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仁心

——华侨科学家林可胜的传奇人生

齐  悦

林可胜

2020年开春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各地华人华侨全力相助，抗击疫情。抚今追昔，回顾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与开拓，离不开一大批坚守公卫理想，投身医疗事业的医学家。南洋华侨林可胜就是其中之一。

风气之先

林可胜，祖籍福建厦门，生于新加坡，家世显赫，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华人医生和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林文庆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卫生司司长，也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私人医生。而后十年，一直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林可胜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著名革命家和华侨领袖黄乃裳，姨父伍连德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者。

林可胜自幼负笈英伦，中学毕业考入爱丁堡大学专攻医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以英国印度远征军准尉军医的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训练。1921年，年仅24岁的林可胜拿到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翌年申请洛克菲勒研究基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生理学卡尔森教授，专研是生理学领域，并崭露头角。

1924年秋，林可胜学成归国，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系访问教授，次年成为系主任。1927年，晋升教授，后被选为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

身穿军装的林可胜

林可胜擅长绘画，所画的胃黏膜的显微结构，几乎达到当时光学显微镜所能达到的状态。他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得学生的敬慕。他为国培养人才，旨在打造一个足与芝加哥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媲美的研究基地。他带领的团队在肠胃、血管、神经相关的消化生理学、循环生理学、神经生理学方面填补了中国现代生理学的许多空白。他发现的“肠抑胃素”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激素，引起海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他主持期间，协和医院成为中国生理学研究中心。

林可胜在协和工作的十余年，经常奔波于欧美各地的学术会议，还与协和医学院同事合作创设中国生理学会，主编发行《中国生理学杂志》。该期刊整体水平极高，某些方面更达世界一流水平，连英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都翘首以盼这份中国科学刊物。他本人发表69篇学术论文（不含会议论文）。“著述之富，一时压倒群彦，中外知友，莫不叹为世界少年科学家之一”。1928年至1930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最大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主席。1942年，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华人的第一位），1948年，荣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医者报国

抗战时期，林可胜毅然投身军旅，组织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为战地救护作出贡献。

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林可胜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援救示威活动中受伤人员。此举激怒英国，英国驻华公使曾派人到协和学院表示不满，并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国护照。”林可胜得知此事并没有被吓倒，而是继续带领学生上街，四处张贴由他亲笔所画的反对英国人在租界对华人施行暴行的宣传漫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进窥华北。林可胜组织协和学院学生成立救护队，利用课余时间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指导，进行急救、伤病员输送和担架操练等战时救护训练，还专门制作了标准救急箱、手术器械箱。第二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林可胜和学生及医师一道奔赴上海，在红十字会的组织下救护伤兵。此后，协和医学院正式维持一支全套装备的医疗队，以应紧急之需。

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国军在长城沿线布防抵抗，双方展开激战。华北医学界与上海派遣救护队组成“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全力投入战地救护工作。林可胜担任华北救护委员会常务委员，亲自设计了救护队的用具、服装、运输工具，并带领协和医学院师生共赴国难。战场上，他“常冒炮火，亲临战指挥所执行救护及输送伤员，于战力之维护及士气之鼓励甚多。”整个长城保卫战，共计治疗伤兵7605人，运送伤兵7000余人。

1938年初，救护委员会在各医疗队基础上成立救护总队，林可胜出任总队长。救护总队是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医护人员多半具备现代医学专业知识，不论在防疫、急救、公共卫生等方面都有应对方法，而且拥有200多辆汽车，能迅速有效完成救护任务。

救护总队以武汉为中心，派遣医疗队前往各战区，为抗日军民提供外科手术、骨折矫治、Ⅹ光检查、细菌检验、特别营养及护理等医疗服务。

全面抗战后，救护总队迁往长沙，设在广雅中学，与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经过短期医疗救护训练后，直接奔赴战场。

1939年春，救护总队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队员们在茂密树林掩护下搭建最基础的设施：用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板墙，建起办公室、材料仓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集会礼堂。之后，不断扩建成能容纳3000人的医疗中心，开展卫生防疫，成为战时地方公共卫生事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此时，军中疟疾、痢疾、疥疮等传染病流行，并时有霍乱发生。林可胜带领救护总队从源头寻找突破口，发现霍乱和肠胃病流行与饮用不清洁河水有关。于是会同贵阳防疫机关成立临时防疫医院，对河水进行消毒，收容患者，同时向贵阳市民开展疫苗注射，有效控制霍乱流行。他将经验写成“水与污物管制计划”，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来推广到各个战区。与此同时，经过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培训的卫生人员数万人，先后派往各战场。据统计，抗战八年中，救护总队门诊人数多达248 万人次，内科住院人数多达214 万，共开展外科手术近120 万台，敷伤878 万多人次，为医疗救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募集更多物资

为募集更多抗战物资，林可胜每年都要从香港飞往美国，将救护总队的工作内容写成文字，制成图表，拍成照片及影片，向国际医界、社会人士、爱国华侨做抗战宣传，争取他们支持，所得到捐赠的医药卫生器材从香港中转，经过越南海防和缅甸运到贵阳，之后再分发到抗日前线。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他与史迪威将军建立了良好关系，促进了美国医药联合会大力援华。此时，美国8个大小救济组织联合捐赠救护车、各式医疗器材与用品，通过中缅“秘密运输线”运到中国，有力地资助中国抗战。美国社会人士认可林可胜的声望，《时代周刊》谈到中国的救护医学，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白求恩，一个是林可胜。林可胜以其卓越的医疗救护贡献，多次受到中美政府嘉奖。

回归学术研究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回归学术领域。他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调整改组为国防医学院（现为第二军医大学），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同时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8年，林可胜全票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获美国军医学会荣誉会员。1949年后，他远赴美国，重拾生理学研究，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克莱顿大学等校生理学教授，后又受聘于迈尔斯实验所，负责生理、药理研究工作。

晚年，林可胜致力于痛觉生理的研究。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他在自己动脉里注入缓激肽，致使产生剧烈疼痛，然后再用阿斯匹林镇痛。他通过这一忘我又精巧的实验，证实了阿斯匹林的镇痛机制。此项研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痛觉生理学的重要成果，日后的衍生与应用亦相当广泛。由此，他再次活跃在国际生理学界。

林可胜组织的协和学院救援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