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于右任未能实现回故乡愿望

葛美荣

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30多岁就黑髯飘胸，所以又有“髯翁”之美称，民间则称他“于胡子”。晚年自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少年聪慧，16岁考中秀才，曾有“西北奇才”之誉。年轻时，他誓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写下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并在三原传开。三原知县德锐看到他的诗集后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报朝廷，清廷下令逮捕。亲友报信使他得以逃脱。不久，到上海震旦学院读书。

1906年，于右任与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创办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这两所学校为反清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不久，他在好友刘觉民引荐下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他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

1907年4月2日，于右任创办反对清政府的《神州日报》。该报因火灾停办，继而办《民呼日报》，发表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许多发人深思的漫画。清政府将它列为反政府报刊，予以查封，并将于右任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创办《民吁日报》，仍作反清宣传，再次被捕，报社也再次被查封。

1910年10月，于右任创办《民立报》。由于宋教仁、王无生、刘觉民、张季鸾等一批精英的帮助，《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以“骚心”为笔名，先后发表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该报影响了一代学子。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介绍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我很喜欢阅读此报，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即《打倒清王朝》。公开发表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应当说，这与《民立报》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嘉勉他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他也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他避居日本。

1957年，于右任78岁，儿子与孙女侍于旁。

1918年初，为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8月，于右任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四年有余，使之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后，他到上海任上海大学校长。第二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任该校讲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在于右任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名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毛泽东已与于右任开始共事。

这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于右任等人北上。到北京后，孙中山令于右任和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

1926年，于右任受李大钊之邀，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冯玉祥和于右任回国后，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右任随援陕先头部队，经银川、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11月下旬，围困西安的刘镇华部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右任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

于右任主政陕西期间，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右任、邓中夏等的支持和大批回陕旅外学生的推动下，全省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陕西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4月27日的省党部召集大会上，于右任痛斥蒋介石的“叛党叛国之罪恶”。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此时，杨虎城是冯玉祥的部属。关键时刻，于右任说服杨虎城归附蒋介石，杨虎城此战为蒋介石出了不少力。因此，于右任得到了蒋介石的信赖。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于右任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因杨虎城是于右任的旧部，事件又发生在西北，所以南京方面组成“西北宣慰团”，派于右任为宣慰使，以“宣慰”之名赴陕西招安，分化张、杨同盟。

于右任此时任监察院长。接受任务当天，他向张、杨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避免战祸，并说明了自己即将赴陕的原因：“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均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第二天，又给张、杨发去电报，说：“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详言也。”张、杨给他回电说，“兵谏”是为抗日救国，为功为罪，听候国人处置，对他要以“宣慰使”的名义来西北，则婉表谢绝。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25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于右任等人至机场迎接。蒋介石下飞机见到于右任后，劈头就说：“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如此，实出我之所料。”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右任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他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他通过女婿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他口诛笔伐，赞成永远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毛泽东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邀请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参加。时隔多年后，毛泽东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说：“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的诗句。”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说罢，毛泽东与于右任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永别故土，骨肉分离，成为于右任心中永远的痛。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到北平谈判。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这天，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讨论，并表示于右任此时没有必要北来，留在南京则可以促使政府批准这个协定，待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上主持签字。大家同意张的意见，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

同时，南京和谈代表团还决定，让和谈代表黄绍竑与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下复命并请示。次日晨，周恩来找屈武谈话，谈及于右任北上问题。周说：“我都完全知道了。张文白（治中）已向我说了。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干涉’。”周接着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运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16日上午10时，屈武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抵南京，立即到李宗仁公馆复命。之后，屈武前往岳父于右任公馆，把北平和谈经过和李宗仁公馆会议情况告诉了他，并说：“看起来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于右任顿足道：“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到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在那里不回来了。”屈武这才将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南京的一席话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于右任感慨道：“还是周先生考虑得周全，但是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果然，4月21日晨，于右任只身被胁迫至沪，再到重庆，最后到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他与夫人、女儿天各一方。

于右任精通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曾任伪满洲国总理），也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中国汉字的草体书法，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他还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标准草书》等。

于右任虽然身为监察院长，但生活俭朴，家里除文房四宝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鞋袜也是土布做的。他曾对人说：“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他曾书嘱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年名”。他一生位居高位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他常为子女学费、生活费而举债，晚年病重时，竟没钱住院。他留给后人的只有几箱书及借条，还有那一首首情悲意哀、思念大陆的诗。

于右任晚年深念大陆亲人，思想苦闷。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我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962年1月，于右任觉得自己在人世间的日子不多了，便写下了那首充斥人间离情的千古绝唱《望大陆》（又名《国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两年后，即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怀着对故乡的无限思念离开了人世。按他的心愿，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在玉山的顶峰，竖立一座面向西北的半身铜像，他可以时时刻刻眺望陕西三原的家乡。

于右任临终前，老部下杨亮功到医院探望他，并问他有什么事情要吩咐。他先伸出一个指头，过了一会，又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不知何意，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他摇头否定了。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理解他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