、头癣、皮肤外伤、皮肤溃疡、晕厥等由学校卫生室医护人员或受过卫生训练的教员施以诊治（见表2）^[11]第三步，学校不能处理的疾病，由当地卫生院前往救治或转送到健教会中心卫生室诊治。重病、重伤或传染病转送各地方医院处理，公立医院给予免挂号费、诊疗费八折之优待。

表二  1934—1936年度福建各校卫生室急救及简易治疗

6.环境卫生视察。为创设健康的学校生活，教育和卫生部门分别于开学时、平时和学期结束时对学校环境卫生进行视察。视察范围包括校舍周围状况、教室、厕所、饮水、卫生室、教员休息室、厨房、膳堂、运动场、垃圾处置、食物调查等，其中厨房和厕所检查是重点。学校根据视察报告，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整改，如改良运动场地面，设个人饮具，改良或新建厕所，厨房装纱窗，添置痰盂、改进桌椅高度，并组织学生大扫除、扑灭蚊蝇、清理沟渠等。各校每月至少划出10%的办公费用于改良环境卫生设施，如果无法改善，则呈请政府批准重新修造。1934年至1936年，健教会总视察502次，普通视察3590次，改善273例，处理不卫生事件412件，新造卫生设施59件。^[12]由于经费受限，事实上许多学校（特别是乡村学校）的卫生设施未能改善，省健教会常务委员文汉长就曾指出“惟以政府经费支出有限，当地完善卫生机关又缺如，故关于环境改善及处置不卫生事件，如饮水、化验、消毒、防蝇、灭蚊等根本处置都不能如目的进行”^[13]。

7.寒暑假卫生工作。学校卫生工作并没有因为寒暑假完全停止，仍然进行家庭访视，开设卫生讲习班，缺点矫治，预防接种，改良卫生环境等。比如，学校卫生室或健教会常派员到学生家里访视，调查家庭情形，向家长说明子女身体缺点及重要疾病，提醒改善卫生，注重营养。1934年至1936年寒暑假，全省家庭访视2561次，访视日47天，访视2580家。平时访视2670家，访视学生2690人。学校还利用假期整治环境卫生，如1941年教育厅就组织全省中等学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消灭宿舍床铺臭虫的运动。

三、福建中小学卫生教育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中小学卫生教育秉承近代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之理念与方法，以最经济的人力、财力、物力，普遍实施集团式的学校卫生工作，其投入较少，见效快，实施效果较为显著，给受教育者和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卫生教育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卫生教育实际上是对学生身体进行规训的过程，晨间检查就是把卫生规训融贯于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初步养成了符合教育目标的卫生认知与行为习惯，并把它带向家庭和社会。其次，卫生教育确立了学生公共卫生观念。疫病预防接种、传染病管理、战时急救等措施，让学生了解了防疫、急救等相关知识，明白卫生、清洁和健康的关系，逐步树立起预防、隔离、检疫等公共卫生观念。第三，卫生教育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病源。

尽管福建学校卫生教育在学生身心素质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普及程度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除了社会经济条件低下、民众卫生观念薄弱、教育与卫生系统配合不畅、战乱影响等因素外，教育经费短绌、卫生教育师资缺乏是制约学校卫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福建省训练高中女生看护

充足的教育经费是办理学校卫生工作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中小学卫生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和学生缴纳的卫生费，政府经费约占65%，主要支付医护人员的薪俸、旅费及办公设备费等，学生缴费约占35%（每生每学期缴纳一至三角，以后不断增加，城乡不同），专门用于健康检查、预防保健、环境卫生、诊疗、药品、器械等。限于福建各地经济困难，当时中小学卫生设施的配备只按部颁最低标准，而各校生均卫生费大多不及中央标准，如省立南平小学1934年8月至1936年7月共支出卫生费150元，平均每学期25元，以144名学生算，平均每生仅0.17角^[14]，远低于部颁的年生均一元的要求。1937年后，教育行政投入和学生缴费虽有增加，但生均费却在不断降低，文汉长将一些学校“经费结余”的原因归结为“开源节流”，如低价购置药械，节用药品，自行配制碘酊、汞色素液及各种软膏，降低职员薪资等，以此办法节省经费。到抗战中后期，地方财政收入锐减，整体教育经费减少，应用于学校卫生教育的经费就更少，以致一些学校停止部分的卫生工作。

福建推行卫生教育另一困难之点在于卫生教育师资的缺乏。省健教会要求各校卫生室配备医生和护士，其中卫生室主任须由受过专门学校卫生训练，经考查合格的医生或教员担任。医生“务须聘请国内外医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曾经内政部准予登记之医生担任，勿得延聘中医或不合格之西医”^[15]。就这一点，大多数学校就难以实现。就全国而言，当时只有国立中央大学、江苏医政学院设立专门的卫生教育专业，但毕业的人数非常少，而且大多没有从事学校卫生教学。 就福建来说，至1938年全省注册西医师仅300余人，平均每4万人才有1名，卫生院尚不能满足，更遑论学校了。虽然各级政府采取教育培训或师范学校开设卫生课程培养兼行卫生教育的师资，各地学校共用医护人员（如福安9校共聘1名校医），卫生院医师兼任校医等方式，但囿于实际条件，师资仍不敷分配，且短期受训人员专业程度不够，限制了学校卫生工作的发展。因此，福建中小学卫生教育主要在城市或者人口地域较大的地区实施，偏远的乡村学校难以普及。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教育和卫生承前启后迈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了完整的中小学卫生教育课程标准及相关法规，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管理卫生教育的机构，由此形成了较为规范完善的中小学卫生教育体系。中小学卫生教育从提高国民素质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深入、灵活多样的措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儿童卫生教育作为起点，逐步推进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思路，对于今天的卫生教育乃至公共卫生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当然，历史事实也表明，在经济水平低下，社会教育落后，人民生活困顿，社会动荡不安，政府能力有限的民国社会中，普遍、有效地解决学校卫生问题，显然是较难实现的。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福建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研究”（FJ2021B079）、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民国时期福建学校卫生教育研究”（FJJKBK22-073）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作者为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

[1]《教育部学校卫生教育实施方案》，《福建教育厅周刊》1929年第52-53期，第12-14页。

[2][5][7][9][11][12]文汉长：《报告：三年来福建省卫生教育实施概况》，《闽政月刊：教育辑》1938年第1卷第6-7期，第107页、第115页、第110页、第112页、第120-121页、第116页。

[3]龚微珂：《报告：福州市学校卫生队活动概况与大检阅情形》，《闽政月刊：教育辑》1938第1卷第6-7期，第132页。

[4]《省政一月：教育要闻：举行卫生宣传大会》，《闽政月刊》1937年第2卷第1期，第160页。

[6][10]高哲斌：《福建省教育厅健康教育委员会半年来工作报告（1934.9-1935.1）》，《福建教育》1935年第2-3期，第119页、第85页。

[8][14]邓振辉：《学校卫生之新设施》，《福建教育》1936年第2卷第9期，第116页、第110页。

[13]文汉长：《福建省健康教育委员会工作概况》，《公共卫生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第84页。

[15]《训令：令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为实施学校卫生各校校医应聘请国内外医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及会经内政部登记之医生担任勿得延聘中医仰遵照》，《教育周刊》1934年第198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