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9 09:51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刘永加

 

李贽:感动通州的泉州人

刘永加

《李贽全书》第一卷就是《焚书》《续焚书》。.jpeg

《李贽全书》第一卷就是《焚书》《续焚书》

《续藏书》内页.jpg

《续藏书》内页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知名度很高,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满朝文武,乃至很多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知道。

李贽虽不是通州人,但人生最后的岁月在通州度过,且葬在通州。

与通州渊源深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贽应会试,任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期任姚安知府。后弃官,寄寓黄安、麻城,著述讲学,追随者男女数千人。

李贽第一次到通州是在嘉靖四十一年,携夫人和孩子到北京等待朝廷新的任命;第二次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到北京,在礼部当差;第三次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在《续焚书·与潘雪松》中写道:“彷徨未定,复同肖川至潞河登舟,获遂见老丈于城下,虽非仆之得已,然亦可遂谓仆之无可奈何哉!……所欲暂傍西山僧舍……”写的是他第三次到北京,从潞河下船,来到通州,再前往北京,暂住西山极乐寺。据记载,72岁前,李贽至少有6次到过或路过通州。

李贽辞官后专心治学。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编写成《初潭集》。通过点评,他对儒家思想做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批判。第二年,又编成《焚书》。《焚书》名称的由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所言颇切近近世学者之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由于李贽的思想不为当时的“正统思想”所容,被视为“异端”,因此屡屡遭到官府的迫害、追捕。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中,他坚持治学。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封杀左派王学代表人物罗汝芳的学术,李贽也遭到牵连,受到迫害。

在通州有好友

李贽在通州有一位好友,叫马经纶。其父马时叙曾做过山东寿张知县。马经纶27岁考取己丑科进士,最初在工部实习观政,万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任山东肥城知县,二十三年升任监察御史,因事抗疏,被免职回到家乡通州。赋闲少事,无一日不诵读经书史籍。耿直仗义的马经纶在家乡还做了很多好事、善事,比如迁葬工部左侍郎李钦,安葬老师李春雩、挚友武含春;置立义地,埋葬穷人;散财捐资,接济贫士,等等。他为通州林氏妇女撰写的《列妇林氏墓碑记略》,收录在光绪《通州志》卷十《艺文·墓志》中。

李贽一生多次到京,与马经纶相识,时日虽然不长,却发现彼此情投意合。事实上,两人在性格和学问取向上有很多相偶之处,李贽性格直执,马经纶仗义豪侠;李贽求学本真,马经纶问道自然……两人还都对《周易》情有独钟,一经朝夕相处,都有恨相知太晚之慨。马经纶曾写有《初会卓吾先生》诗:

黄柏仙人去,卓吾老子来。

十年两奇士,向此山之限。

方隅讵能限,山灵自招徕。

我闻黄柏名,未拔丹炉灰。

我见卓吾面,钟情怜我才。

饮我琥珀酒,酌以琉璃杯。

连饮双玉壶,好颜尽觉开。

愧我尘俗者,高贤相徘徊。

安得双黄鹄,翱翔非蓬莱。

李贽也有《送马诚所侍御北还》诗:

访友三千里,读书万仞山。

风来知日暖,风过识春寒。

翦烛前窗叟,寄身萧寺间。

今朝柱下史,实度老瞿昙。

李贽对马经纶十分赞赏,不仅因为马经纶与自己私交好,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马经纶很有才华,是朝廷需要的栋梁之材。他在《复陶石篑》中说:“通州马侍御,经世才也,正理会出世事业而乏朋侣。然异日者断断是国家或济缓急人士。”

李贽第三次离京,寓居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刘东星府宅期间,马经纶跑去找他,赓续友情,其间二人对《周易》再次进行了研讨。后来马经纶有事要回通州,七十多岁的李贽坚持以老迈之身千里相送,并且一直送到天津直沽。经过大运河临清闸时,李贽感慨万千,当场赋诗《同马诚所出临清闸》,再次慨叹他们的纯洁友情:

千艘万舸临清州,闭闸开关不自由。

非利非名谁肯在,唯君唯我醉虚舟。

得知李贽遭受迫害,马经纶冒着风雪,长途跋涉三千里到湖北,去救援李贽。此时的李贽,正受麻城官府和道学家的严重迫害:给他扣上异端惑世、托讲学宣淫的大帽子,将他所居房舍捣毁,驱逐他出麻城境,拆除他准备身后存放骨殖的塔。

看到此时已经七十五岁、衰老贫病的李贽,马经纶痛心不已,决定将他带到武昌休养,后因故没有去成。在李贽的好友、追随者杨定见帮助下,马经纶将李贽辗转送出麻城,进入河南商城县黄僻山中。李贽好友、漕运总督刘东星一年后记述了这件事:“客冬,卓吾子大困于楚,适有马侍御者,自潞河冒雪入楚,往携之以出……”在山中,马经纶还与李贽一起研习《周易》,称这次相处,“辩惑解缚,闻所未闻,四十日间,受益无量”。为了便于照顾李贽的生活,万历二十九年,马经纶决定将他接到通州家中。

在通州很快乐

到通州后,李贽住在莲花寺马经纶的庭院里,每日与马经纶研读《易经》。“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常引苏东坡的话,表明做学问的态度。

闲暇之时,马经纶还陪同李贽及随行人员到周边地区游玩。李贽在《温泉酬唱有序》中详细记录了来通州后不久的一次外出情景:

春日余同马诚所侍御北行,路出汤坑,商城张子直舜选,携其甥盛朝衮,其小友陈壁,俟我于此,连饮三日,然后复同往。从我者:麻城杨定见,新安汪本钶,并诸僧众十数人;从侍御者:僧通安与其徒孙则自京师。此可以见张与盛与陈之舅若甥与若小友之为人矣,因为《温泉酬唱》:

大都天下士,已在此山中。

爱客能同调,相随亦向东。

洗心千涧水,濯足温泉宫。

老矣无余弃,愿师卫武公。

这篇序和诗记述了李贽及其追随者一行去通州北边泡温泉的生活片段,可见此时的李贽正醉心于通州的山水,对马经纶给予他的安适生活十分珍惜。

这一年,李贽好友袁中道到通州拜访他。李贽在《书小修手卷后》中说:“岁辛丑,余在潞河马诚所,又遇袁小修三弟,虽不获见太史家兄,得见小修足矣,况复见此卷乎!”交谈中,袁中道听闻李贽喜好食肉,认为过多不利健康,就劝他少吃肉,李贽没有听从。这年夏天,好友刘东星也多次派人来接李贽,他婉拒了。也许是经历了长时间的飘移无定的生活,李贽对通州的环境、百姓和生活都很满意。

在通州的日子里,自知年事已高的李贽,抓紧时间写作,继续修改《易因》。据他自己记载:“与马公读《易》,每卦千遍,一年而《九正易因》成。”这是他最后的学术著作,写完《易因》书稿后,他请马经纶提意见,马经纶建议将书名改为《九正易因》。听到好友的建议,李贽非常高兴,把这件事记录在本书的《自序》中。

他在《自序》中写道:《易因》一书,予既老复游白门(今南京)而作也。三年就此,封置箧笥。上济被,读《易》于通州马侍御经纶之精舍,昼夜参详。更两年,而《易》之旧者存不能一二,改者且至八九矣。侍御曰:“乐必九奏而后备,丹必九转而后成。宜仍其名《易因》,而加‘九正’二字。”予喜而受之,遂定其名曰《九正易因》也。

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李贽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开始思考身后事,并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二月初五写下遗嘱: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意。

幸听之!幸听之!

从通州赴大狱

李贽在通州时,朝中一些人对他的迫害仍没有停止。万历三十年闰二月,都察院给事中、东林党人张问达向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不仅再揭前嫌,而且对李贽在通州的作为大做文章:“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进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万历皇帝采纳了这个奏疏,立即下诏缉拿李贽。对于李贽被捕,好友袁中道这样记述:

“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

这段文字说明,锦衣卫前来捉拿李贽时,李贽不愿连累马经纶,催促速行,并拒绝马经纶一起去,可是义薄云天的马经纶哪能让李贽独自去受刑,于是不顾朋友、家人的极力劝阻,一起去了京城。

李贽入狱后,马经纶多方营救,帮助李贽辩解开脱。马经纶在《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中说,“(李贽)平生未尝自立一门户,自设一藩篱,自开一宗派,自创一科条,亦未尝抗颜登坛,收一人为门弟子”,未有罪行,应该释放。

也许是马经纶的努力起了作用,也许因为李贽确无罪行,朝廷不打算继续关押李贽,拟将他发回原籍。李贽得知消息,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决定以死表达自己的抗争。

袁中道对李贽自刭而死的刚烈,慨然敬佩。他是这样记述的:“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

全通州送李贽

李贽狱中自戕的消息传出后,明王朝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宁州知州方沆作诗表达愤怒:“豺狼当道凭谁问,妒杀江湖老秃翁。”兵部侍郎周汝登也作《吊李卓吾先生二绝》,其中写道:“天下闻名李卓吾,死余白骨暴皇都。”戏曲家汤显祖在悲愤之余作了《叹老卓》一诗:“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华。”李贽的好友们更是悲痛无比,纷纷写文纪念。时任南京司业、李贽的知己焦竑以“金陵同志”的名义作《荐李卓吾疏》遥祭。其后,他又主持编辑刻印了《李氏遗书》《续焚书》,重新刊印《焚书》,还亲为《焚书》作序,极力称赞李贽刚正不阿的人格精神。

最悲痛的莫过于马经纶。此时,他还正在想方设法营救李贽,消息传来,马经纶顾不得悲痛,费尽周折,把李贽遗体运回通州按照遗嘱安葬。

通州老百姓听说李贽殉道,朝廷下令不允许给他办丧事,群情沸腾,便决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愤怒和悲痛之情。

郑建山编撰的《大运河的传说》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天空飘起雪花,仿佛在为李卓吾鸣冤抱不平。这天早晨,48名杠夫小心地抬去了马经纶为李卓吾准备的上好棺材,棺材上有李卓吾的塑像。正在行进间,突然前面又出现一支送葬队伍,棺材外形装饰一模一样,显然也是为李卓吾送葬的。就这样,快到卧虎桥时,同样的送葬队伍已有12支。成千上万的民众如潮水涌向通州城的四座城门,这就是有名的李卓吾出大殡——四处出城。

整个通州城的百姓都在为李贽哀悼。

最后,李贽的遗体被安葬在通州城北迎福寺西侧的一个高坡上,这是按照李贽的遗嘱挑选的地方,焦竑题写了“李卓吾先生墓”六个字。八年后,李贽的学生汪可受、梅掌科、苏侍御捐资为李卓吾树碑。崇祯八年(1633年),由刘侗和于奕正合著的《帝景景物略》中记载了李贽墓,其中这样描述:“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碑二: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题。一曰卓吾老子墓,黄梅汪可受撰,碑不志姓名乡里,但称卓吾老子也。”后经变迁,李贽墓才迁到了现在的位置。

李贽去世后,不仅他的书好卖,更有无数文人学者到京城来,前往通州李卓吾墓前悼念。明清以来,这里渐成文化思想界人士的朝圣地,李贽也成为通州历史文化的名片和标志。

通州李贽墓.jpeg

通州李贽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