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在福建任职期间几件事
徐继畬 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享年79岁。徐继畬自幼勤学好问，科甲连捷，32岁时赴殿试得中进士，朝考第一，授官翰林编修。后转陕西江南两道御史，严于律己，直言敢谏；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为嘉许，即擢广西浔州知府。道光十七年(1837年)调职福建升任延建邵道，抵任月余即详禀巡抚《捕治盗匪办法》，境内肃然。鸦片战争中调署闽东南的汀漳龙道，整饬海防，奋勇抗英。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驻泉州兼办粮台，几经拔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四月累迁至福建布政使，奉命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正月奉谕调补福建巡抚，办理洋务信守条约，中外一时相安无事。道光三十年（1850年）因英国人租住乌山神光寺一事备受朝野上下猛烈抨击，被免去福建巡抚职务，调京降补太仆寺少卿。
主张禁烟 奋勇抗英
徐继畬抵达福建后，正值全国围绕如何禁绝鸦片展开大讨论。由于他对鸦片泛滥的后果认识颇深，不但积极支持严厉禁止鸦片贸易，同林则徐等禁烟派立场基本一致；而且有着自已独到的见解。他在《禁鸦片论》中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他斥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操之无过蹙而持之不少懈”。如此实施，则“外而伐强寇之阴谋，内而消奸民之反侧”，而“复凋敝之元气，计无有良于此者”。基于对西方列强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严厉禁止鸦片贸易，又要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福建沿海防卫，徐继畬从闽西北的延建邵道被调署闽东南的汀漳龙道。抵任后，他终日奔走于海澄漳州之间，整顿海防。每夜都要登上城墙，“与守陴者垂泣告语，勉其敌忾”，誓以死守。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英军攻陷厦门，由于漳州离厦门仅70里，一水相通，旦夕可达。居民一日数惊，人心惶惶。有些官员已将家眷偷送出城避战。在严峻形势面前，徐继畬以定海殉国的裕谦等英烈为榜样，决心“督兵勇昼夜防守，志在与城存亡”，夫人续氏亦壮烈表示愿相从俱死。他即率部采集大木为排桩，塞住镇门各个港口，堵死英军进攻之路。同时加紧士兵与乡勇的组织与训练，采取了汰弱留强的办法，裁减老弱残兵800多人；把所裁兵丁之口粮，报请督抚批准，加成六分发给留下的兵丁。对企图克扣粮饷的藩台则不惜个人前程，抗上力争，表示已“遵督宪批示行知各营，一律加成六分，万无更改之法”；若其不然，“着赔惟命，参撤惟命，头可断，议不可改”。从而大大激发了兵丁的抗英积极性，坚持了近两年的抗英防御斗争。徐继畬身为文官，虽不知兵，终能以身作则，恪尽职守，“驰驱海疆，日不暇给。”虽然始终未曾与英军直接交锋，但大大增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著书立说 开启民智
在鸦片战争中，徐继畬眼见清军节节失败，“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他从民族危机切肤之痛中意识到：爱国保国，必先强国；而要走强国之路，则先要冲破闭关藩篱，正眼看世界，实际地了解世界。道光二十三年（184年）底，他借助办理厦门通商事务之便，在与西方传教士、领事、医生、商人等广泛接触中，较多地了解到外部的情况。一日，偶然从担任翻译的美国人雅裨理那里看到了“绘刻极细”的地图册子，激起了撰稿著书的兴趣。从此“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易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事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付印出版，全书共10卷，14万余字，地图42幅；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和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风土人情等情况，特别是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及非洲都有所记叙，而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每个欧洲国家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陆、海军规模都有具体数字，成为当时人们了解世界的必读书籍。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而该书最有特色并且也是最为引起争议的，还是对西方强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先进性所作的重点介绍。这部分内容的撰述，已经超出了过去一般地理书籍的范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精神，为当时衰朽的清朝振衰起敝、富国强兵提供各方面的借鉴，并借此唤醒国人，共谋御侮图强之策，成为以后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的奠基石。康有为、梁启超、薛福成等重要维新人物都从中接受了新的世界观。该书对许多国名、地名、人名的译法还一直沿用至今。台湾学者张其昀认为：“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孙中山）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
办理洋务 中外相安
继畬每忆起鸦片战争，及英国侵略者蹂躏国土的情景，犹愤懑填膺，愤怒地指出，“英吉利以西海岛夷，为强售鸦片之故，突尔称兵，在粤则扰我虎门，在闽则扰我厦门，在浙则扰我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在江苏则扰我上海、镇江，且闯入长江，直逼江宁，截我运道，逆恶滔天，凡在血气之伦，畴不怀食肉寝皮之恨”。可见，他的仇敌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但是，经历过战争炮火重创的大清国力衰颓，远非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手，且又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办理对外通商事务中，持慎重对策，力求避免资本主义列强借故制造衅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徐继畬担任福建布政使并负责兼办通商事务。力图“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力图补救。……坚守素志，不肯轻开边衅”。前后九年，他始终坚持“内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正如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中所云：“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有一艘英国船只水手在福州市场上采购时，由于语言不通，钱未付足，就将鱼肉拿走，被商铺认定洋人短价强买。又有乡民在街上行走时碰了一下英人，却被英人打伤额头，居民路见不平，奋起追打那个欺人太甚的英人和路过的英商。数日后，“又有民人扛抬酒瓮，经过夷馆门首，被管门之广东人误将酒瓮碰破，致相争论”。群众闻讯，蜂拥而至，与之论理，不料被英人雇用的广东籍仆役开枪打伤两人。众人益发忿怒，“拥至夷馆，将馆外栅栏挤毁，并在街殴伤黑夷一人。该处匪徒溷迹其中，即假托公忿，乘机将夷馆内货物搬抢。时弁兵等驰至，将抢夺各犯连所抢各赃，当时一并拿获，并查拘斗殴各犯，解交臬司亲督委员分别审讯”。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福建当局一方面审讯了抢劫匪徒和斗殴各犯，另一方面发布告示说明原委。同时向英国驻福州领事阿利国辨明是非曲直，并警告“如再不约束夷众，激成众怒，即官为保护，亦属无济”。徐继畬约见阿利国，当面告诫：“此后必须严行管束夷众，中国官员亦禁止众百姓，不许欺凌远人，两不偏袒，方可永敦和好。” 阿利国心悦诚服，表示：“事后必当明定条规，严谕船馆各色人等，不许再惹事端。”由于处理公正及时，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加强防务 严防外寇
徐继畬有忧患意识，对帝国主义列强尤为警惕，且力图有所振作。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接任福建巡抚后，积极加强国防建设，“预筹密防，以备不虞”，协同闽浙总督刘韵珂率藩司陈庆偕等亲行履勘修筑福州闽江口长门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并铸新炮70余门，皆在炮台安设，以守卫省城。此举与林则徐默无歧议。不久，英驻香港总督文翰突然要求采购台湾鸡笼山煤炭矿产，拟作为北上舰只的加煤站。对于英国政府处心积虑，觊觎台湾的阴谋，徐继畬一面“备文照复，正言拒止”，一面立即飞饬密谕台湾镇道府，命令他们加强台湾的防御，“各口要隘，相度形势，妥为布置，镇静密防”，并委派干员，前往会督该处文武，邀集绅民，谕以大义，怵以利害。他的主张很快以“公议严禁挖煤，订立禁约，复刊碑碣”的形式重申厉禁。由于台湾各界同心敌忾，协力防范，终使英国方面无隙可乘，只得暂时打消了企图染指台湾煤矿的图谋。
教案分歧 黯然去职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替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租赁南门内乌石山神光寺两间房屋居住。租约送侯官县审核盖章时，因县令疏忽失察，误与用印核准，违反了福建地方当局与英国领事补充订立的：“惟领事官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的相关约定。徐继畬得知，即令侯官县向金执尔言明错误，要求他们遵约搬到城外另行租赁。但金执尔提出必须将照会抄呈香港总督文翰查核、批复后方可退租出城。消息传出，士绅群起反对，联名缮写公启，书院生童四处遍贴告白，饬令两个英国人立即退租搬到城外，不然的话要“割取夷人首级”。这就是世称“神光寺事件”。这时，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返乡的林则徐也带领士绅联名上书徐继畬，主张强行驱逐这两个英国人出城，并要求地方当局调兵演炮、招募乡勇，积极备战制夷。于是，在如何对待这两个英国人的问题上，徐继畬和林则徐及士绅发生严重分歧。徐继畬表示，自己“与绅士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既然侯官县令误与县印，双方均有错误；“此时若将两夷人硬行驱逐，则出尔反尔，其曲在我”，应该“按约理论”，而后暗中制造种种不便和劝说的方法，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在租约期满后或自行提前搬离。倘若采取强硬的临战姿态应对，可能导致战祸。由于徐继畬始终不同意采用过激的做法，官绅双方各持己见，形成僵局。林则徐联络、策动朝中的闽籍官员为之声援，且连上参奏，弹劾徐继畬“抚驭无方”，“强民从夷”，“外张夷焰”，“内沮民心”等等，致使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大发雷霆，屡次降旨申饬徐继畬。迫于各方压力，两个英国人于次年初先后注销租约，搬至英领事馆翻译所租赁的道山观，事件方告平息。徐继畬终因“神光寺事件”受到调京降职的处分，随后又被借故议处彻底丢官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