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两次帮助斯诺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黄华等北平学生运动骨干都是他家的常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民众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在美籍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的带领下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临时驻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显然,斯诺到西北苏区,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中共和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行动。
黄华晚年在回忆中说:“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当年,黄华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在西安,黄华如约找到斯诺和海德姆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7月20日晚,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次日,到达保安县,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主席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黄华也曾与毛泽东见过面,毛泽东对他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
黄华晚年还记得,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和毛泽东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并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问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在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到苏区来,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保安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在黄华的陪同下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像。
当时,红日已升到了中天,艳阳直射到窑洞里,显得十分明亮。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在窑洞前站住。斯诺按下快门,为他拍下了一张全身照片。斯诺希望再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的照片,向毛泽东跟前走了几步,对好了焦距,抬起头来说:“主席,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多久没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好向在场的人借戴,但是没有一顶能够戴得下去。最后,站在旁边的海德姆摘下斯诺头上缀有红五星的崭新的八角帽,递给毛泽东。只听“咔嚓”一声,斯诺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珍贵照片。后来,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这幅《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几十年来,斯诺把这顶军帽视为家珍,从红区带到白区,又从白区带到美国、瑞士,且一直珍藏。
黄华曾回忆说:“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一面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3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第一师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杨得志和红二师政委萧华等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黄华生前回忆说:“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家中。毛泽东的谈话和苏区的观闻,深深地使他激动,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要立即把在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出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11月12日起,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立即予以转载。为此,许多报刊头版头条连载斯诺的报道外,并配以大幅照片和有关的社论。
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本全面报道中共、红军和苏区的专著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1个月内销售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连印数次。这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有人甚至曾评价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该书先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他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与马海德的参与。这时,经组织批准,黄华已不再使用“王汝梅”的名字,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20世纪70年代,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当年,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询问访华的可能性。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通知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8月中旬,斯诺夫妇到北京。黄华曾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访问。10月1日,黄华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并与毛泽东主席作了一些交谈。
这年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信,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华的具体情况,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特别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黄华起初不解其意,以后终于明白。须知彼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斗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且总理深知斯诺报道的巨大影响力,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此中深意又不能明说,只能用写信的办法。
在上海,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徐津津乐道地叙述“文革”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并忽地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黄华还从来没有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1972年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因胰腺癌病危,周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此时,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去瑞士迎接斯诺的6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已抵达斯诺家。
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原来,1936年,他们3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
这年2月15日, 斯诺在日内瓦病逝。 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将斯诺曾借给毛泽东照相时戴的那顶军帽赠送给了中国政府。后来,这顶军帽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了见证中国革命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