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的曲折人生
党的遵义会议召开时博古才27岁，但他在党的总负责岗位上已干了3年多。他追随王明犯过严重“左”倾错误，从错误中走出来后，他充满智慧与活力，忠于党，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
执著追求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书香门第之家。9岁时丧父，母亲朱氏领他和弟妹寄居在贫困的姑妈家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博古高小毕业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其时，《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学灯》、《觉悟》副刊等在学校流转。博古如饥似渴地潜心阅读，汲取力量。共产党人肖楚女、恽代英等常来学校演讲，受先进思想教育和启迪的博古写诗作文抨击时弊，倡导救国救民。1923年，博古被推举为就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苏州学生联合会主席。
“五卅”惨案发生时，肺病严重卧床的博古怒不可遏，拖着羸弱病体，紧密配合苏州党组织展开声援“五卅”惨案的活动。在有18所学校、80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上，博古严厉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爱憎分明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与会代表，促成苏州全市学生罢课、示威游行，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为指导工人、学生运动，博古主持编辑出版了《无锡评论》，明确指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为了这种主义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主义而活动。”
1925年夏，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学。多次聆听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演讲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0月，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社会实践活动的博古，经常深入纺织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赢得工人群众的尊敬。
1926年12月，博古奉党指派赴苏联深造，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他学习非常投入，聚精会神地刻苦钻研。可是，博古在中山大学期间正是以“重理论、轻实践”为特征的德波林派教条主义盛极之时。1928年底，博古以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身份被派入红色教授学院受训，他与教条主义产生了共鸣，翻译马列经典和普列汉诺夫著作后，认为自己精通了理论，可用它指导实践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先后在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负责编辑《劳工报》、《工人小报》。1931年4月，博古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
博古是王明在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在校参加了王明组织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宗派小集团活动。回国后在批判“立三路线”时，博古把“本本”摊在桌上引经据典，以“洋教条”反对“土教条”，成为王明最亲密的伙伴。
思想转折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5名常委中，向忠发，1931年6月被捕、叛变，遭国民党杀害；罗登贤已去东北工作；周恩来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王明趁组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机拟赴苏联。党中央的工作由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主持。可是，王明对卢福坦极不放心。9月的一天，王明约来周恩来、卢福坦，以及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就中共中央总负责的人选进行商谈。王明压制周恩来、卢福坦的意见，极力举荐博古，抢先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呈报（被批准）。这样，24岁的博古梦幻般地被拔升到党中央总负责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浅，难胜任。王明打气鼓励：“24岁不小了，米夫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也不是24岁吗？”于是，带着糊涂、自信、激情的博古，走马上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了。
王明赴苏前再三叮嘱博古：“今后，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啊！”自此，王明“遥控”博古在前台表演。
“九一八”事变后，未能认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博古，忠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他在白区坚持“进攻路线”，使不少党组织遭破坏，使许多同志不必要牺牲。在苏区经济上他贯彻消灭富农政策；政治上实行打击中间派的关门主义；军事上采取进攻冒险方针，组织上通过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大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许多党政军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中央根据地大受挫折。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的湘江之战，博古过分相信李德军事指挥能力，使中央红军8万余人锐减至3万。在“左”倾路线干扰下，湘赣、湘鄂赣、鄂豫皖、陕北等革命根据地遭到空前严重的损失。
随着实践发展和矛盾暴露，博古对中国革命中的某些问题的认识发生过一些变化。如他主张扩大红军；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调整政策保护工商业、恢复手工业；解决红军财政和物资困难等。
党中央在长征途中遵义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虽然对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严重错误作了检讨，但是强调客观原因多、为自己辩解多。与会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十分沮丧，感到“委屈”。然而令大家慰藉的是他没有指斥任何人对他的批评，更没有用最高权势压制别人。当会议决定取消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毫不犹豫地完全服从。凯丰还挑拨他“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但博古不为所动。随即，把象征“权力”的公文箱移交给张闻天，顺利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力交接。
会后，经过认真反思的博古认识到自己负总责期间的错误是“政治错误”，承认“错误的军事路线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看到毛泽东指挥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衷心拥护新的党中央，撰文盛赞“我们胜利的飞越了石达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我国军事史上开纪录的史绩！”博古转变了认识，他的错误得到全党谅解，保留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
党的“七大”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从思想路线高度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深刻检讨，认识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为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愿负全部责任。
再立新功
从错误中走出来的博古，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解剖自己，虚心学习，继续革命。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时，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与毛泽东“握手言欢”后，就在红军的战略方针上与毛泽东严重分歧。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张国焘坚持南下打成都。193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红军北上、南下问题激烈舌战。博古挺身而出完全赞同毛泽东北上方针，当面批评张国焘，指出“南下……对于红军只能是死路一条！”7月中旬，博古得悉张国焘有军委主席欲，即告毛泽东“对张国焘决不能让步。”毛泽东等一番权衡后让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
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到延安的王明，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博古针对蒋介石企图通过合作抗日吞并党和红军的阴谋警告王明：“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都是不妥的。不久，王明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布宣言，博古再次警告：“你这样搞不利于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此后，博古与王明的冲突终于公开化，而且愈演愈烈。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认为中国托派与苏联托派不能相提并论，党与陈独秀应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联合抗日。1938年间，博古本着党这一精神多次与陈独秀接触。当事情有些头绪时大为恼火的王明大骂博古：“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同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也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毫不示弱的博古据理与王明争辩，王明亦不敢对博古怎么样。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访问陕甘宁边区期间，在单独会见博古时提出国共合作的一系列问题，他不厌其烦地详细阐释中共的主张和诚意。考察团感觉到博古陈述的“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听了方知中共的大政方针，是认真研究国内外形势后决定的。”
9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博古和国民党代表康泽谈判国共合作《宣言》修改时，争论“差不多到拍桌子的程度。”他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于使发表的《宣言》完整表达了中共的政治主张。
下半年，参加庐山国共谈判的博古既出席谈判，又以党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参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此时，博古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状与前途的文章，对于争取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与国民党内民主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日、反对分裂起了积极作用。
1939年4月博古代表中共参加了国共两党军队摩擦问题谈判，第二年1月出席关于陕甘宁边区范围和扩军问题谈判等。同时，博古还参与对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各爱国华侨团体的统战工作，出席群众集会、接见外宾等，对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1年5月15日，党中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发行，博古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新闻出版事业。
1942年4月1日，体现党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版面新颖大方的《解放日报》与读者见面了，反映良好。
1941年12月至1946年4月，博古还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在他的领导下新华总社由几十个人发展到120多人，分社由几个发展到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拥有一批专业记者、编辑和业余通讯员3万余名。同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汉语和英语。此间，博古还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他挤时间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古渊博的理论知识和能言善辩的才能以及丰富的谈判经验，是全党共知的。1946年2月13日，毛泽东决定派博古以“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央委员”身份往重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工作。在渝谈判月余，国共分歧严重。为向党中央报告谈判情况和请示工作，博古等登上美制C47式运输机在重庆起飞，航程中遇恶劣天气致飞机触山失事。4月15日，延安为博古等举行隆重追悼会，毛泽东为死难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党中央称博古等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人民的珍宝。”郭沫若在祭文中说：“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挡，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是年39岁的博古，为革命事业以身殉职，他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