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龙江风格”典型宣传追忆

林兆明

“龙江风格”也就是“龙江精神”。

1963年春，福建龙溪地区九龙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龙海县几十万亩农田急需引水灌溉溶田。为了抢农时，保春耕，夺取农业生产大丰收，龙海县委发出了“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号召，组织全县人民开展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战斗。在首堵西溪的战斗中，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发扬“舍小家顾大家”“丢卒保车”的共产主义精神，淹掉三百多亩即将收成的小麦和甘蔗，支持堵江工程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洋西大队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后来榜山公社“淹千三、救十万”的精神被赞誉为“榜山风格”，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带动了全县的抗旱斗争。在西溪堵江过程中，涌现出了“先保十万，后顾两千，舍卒保车，全盘皆活”的“玉枕风格”；在北溪堵江中，出现了“损失八百算啥，救活六万要紧”的角美公社沙州大队典型事例；在南溪堵江中，出现“200多亩良田被淹是小利，拯救下游三万多亩水田是大利”的东泗公社西岭大队的感人事例。这些先进典型和感人事例最终形成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即“龙江精神”。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著名诗人郭小川采写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同时配发了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一时间，“榜山风格”从九龙江两岸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当年，龙海人民在中共龙海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抗击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的斗争中，发挥人民公社大集体优势，舍己为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创造了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奇迹，奏响了一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凯歌。

“龙江风格”的实质是舍己为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团结协作。核心是“顾全大局”。”“龙江风格”的诞生并不是政治狂热病的产物，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她是由一群普通的、平凡的农民群众首创的，而且在更多的农民群众中得到实践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龙江风格”的诞生，有我党长期以来坚持开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党的坚强领导的政治基础，也有中华民族与大自然做斗争的历史经验基础，以及深厚丰富的传统文化、绵长温馨的传统美德基础。正因为有这些历史经验和文化道德作为基础，才使得龙江风格自诞生以来立即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才使得龙江风格虽历经半个世纪岁月的冲刷和磨砺而不被遗忘、不被淘汰，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更加熠熠生辉，更加光彩夺目。六十年来，龙江风格传承了几代人，教育了几代人，激励了几代人，成为人们在处理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时的精神坐标。可以说，“龙江风格”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生动写照。

“龙江风格”也体现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敢于担当、身先士卒、科学决策的精神。当年“堵江截流”工程并不是县委书记个人拍脑袋独断专行做出的决定，而是龙海县委领导班子乃至各公社、各大队的领导干部，在大灾大难面前，以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勇于担当、科学决策的精神，经过反复考察多方论证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事实证明堵江截流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当年的执政者和各级领导干部“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共苦的精神，也是“龙江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生动写照。

一

 先进典型不是凭空而降，先进典型源自火热生活，先进典型也还需要宣传推介。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可以鼓舞和激励人们的激情和斗志。新闻宣传在发现典型、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等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63年，龙海人民在抗击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斗争中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得到广大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各级新闻媒体做了大量的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为“榜山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立下了奇功。

1963年2月21日，《漳州报》（即现在的《闽南日报》）第一版刊发了龙海县委报道组采写的消息《人民公社威力大，协力抗旱保障春耕——龙海万人胜利堵截九龙江》。这篇文章是最早在新闻媒体出现的报道龙海堵江抗旱的新闻稿。这篇文章简要的介绍了龙海县旱情、堵江救旱等情况。文中这样写到：“来自全县各地的民工、船工、技工和全体干部，在堵江战役中，团结一致，发挥革命的冲天干劲，与无穷智慧，使工程进展大为加快。东园公社上场之前就在家里预先开了誓师大会，一致表示要拿出最强的劳力参加堵江，3000多个民工一个下午走了40多里路，赶到工地，第二天拂晓就顶着寒风投入筑坝。过田大队22个女民工，在副队长陈香花带领下，组成‘穆桂英突击队’，每天四更起床，五更下到工地，把午饭送到堤坝，向男民工展开‘快挖、快装、快运’的劳动竞赛。玉枕、下寮、地新、秋租等沿海大队来的200多名青壮民工，在合龙堵口中不畏风寒水冷，踊跃争先报名参加下水工程突击队，在江心急流中打樁、填沙，堵截龙口。各级干部在堵江中身先士卒，吃苦带头。”这篇报道只是动态性的，没有深入挖掘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堵江战斗中涌现出来的伟大精神。

1963年3月7日，《漳州报》又刊发《九龙江水滔滔涌入洋西渠道，龙海南部育秧溶田热火朝天》的新闻，反映了堵江后下游社员欢欣鼓舞，开展溶田春耕的喜人情景。之后，《漳州报》还连续报道了龙溪地区各地发扬大无畏精神，封江堵河抗旱春耕的新闻，如云霄县万人堵漳江、长泰县封堵龙津溪、漳浦县堵截梅林溪、诏安县堵东溪西溪等。在此期间，《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厦门日报》等新闻媒体也都做了相应的报道。这些报道反映了各级党委领导这场抗旱斗争的气魄和谋略，人民公社集体抗旱的巨大力量，全龙溪地区人民抗旱的广度和气势。可是，这些报道都缺乏深度，没有反映出在抵御这场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怎样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和小局与大局、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内容。有些报道虽然有提及，但是，也没有把它提高到一种精神境界、一种高尚风格来加以赞颂，也就是说缺乏思想性。

1963年4月6日，时任龙溪地委副秘书长的赵锋同志（原龙溪县委书记）给《漳州报》打来电话，时任《漳州报》编委、总编辑室主任曾启川接了电话。赵锋同志在电话中说，他刚从龙海回到地委，榜山公社洋西等地为了堵江引水灌溉下游受旱的农田，不但出了人力物力，还不惜淹掉自己的麦田、秧苗，精神境界很高，情景非常动人，报社应该赶快派人下去采访报道。赵锋同志的电话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记者前去采访。青年记者陈文和同志首先接受了采访任务。

陈文和（1929—2006），漳州云霄人，是资深媒体记者，也是颇有成就的作家和美术家，担任漳州第一任作家协会主席。4月6日下午，陈文和接到任务后马上赶到龙海，深入到洋西、崇福、雩林、翠林等大队采访，到榜山公社党委、龙海县委办公室等单位采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以最快的速度采写了《牺牲自己部分庄稼，保证干旱地区不受旱灾——榜山公社服从大局风格高尚》的新闻，《漳州报》于4月7日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并配发评论《丢卒保车，顾全大局》。在这篇评论中一开头就这样写到：“在今年抗旱斗争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让水’‘借地’‘帮工’等动人心弦的故事，但最值得称颂的，还是龙海县榜山公社那种牺牲‘小我’服从‘大我’的崇高精神”。这篇评论热情歌颂榜山公社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崇高精神，赞扬他们这种“丢卒保车”的风格，充分表现无产阶级大公无私、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同一天的《漳州报》上的头版报眉上还刊登了陈文和创作的快板《榜山风格到处传》，在这一则快板里，第一次提出了“榜山风格”这个闪光的名词。快板全文如下：

说新事，道新事，抗旱新事万万千。

龙海县，榜山社，舍己为人成美谈。

九龙江，下游处，五个公社缺水源。

缺水源，怎么办？需要“借路”去浇灌。

九龙江水堵起来，榜山公社要受淹。

可他们，却情愿，服从大局不怕淹。

他们说，应该办，农民共顶一片天。

自己损失事情小，不能让人来受旱。

他们受淹千亩田，救了旱地近五万。

大旱时节秧照插，榜山风格到处传！

《漳州报》就是现在漳州市委机关报《闽南日报》的前身。快板里这种舍小家保大家、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的精神后来被称为“榜山风格”。陈文和还创作了具有时代印记的报告文学《榜山风格》，刊发于《福建文学》前身《热风》文学杂志上，这篇报告文学热情歌颂了龙海人民在堵江抗旱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和“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崇高精神。之后，陈文和同志还参加反映龙江精神的芗剧《碧水赞》和话剧《龙江颂》的写作，为宣传龙江风格、龙江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福建日报》1963年5月10日第一版刊发本报记者林国鉴采写的通讯《玉枕队舍己为全局，受益队同心帮玉枕——抗旱春耕奏凯歌，九龙江上颂新人》，文中讲述了春耕时因为特大旱灾，下游10万亩良田无水溶田，玉枕大队不惜牺牲2000多亩田地受旱，支持县委堵江决定，并派40名打桩能手堵截合龙口；10万亩良田得救后，受益社队回过头来帮助玉枕抢播抢插、减少损失的动人故事。文中还特别提到社员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才像亲兄弟一样，你帮我，我帮你，今年生产一定有希望。”这篇文章首次把玉枕大队顾全大局“掐自己的喉咙”的事迹披露出来。

就在同一天，即1963年5月10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舍卒保车”，全盘皆胜》。这篇社论说：“舍卒保车”的风格，就是“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风格，小局和大局的关系应当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榜山公社和玉枕大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许多社队跟着学习，跟着推广，这是完全做得对的。人家把方便送给了你，你最好的报答，就是把这种风格接下来、传开去，也像他们一样，把方便送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一传十，十传百，结果肯定是大家都方便，大家都胜利，大家都幸福。社论还说：榜山、玉枕的风格，已经广泛的传播开来。今天，在闽南各地，榜山式的公社、玉枕式的大队越来越多，在全省各地，也将到处出现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人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风格的传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因为这种共产主义风格就是团结的风格，革命的风格，胜利的风格。让我们大家都来向榜山公社、向玉枕大队学习吧！这是“榜山风格”和“玉枕风格”第一次出现在省委机关报上，它在全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龙海县堵江抗旱保丰收的英勇事迹和洋西百姓舍小家保大家、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精神引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派出记者赶到龙海抗旱第一线进行采访。

1963年6月21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刊发新华社记者李峰、林俊卿采写的长篇通讯《九龙江上的抗天歌》；

1963年6月21日，《文汇报》头版刊发新华社记者李峰、林俊卿采写的长篇通讯《昔日大旱“赤地千里”，今天出现历史奇迹——九龙江畔一曲抗天凯歌入云霄》；

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本报记者、著名诗人郭小川采写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并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

同一天三大报同时发表长篇通讯，报道龙海县的抗旱斗争事迹，而且是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这在龙海县是史无前例的，在全省也是非常少见的。

特别是《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诗人郭小川采写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文中作者全面的叙述了闽南特别是龙海县的抗旱形势、取得的成果和涌现出来的“榜山风格”，并给以热情的赞颂。配发的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一文更是画龙点睛、提纲挈领，总结了“榜山风格”的精髓内涵。文中说：“无产阶级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因此能够自觉地牺牲局部服从整体，牺牲个人服从集体。在共产党党员中，在工人阶级中，在人民解放军中，充满着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的阶级战士大量地涌现出来，保证了我们国家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从个体农民到集体农民，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广大农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把农民同国家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开扩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学会根据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安排劳动和生活。”“闽南抗旱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胜利的因素当然很多，而‘榜山风格’所代表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却显得特别光辉灿烂。进一步发扬这种‘榜山风格’的伟大精神，在闽南争取农业好收成的斗争中，在其他地方的一切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1963年6月21日，在龙海的历史长河中必定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在“龙江精神”的发展进程中也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三大报携手发力，把“榜山风格”推向全国，把龙海推向全国。从此，“榜山风格”作为一种伟大的时代精神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尊崇和学习、效仿。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很多文艺工作者以“龙江精神”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很好的文艺作品，特别是以三台戏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更是唱响了影响深远的“龙江颂歌”。这些作品对“龙江精神”的传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随着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榜山风格”迅速在全区、全省乃至全国传扬，各地纷纷掀起学习“榜山风格”的热潮。时任中共龙溪地委书记的马兴元同志提出：“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他号召全区“向榜山学习，发扬榜山风格。”马兴元书记认为“榜山风格”不仅在推动闽南地区抗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典型带动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方面也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要求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做好对“榜山风格”的宣传报道工作，要创作一批歌颂“榜山风格”题材的文艺作品，使“榜山风格”唱起来、热起来、响起来。1963年5月上旬，龙溪地委宣传部和龙溪专署文化局根据马兴元书记的要求，立即抽调文艺骨干，组成专题创作小组，着手进行文艺创作。从1963年至1965年期间，以“榜山风格”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形成一个高潮，创作了一大批文艺作品，有的还搬上艺术舞台，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充分发挥了文艺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这些文艺作品的发表，特别是以芗剧《碧水赞》、话剧《龙江颂》、京剧《龙江颂》这三台戏为代表的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演出成功，在全国亿万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同时，也把“榜山风格”“龙江风格”的宣传推向最高潮。这些作品主要有：

1. 芗剧《碧水赞》（六场），创作于1963年6月，作者汤印光、陈志亮、吴毅、陈曙（即陈贻亮）、芗人（即陈文和）、庄明根据当时闻名全国的被誉为“榜山风格”的堵江抗旱事迹编剧，至1965年始定稿。故事情节：1963年春天，福建龙海县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旱灾。县委为保粮食丰收，决定在溪东村口，堵截九龙江，引水灌溉下游受旱地区。可是，堵了江，溪东大队的庄稼却要受淹。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局与小局，集体与个人的矛盾斗争。溪东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发扬了“丢卒保车”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毅然堵江以保大局。在下游受旱地区得救后，县委又组织了支援大军，帮助溪东保“卒”，终使全县出现了大旱年大丰收，社社队队争交爱国粮的奇迹。剧本由龙溪地区芗剧团演出，陈玛玲扮演许英，王南荣扮演支部书记张克坚，李少楼扮演阿坚伯、叶彩莲扮演共青团员刺花，王厚根饰大队长郑振田，苏宗文饰小队长郑阿生，甘文质饰县委王书记。1965年春，该剧参加华东区戏曲现代戏观摩会演，获得好评。1965年4 月，剧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同时国家文化部艺术局也作为内部交流资料印发，推荐给全国各地文化部门。

这是以戏剧艺术的形式第一次把“榜山风格”搬上艺术舞台，而且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芗剧《碧水赞》还被其他剧种移植演唱。越剧《碧水赞》根据同名芗剧移植。写溪东大队在堵江截流中，宁愿淹掉三百亩堤外麦田，抢修大坝，“丢一千、保十万”，最后取得大早年大丰收的一连串胜利，宣扬了“丢卒保车”的“一盘棋”思想。 该剧1963年由福建省芳华越剧团演出，尹桂芳、李金凤等主演。

2. 话剧《龙江颂》，创作于1963年6月。福建省话剧团五场话剧《龙江颂》, 是由江文（即陈虹）、陈曙（即陈贻亮）、丁叶（即向增）、芗人（即陈文和）等同志编剧, 江文、陈曙执笔写成的。王昆生、向增、叶洪威导演。江文是当时的福建省文化局（后改为文化厅）局长陈虹，陈曙是下放的右派，真名为陈贻亮，因编剧需要而挑选入创作组，芗人是《漳州报》的记者陈文和。陈虹、陈贻亮也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戏剧工作者。

主要作者江文，原名陈虹，1922年8月出生于福建漳州，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政委等职。福建省话剧团以龙海堵江抗旱这一故事为原型，很快就创作推出了话剧《龙江颂》。剧中故事的地点被改成玉溪人民公社龙江大队。主人公是龙江大队支部书记郑强，他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说服了大队长林立本，堵江淹田，救了下游公社受旱的田地。这出话剧上演后受到观众欢迎，在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办的座谈会上，这出话剧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激流勇进》，都受到了曹禺先生的肯定，曾专门撰文予以推荐。话剧《龙江颂》的创作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1963年，闽南地区的龙海县发生了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赤日炎炎，田地龟裂。农民们望眼欲穿，天边却不见一片云霓，早稻无水插秧，眼看要误过农时。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中共龙海县委面对旱情，响亮地提出了“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口号，激励人们排除万难，战天斗地，去争取胜利。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在九龙江西溪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地段堵江截流，引水抗旱。根据县委的这一决定，榜山公社淹掉了自己的1300亩田，由于他们所作的这个牺牲，挽救了下游的莲花、石码、东园、东泗等5个公社的10万亩田地，大灾之年反而夺得大丰收，形成了“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谱写了一曲发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战胜天灾、气壮山河的凯歌。以这一事件为中心内容的新闻、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屡见报端，其间有许多十分感人的情节，不时地激发着江文的创作欲望。江文曾酝酿过以此为题材，创作一个电影剧本。以电影形式表现，场面更大，拉得更开，气势更见磅礴。而当时华东地区正在筹办现代题材的话剧会演，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再旺、文艺处处长张鸿来找时任福建省文化局局长的江文商量福建参演剧目的事，经过研究后决定创作反映“榜山风格”内容的话剧。张副部长还请江文挂帅，担任创作组组长。7月下旬，江文亲自率领省文化局从下属单位挑选来的陈贻亮、向增等同志前往龙溪地区，又抽调了漳州日报社记者陈文和同志（陈文和同志是漳州报第一个全面报道榜山风格的记者，而且他也是一个热爱文艺创作的青年作家）一道深入抗旱社队调查素材，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剧本中署名为：江文、陈曙、丁叶、芗人）。

到了龙海，江文和创作组的同志们首先走访了县委书记刘秉仁同志，刘秉仁书记用了一天时间，向创作组详细介绍了全县抗旱工作的情况，从方针、计划到具体措施、具体典型，都介绍的非常详细。之后，创作组又调阅了全县各社队有关抗旱的全部简报资料，了解各地抗旱斗争实况。为了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面对困难和灾情，如何抛弃“小我"，顾全大局的精神面貌，创作组在掌握面上情况之后，决定深入到榜山风格发源地的榜山公社洋西大队，直接采访参加抗旱斗争的各类代表人物。江文是闽南人，个子矮小，穿着普通的服装，坐在别人的单车后架上，在乡间小路上往来，到了农家，他用闽南方言和农民们交谈方便得很，这比起在县委机关里看文件，又更深入了一步。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生动的群众语言、鲜明的人物性格，都在江文的脑海里逐渐鲜明起来。他们那种舍已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风格；那种不怕任何困难，顽强战斗的精神；那种满怀信心创造大旱年大丰收奇迹的雄心壮志，深深地打动了江文和创作组的同志们。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没有广大农民兄弟在抗旱斗争中所涌现的“榜山风格”，就不可能产生《龙江颂》这样的作品。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组经过一段时间深入龙海农村的采访，为话剧《龙江颂》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话剧《龙江颂》中支部书记郑强有一句台词“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贫农典型人物郑坚接着说：“站在天安门，看到全世界”。这一铿锵有力概括了共产主义风格的话语，正是江文和创作组的同志们在农民中体验生活，和他们促膝交谈，从他们这些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人们的身上，在他们那些实在到不能再实在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龙江颂》的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群众革命精神和集体智慧的光芒。

在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后，进入创作阶段。江文主持草拟了剧本提纲，包括剧本的主题、情节、人物、场次，都做了具体的安排。江文还亲自写了剧本中《筑堤歌》的歌词和谱曲。对于这个剧本所要反映的主题思想，当时有过不小的争论。一种意见是坚持突出阶级斗争这条主线，突出刻划富裕中农的自私性和动摇性，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性，这种意见在当时那种政治大环境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创作组在翻阅各地简报材料和实地采访中，都有相当部分反映“阶级斗争新动态”的内容。而江文则始终坚持正面歌颂的观点，突出展示新型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和在抗旱大战中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小集体与大集体、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中所表现出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强调这是贯穿全剧的主线。根据这种创作思路，创作组费时35天，于当年9月中旬突击写成第一稿，当时取名为《玉泉颂》。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于9月底完成第二稿。并于10月初，交福建省话剧团进行排演。省话剧团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江文同志同导演、演职员们一道边排戏，边修改，直到改到满意了才肯罢休。正式彩排过程中，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候补书记林修德、宣传部长许彧青等亲临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林修德同志还亲自为该剧写了主题歌词《龙江颂》，省市文艺界的同志也为此举行了多次座谈会，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就这样边排边改，不断加工，使剧本不断完善。在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创作组曾经考虑把剧本定名为《榜山风格》，第一稿定稿时又用了《玉泉颂》，但是，当江文在龙海县作了更普遍的调查，和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了更深入的接触之后，觉得所谓“榜山风格”其实已经不仅仅属于榜山公社，它已经遍及九龙江两岸，成为沿江各社队农民的共同信念和行为准则。无论用《榜山风格》还是《玉泉颂》，都显然不足以包容。江文是喝九龙江水长大的，对九龙江，他总是怀着儿子之于母亲般的深情。一天傍晚，江文漫步在九龙江畔，望着被夕阳染红了的粼粼波光，望着那虽然曲折迂回却始终顽强地向东流去的滔滔江水，这不正是剧本所要歌颂的新时代的农民，不正是他们的精神风貌的写照吗?于是江文决定，把剧本定名为《龙江颂》。随后又把剧本中的“溪边大队”改为“龙江大队”。奔腾不息的九龙江，在艺术升华中被赋予了典型的意义。

1963年10月，福建省委在南平市召开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级干部会议，为了配合这次会议，叶飞同志决定《龙江颂》剧组到会演出，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多是来自第一线最基层的社队干部，《龙江颂》要经得住他们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演员们在演出时都更加抖擞精神。与会的各级农村干部看后，都赞不绝口，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谈了观看《龙江颂》的收获和感受，有的同志甚至把自己摆进去，谈了实践中的体会，让人很受启发，他们还对《龙》剧的创作和演出作了严格的鉴定，提出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创作组广泛收集他们的意见，对剧本又作了几处较大的改动。剧本前后重印了5次。叶飞同志看了演出，兴奋地问江文：“陈虹，这个戏你是怎么赶出来的?”江文笑笑地回答说：“苦战一百天，革命加拼命。”省委还把《龙江颂》的创作和江文的这句话批转各地市，激励干群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投入社会主义建设。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江文带领福建省话剧团《龙江颂》剧组70多人到上海，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在话剧《龙江颂》演出时，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等领导同志以及沈西蒙等一批专家、名作家、名导演到场观看。演出很成功，得到领导同志和专家们的赞许，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注意提倡共产主义，但不要刮共产风；提倡顾全大局，但要注意掌握政策，不要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1963年12月28日，华东局在上海专门召开了一场座谈会，组织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熊佛西、叶以群等对《龙江颂》进行评议。大家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张爱萍上将当时也看了这出戏，他也热情地加以肯定。华东局领导问江文修改剧本要花多少时间，江文说只要三天。江文在锦江饭店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剧本的修改任务。

从12月25日至次年的1月22日，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在上海举行。话剧《龙江颂》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领导及各界的赞扬。会演期间，新华社、《福建日报》《解放日报》先后作了充分的报导，有评论说：“《龙江颂》展示闽南农民在抗御自然灾害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有的肯定了《龙江颂》一剧“热情地歌颂‘丢卒保车'的共产主义风格”，有的则盛赞《龙》剧“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优秀的艺术技巧，洋溢着强烈的革命精神，富有感染力和现实教育意义。”《龙江颂》因此被华东区选为1964年春晋京汇报演出剧目。在京期间，《龙江颂》共演出32场，观众达到三万九千多人次，并且还到中南海紫光阁向中央领导做专场汇报演出，李先念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观看了演出，并和剧组演职人员合影。

曹禺、田汉等戏剧界的专家和权威人士也对话剧《龙江颂》给以高度的平价和赞扬。1964年春，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在京看了话剧《龙江颂》之后，激动不已，撰文“两出好话剧——推荐《龙江颂》和《激流勇进》”，高度评价话剧《龙江颂》。曹禺写到：

《龙江颂》和《激流勇进》这两个戏的演出, 得到北京千千万万的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龙江颂》在戏的结构与主题思想如何结合上, 提出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这个戏的主题之一,“丢卒保车”, 是紧密和结构结合在一道的。发挥共产主义风格不是像送给人一包花生米那样容易。……为了挖掘主题和人物的思想感情, 这个戏的结构安排得由浅入深, 由低的阶段到高的阶段, 使人物起变化, 思想斗争有进展, 主题的深刻性一步一步地显示出来。结构与主题, 紧紧呼应, 巧妙地配合, 这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龙江颂》在广大干群、专家和领导的心血浇灌培育下，终于结出成功之果，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创作奖和演出奖。在优秀话剧颁奖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陆定一部长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剧作者和导演并合影留念。当周总理问起《龙江颂》的剧作者是谁时，沈西蒙同志把江文拉到总理跟前说“这就是作者陈虹同志”，并介绍江文原在华野文工团的职务。总理亲切地与江文握手后说：“《龙江颂》写得很好。战争年代过来的同志能写的都要写，毕竟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强烈的事业心，又有较高的思想水平!”1964年4月，《龙江颂》几经修改后，单行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版就印刷发行了3.1万册。此后，全国许多省市的话剧团纷纷排演《龙江颂》，配合当时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广大农民、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光江西省话剧团就演出了一百多场。福建省闽剧团也用闽剧演出《龙江颂》，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上级领导及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龙江颂》搬上银幕，电影剧本由江文负责编写，导演由上海天马制片厂卫禹平同志担任。为了让龙江人的光辉形象早日与全国人民见面，让龙江风格在神州大地弘扬光大，江文突击了近一个月写出了初稿，导演也写出了分镜头剧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计划随之流产。

江文同志在紧张创作《龙江颂》剧目的时候，芗剧《碧水赞》也在创作，龙溪地区文化局请求江文同志把《碧水赞》创作组工作也抓起来。江文同志挤出时间多次参加《碧水赞》创作组的讨论，指导他们提炼主题思想、和他们共同设计主要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还组织《碧水赞》和《龙江颂》两个剧组人员联合讨论创作提纲，交流创作经验。陈贻亮同志还参加芗剧《碧水赞》剧本的修改。可以说，《碧水赞》和《龙江颂》两个剧目是同一时间创作的“并蒂花”。

1. 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1963年 12 月，福建话剧团根据龙海抗旱事迹创作演出的话剧《龙江颂》，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进京汇演。从1964年2 月 5 日至 3 月 15 日的 40 天里，《龙江颂》剧组为首都各界观众演出达32场，观众累计39200余人。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等中央领导，曹禺、田汉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观看，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话剧《龙江颂》和芗剧《碧水赞》在舞台上红红火火上演时，上海新华京剧团也看中了这个戏。在此之前，该团先后排演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舞台上已有工和兵的形象，正好缺少一台关于农民的戏。剧团领导讨论后决定将这个戏搬上京剧舞台。1964 年，新华京剧团编剧、导演、演员等演职人员来到榜山公社洋西大队体验生活和文艺采风，在话剧《龙江颂》和芗剧《碧水赞》基础上编创了京剧《龙江颂》，该剧剧情讲的是龙江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为解救下游大片良田旱情，不惜承担重大牺牲，在本队水域内堵江截流，经过奋斗，终于战胜旱灾，确保了该县当年的大丰收。剧中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由老生演员李永德扮演。该剧一经演出，便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京剧《龙江颂》作为上海剧目被选送参加了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69年4月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组正式成立。从上海京剧团、上海青年京剧团、戏校、音乐学院、越剧院、歌剧院等19个单位抽调100多位演职人员进入剧组。编剧有专业剧作家余雍和、农民作家戚永芳、工人作家王寿英等；总导演李仲林，导演蔺德海、钱祖武。编剧主体构成有专业作家、工人、农民。全剧共八场和一个尾声。后来，根据江青的“指示”，对京剧《龙江颂》进行再创作再提炼，其中把男主角换成女主角，并把女主角取名“江水英”，“江水英”由李炳淑扮演。至1971年7月，六易其稿，历时3年4个月的打磨提升，最终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后来成为“八大样板戏”之一。

关于“江水英”这个艺术形象的含义，社会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有的说她代表县委书记，有的说她代表公社书记，有的说她代表大队书记，还有人说她是江青为了标榜自己而塑造的艺术形象。其实编剧们为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取名是费了一番心思的。真正的含义是这样的：“江”代表着九龙江；“水”代表着堵江引水；“英”代表着“英雄群体”。“江水英”这是艺术家们塑造出来的“九龙江畔堵江引水抗旱保丰收战役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她的身上集合了众多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崇高精神于一身，她不代表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也不能把她与某一个个人划上等号。李炳淑是一位功底很扎实的京剧演员，曾在京剧传统戏《杨门女将》中担任主演，但轮到演现代戏时却总是“靠边站”，只是在《柜台》及《海港》中饰演过李慧萍、红玲两个配角。虽然这次在《龙江颂》中有了发展，得到饰演江水英的角色，但一开始也还是个B角（即替补队员）。由于她纯朴的气质更贴近江水英，于是导演将她从B角提升为主角。 虽然李炳淑在传统京剧中饰演过许多主角，然而一旦受命在现代戏中演主角，压力还是很大的。江水英一角的唱腔，要占全剧所有唱腔的五分之四左右，至于念白和表演的份量，亦是同样地繁重。为了塑造好江水英这个角色，李炳淑多次到上海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跟农民们学习割稻、打场等各种农业劳动，还跟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生产队女队长体验生活，观察她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炼，她对江水英这个角色的性格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质朴爽利、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周恩来总理对《龙江颂》非常喜爱，多次观看，并要求外交部在接待外宾时可以安排观看《龙江颂》。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龙江颂》上演以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又将这台戏搬上银幕，拍成彩色电影，并指定著名导演谢铁骊来执导这部戏的拍摄。主要演员：李炳淑饰江水英，周云敏饰阿坚伯，李元华饰阿莲，马名群饰李志田，孙美华饰盼水妈，刘异龙饰黄国忠。

谢铁骊在此之前已成功拍摄了彩色电影《智取威虎山》，此次接拍《龙江颂》自然顺手不少。他先是让编创人员到长兴岛体验生活，并组织人马对剧本根据电影需要进行了相应修改。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舞台剧，广阔的大自然给舞台置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京剧中的背景山水相映、稻浪翻卷、景色鲜艳透亮，充满了生机。然而，要将这些生动鲜亮的背景摄入镜头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为了掌握色彩拍摄技巧，在拍这部片子之前，摄制组观看了墨西哥电影《冷酷的心》，从中吸取好的经验。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针对农村景色在拍摄方面对原舞台布景做了许多大胆的改动。首先，为了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特点，将舞台场景向两侧做了延伸，扩充或增加了景物，又增加了前景，并采用色光照明增强景物的气氛，使景物描写做到主体突出，层次分明，具有立体感、层次感、纵深感。对色彩的运用，尤其是自然景物中的山、树、竹、苇、麦田、草地等各种绿色的运用也颇具匠心。不但青山、碧水、绿树、麦田之间的绿色运用得当，草地远近绿色也富有层次，色彩丰富协调，环境气氛明快而又生气勃勃。在夜景的拍摄上，月夜用色彩来表现，注意各种色泽层次分布，黑白黄绿红掺和搭配，一改以前黑糊糊的夜景。此外，《龙江颂》在拍摄中讲求虚实结合，在保持原剧风格不变的基础上，采用真的水、烟、风进行置景。原来舞台上的水是用白绸子来表现的，效果不好，于是导演便换用真水，辅之以叠印技术处理，使之虚化，效果果然非同凡响。在第五场“抢险合拢”一场戏中，为了加强风大浪急、洪水汹涌的场面，导演一上场就用鼓风机吹风，营造出了社员人人争先上堤抢险的紧张气氛，真风配以演员那娴熟的舞蹈，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但这下可苦了演员，李炳淑一张嘴便灌了满肚子风，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停风。导演于是想出了将唱段放在两头，中间括风的办法，效果果然不错。与其它样板戏相比，《龙江颂》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它虽然也讲了阶级斗争，但其主题却是宣扬一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强化集体主义与本位主义的矛盾冲突。这在盛行阶级斗争文艺路线的“文革”中是别具一格的，这就使这部戏有了很强的现实感。如第六场阿坚伯送鸡汤一场戏，讲的是阿坚伯看到江水英事事走在前头，处处抢挑重担，人累瘦了，仍然不肯休息，很是心疼，便做了鸡汤大清早给她送去，不巧被为了保护自家田不被水淹而吵上门来的常富发现，指责江水英胳膊肘向外拐，不关心社员疾苦。结果引发了两人一段关于集体主义与本位主义经典的对白，很是精彩。电影《龙江颂》一收镜，周总理的秘书便打电话给剧组说是总理要看《龙江颂》电影，叫他们将影片送到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谢铁骊便赶紧将片子送了过去。当时总理正好会见完外宾，便来到小礼堂，和大家一起观看，看片过程中总理还不时地点头。当影片放到“江水英”在大坝上那一段唱词时，周恩来这时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军代表狄福才：“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的名字？” 狄福才说：“江青同志不同意突出个人，叫写集体创作。” 周总理听了有些不高兴：“集体创作？大家看后，连是谁拍的都不知道，应该写上！” 狄福才连忙解释说：“总理，这是江青同志规定的，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定下来的。” 周总理有点生气的说：“这不是笑话吗？外国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都有创作人员的名字嘛，怎么就样板戏的电影不写名字？写名字就是突出个人了？写上名字才能有负责精神。不写名字是说不通的嘛！真是滑稽！” 《龙江颂》收镜时，江青正在广州休养。听说《龙江颂》片子出来了，她立即叫狄福才赶快将片子送来先睹为快。狄福才带着样片乘飞机到了广州。看完片子后，江青一改往常爱挑剔的面孔，对影片连连称赞。没想到江青审片会这么顺，剧组人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而更令大家高兴的是毛主席对《龙江颂》的推崇。可以说毛主席对《龙江颂》情有独钟。在农村长大的毛主席对农村题材的作品尤其关注。然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已拍的几部样板戏却没有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毛主席对此也颇有微词。也正因此，《龙江颂》刚刚杀青，毛主席便急忙调看了电视录播，并对这部片子大为赞赏。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毛主席对剧本的修改也作了指示：“黄国忠（阶级敌人）不要代表一个，要代表一派。”“结尾不要庆丰收收场，要开打收场……。”毛主席既然有此指示，剧组便对全剧着手进行修改，但改来改去，六易其稿都觉得不对劲，最后只好还是回到“弘扬共产主义风格”这一主题，以庆丰收收场。好在毛主席对《龙江颂》最为重视的还是体现共产主义风格，他老人家看了五次《龙江颂》，对此也没说什么，这在样板戏的演出中也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对《龙江颂》情有独钟，对扮演江水英的李炳淑也是关怀备至。 1972年7月30 日，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李炳淑突然接到毛主席身边一位护士（龙江颂剧组一个导演的胞妹）传话：“毛主席今晚请你去见他。你参加完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侧门等着，有车来接你。”毛主席要接见我？李炳淑激动不已。实际上，李炳淑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与毛主席当年的“留人之恩”是分不开的。那还是1959年夏，年方17岁的李炳淑作为“定向培训生”从安徽蚌埠来到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三年级当插班生，并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好学精神得到了校长俞振飞和京剧大师言慧珠的赞赏，毕业时决定将李炳淑留校任教，此等好事，李炳淑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了。怎奈安徽剧团就是不愿放人，

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下，居然将“官司”打到了毛主席那里。1960年，毛主席在上海参加会议期间亲自将李炳淑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及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俞振飞叫来“断案”。毛主席一见到李炳淑就说：“小李呀，你很了不起呀！你看看为了你的事，上海和安徽的官司打到我这里来了。好，现在 我把你们各方都请来，你们当面谈谈吧。”一番交谈后，毛主席对曾希圣说：“李炳淑不是安徽的，也不是上海的，是国家的。她是个人才，我们就要培养啰！上海师资力量强，我看就留在上海吧！希圣同志，你就忍痛割爱吧。”毛主席既有此话，曾希圣还能说什么呢。毛主席“一锤定音”，李炳淑的艺术道路也越走越宽。60年代初，她在《杨门女将》中担纲主演英姿飒爽的穆桂英一炮打响，轰动了沪港两地。她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此次，毛主席亲自接见她，李炳淑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她在工作人员带领下一走进毛主席曾接见尼克松的书房，刚要开口，毛主席便迎上前来，笑着说：“小李啊，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 李炳淑连忙说：“是的，是的，主席这样忙，还关心我，真感谢您哪！ 可惜您没机会来看我演出。”“看的，我已看了你五次演出的实况电视转播呢！要说感谢，还得我感谢你和你们剧组，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我们国家将近六亿人口，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你们为五亿中国农民演了一出好戏啊！” 毛主席在这段话里高度肯定和赞扬了《龙江颂》这出戏，并用“让水，不争水”五个字高度概括了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五个字还揭示了两个社会的两种现象：旧社会，农民为了争夺水源，经常打架斗殴，甚至死人、出人命；但是，在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九龙江两岸的广大农民，在大灾大难面前，互帮互让互助，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气象，这就是新时代农民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毛主席非常高兴，亲自第一次提出“龙江精神”，并给以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至此，发祥于“榜山风格”，发展为“龙江风格”，升华为“龙江精神”。

毛主席边说边让李炳淑坐下，还风趣补充道：“你坐的那个位置就是尼克松坐过的。”随后，毛主席与李炳淑拉起了家常，李炳淑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已的工作和生活，毛主席听了后高兴 地说：“看来，你这张‘饼’已经完全成熟了，可以吃了。”李炳淑听了会心地笑了。原来早在六十年代初，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俱乐部举行的晚会上，毛主席偶然听到李炳淑的同学喊她“阿炳”，当即幽默地将“炳”和“饼”两字故意混淆，风趣地对她说：“那你是一张‘饼’罗，你这张‘饼’什么时候能吃啊？”言下之意你什么时候在艺术上成熟，好为人民服务啊。毛主席十分喜欢京剧，此次交谈自然也少不了要李炳淑为他唱一番。他对李炳淑说：“我很爱听‘娃娃调’的，你就唱一段‘娃娃调’吧！” 李炳淑说：“主席，传统戏多年不碰了，一时要唱恐怕生疏，您要听，我就唱一段《红灯记》里铁梅唱的‘娃娃调’吧！”。李炳淑一曲唱罢，毛主席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一些传统戏来，并给她讲传统戏中的历史故事，还让身边的护理员放起了传统京剧《借东风》《斩黄袍》《游龙戏凤》的唱片。在谈到文艺界情况时，毛主席也流露出对目前文艺现状的不满。他说：“现在戏剧，文艺作品少了，百花齐放没有了。”毛主席的话无疑是对江青掌控文艺界样板戏“一花独放”的不满。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了四个小时，毛主席看了看座钟说：“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还要排戏呢。”李炳淑请毛主席有时间到剧场看戏，毛主席笑笑说：“我现在坐在剧场看这么长时间已经吃不消了。只能通过电视看你的戏了。”看到毛主席那步履蹒跚的样子，李炳淑心里一阵心酸，从心里默默地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主席对李炳淑关怀有加，周总理对李炳淑也很是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在会见出访团成员时，看到李炳淑，便亲切招呼她说：“哦，炳淑同志也来了。”“你的命运比严凤英好，前些年我太忙，顾不过来，没能保护她，结果她死了，很可惜！你的机遇比她好。你要好好珍惜啊！” 听了总理的话，李炳淑心头一热，使劲地点了点头。她知道，周总理之所以说这番话，因为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和自己都是安徽人，总理看到自已不免想到了严凤英。 1972年秋，彩色电影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在全国公映。《龙江颂》上演后，周总理还将该剧列为招待外宾的剧目。同年，周总理招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率团访华看的就是《龙江颂》，后来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等许多国家领导人也都先后观看了这部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2年3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龙江颂》的演出本，这也意味着《龙江颂》已跻身于“样板戏”之列，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各种地方剧团纷纷效仿、移植演唱革命样板戏《龙江颂》。

随着彩色电影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在全国的公开放映，很快风靡全国引起轰动，全国掀起一股看《龙江颂》、唱《龙江颂》、演《龙江颂》的热潮，各地方剧种纷纷移植演唱《龙江颂》。原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不甘落后，由本团著名作曲家闫明、李石条、张玉照等进行创腔，将这出戏移植成了河北梆子进行演出，并由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饰演剧中的主人公江水英。其中“公字闸”这段唱是闫老师与李石条、张玉照三位老师合作的重点唱段，也是戏中的主要唱段。三位老师打破了京、津、冀的界限，充分发挥了河北梆子丰富的唱腔板式，对这段唱进行了精心的创腔。那时的电台经常播放其中的选段，深受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喜欢，直到现在其中的唱段仍在专业演员和票友戏迷中间传唱，成为了不可逾越的经典保留唱段。还有1972年，漳州市芗剧团将京剧《龙江颂》移植为芗剧《龙江颂》。1974年3月8日，山西晋剧院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移植的晋剧《龙江颂》。越剧《龙江颂》江水英由越剧旦角流派——金派创立者金采凤饰演、张国华饰阿坚伯、江秀月饰阿莲、史济华饰李志田、张桂凤饰盼水妈。

潮剧学习移植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潮剧文本全部照搬京剧本。1973年初，汕头地区潮剧团、潮安潮剧团、澄海潮剧团相继演出潮剧《龙江颂》。

1972年冬，在“河北省移植革命样板戏调演”中，影调剧《龙江颂》轰动了省会石家庄市，整个演出过程中掌声伴着演员的歌唱，此起彼伏，响彻近两千观众的石家庄市第一文化宫。剧中江水英由郑洪荣饰演、何景田饰阿坚伯、苏桂英饰阿莲、王云生饰李志田、张素菊饰盼水妈。

秦腔《龙江颂》主要唱段选，由陕西省宝鸡市秦腔剧团《龙江颂》移植演出。

曲剧《龙江颂》选段，由河南省南阳市曲剧团移植演出。

豫剧《龙江颂》选段，1973年由郑州市豫剧团公演，常香玉的得意弟子、著名生行女演员王希玲主演。

桂剧《龙江颂》选段，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剧团根据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移植并演出。

移植演唱《龙江颂》的还有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越剧、闽剧、芗剧等等地方戏专业院团，一些学校、厂矿、农村的文宣队也学唱、学演《龙江颂》的片段。这样，就把“龙江风格（精神）”的宣传推向了最高潮，“公而忘私”“舍己为人”“丢卒保车”“无私奉献”等等内容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

除了这三台大戏之外，其他文艺创作也方兴未艾，硕果满满。

芗曲表演唱《榜山风格赞》，创作于1963年5月，作者是龙海县文化馆副馆长柯振兴和龙海芗剧团编剧魏乃聪。

芗曲《榜山风格赞》：领：（七字调）

九龙江水听使唤，

改道流入九十九湾，

十万亩田解春旱，

清清流水好播田，

众：（唱四季调）

布谷鸟催春叫不停，

十万良田一片青，

百里悠悠长流水，

点点滴滴榜山情！

该节目在龙海县和龙溪地区一些地方演出之外，还于1964年春参加福建省第五届农村业余文艺汇演，被列为优秀节目。同年6月，该节目由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发行单行本。

新锦歌说唱《榜山风格赞》，创作于1963年5月，洪永宏作词，张强作曲。

天旱地不旱，

灾年变丰年，

共产主义好风尚，

榜山风格是榜样。

说的是，

福建龙海县，

背山面海百里平川，

滚滚九龙江横跨县境，

灌溉万顷良田。

自从成立人民公社，

年年丰收，年年增产。

这一年，全县人民干劲冲天，

决心实现千斤县，

可就是遇见了百年未有的大旱天。……

该作品参加1964年5月23日至6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作品被选入《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歌曲选》一书。

芗曲表演唱和锦歌弹唱都是龙海地方文化的特色项目，深受龙海人民的喜爱，它们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群体，同时，这种体裁的作品大都是短小精悍，短平快，创作相对容易，创作周期比较短，可以说它们是文艺作品中的“快餐”。龙海地区有着丰富的民间戏曲基础，以锦歌、歌仔戏曲调为演唱形式的说唱在龙海较为普遍，由于锦歌具有民间口头流传性，当下题材容易创作和表现，因此堵江和榜山风格被迅速地以这种民间曲艺的形式表现出来。锦歌是龙海特有的文化遗产，明清时期发源于漳州，清光绪年间龙溪县浦南、九湖一带有庆贤堂、丰庆堂歌社，以后漳州艺人吸收南曲、十八音的曲调及器乐精华，组织“八吟乐会亭”、“乐吟亭”。民国初“堂”“亭”两派传人竞相在漳州、龙溪、海澄一带开馆传播，于 1920 年 前后达到鼎盛状态。显然这种民间的曲艺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着民间的纯朴和活力。由于其原始的状态，富于生机的表达方式，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广为流传。堵江时龙海委宣传部就组织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以锦歌的方式编写传唱，1964 年 6 月结集出版“榜山风格赞”，为与锦歌有着深远渊源关系的芗剧《碧水赞》的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在龙溪地委宣传部的组织和支持下，由龙溪芗剧团承担编剧和演出任务，从而使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芗剧在表现“榜山风格”上迈出第一步。

1963年秋天，著名教育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到漳州访问，了解了龙海人民抗旱夺丰收和舍己为人、顾全大局的先进事迹，心情非常激动，情不自禁的挥笔赋诗歌颂“榜山风格”：

弥望黄垂禾穗丰，

从知抗旱奏全功。

截流闻说三千道，

引水曾经数十重。

协力同心无反顾，

先人后己见高风。

但听一语相传告，

三面红旗看越红。

结束语

一种先进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并被广大人民所掌握，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创造出无数的历史奇迹。

1963年，这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不平凡的年份。

1963年，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年份。

这一年，在中国诞生了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影响着。

这两种精神是：（一）以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

（二）以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为核心的“龙江精神”。

雷锋精神因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誉满全国，风靡世界，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楷模。

龙江精神因著名诗人郭小川采写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以及《人民日报》配发的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等中央、地方新闻媒体的全方位报道，特别是话剧《龙江颂》和现代京剧样板戏《龙江颂》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成功演出，使龙江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心中一座伟大的精神丰碑。

五十多年来，雷锋精神传承了几代人，教育了几代人，激励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和学习楷模。

五十多年来，龙江精神同样传承了几代人，教育了几代人，激励了几代人，成为人们在处理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时的精神坐标。

可以说，雷锋精神和龙江风格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内容，都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必将在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璀璨光芒。

龙江风格必将青春永驻、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