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中的蒋介石

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举起联共抗日反蒋大旗，发动了福建事变，并在福州迅速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但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才两个多月便被迫宣布解散，“福建事变”遭到失败。“福建事变”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蒋介石在“福建事变”中的离间计无疑起到重要的瓦解作用。

蒋介石拉拢、离间的重点是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福建事变”中的主要领导人。关于陈铭枢，在蒋介石看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很有心计、政治欲望强烈的“军人政客”。陈铭枢利用十九路军的强大实力，在国民党内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大有与蒋介石、汪精卫分庭抗礼之势，并不齿与他们同流合污而出走国外。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在香港、广东、福建三地之间频繁往来。蒋介石获知这一情况后便多次派人刺探其行踪，并在福建省府委员会中安插高登艇、郑贞文、林知渊、孙希文等耳目，一方面打探情报，一方面分化瓦解。

11月初，蒋介石见“福建事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感不妙。当时正值蒋全力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之际，一旦“福建事变”真的发生，必将打乱其“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对此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为了使一触即发的“福建事变”胎死腹中，他赶忙亲自布置对事变的主要负责人陈铭枢的拉拢活动。11月上旬，蒋介石请国民党的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出面斡旋。林森因为与陈铭枢早有私交，便打着回福建老家探亲的旗号前往福州。11月11日，林森在福州和陈铭枢等人见面时，极力规劝陈铭枢放弃在福建发难的计划，立即到南京履职。陈铭枢拒绝了林森的劝说，并当即向林表明了反蒋抗日绝不动摇的立场。

11月中旬，参与“福建事变”的军队纷纷从外地云集福州，事变已是如箭在弦，蒋介石多次亲自致电陈铭枢，要他勿受中共等的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强调“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外”，希望能继续“和衷共济”，并再次邀请他“即到南京中枢共负国家大事”，企图动摇陈铭枢发动事变、反蒋抗日的决心，不料又一次遭到陈铭枢的严词拒绝。蒋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企图唬住陈铭枢，使其不敢轻举妄动。11月18日，电斥陈非法组织“社会民主党”，企图利用十九路军反叛中央。次日，陈回电蒋介石，强烈谴责其“剿共”、惧日的内外政策，明确表示发动事变绝不是受他人挑拨离间之所为。蒋介石见对陈铭枢软硬兼施均不奏效，便放弃策反陈，转而拉拢蒋光鼐、蔡廷锴，以达到分化事变力量孤立陈铭枢的目的。

其实，早在陈铭枢奔波于福州、漳州并发表不满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言论时，蒋介石便多次致电蒋光鼐询问详情。到了11月初，蒋介石又致电蒋光鼐，告诫蒋光鼐不要听信他言而盲目追随，要以十九路军光荣历史为重，要蒋光鼐看在六七年来一直“同甘苦共患难”的份上，不要与他作对；同时又警告蒋光鼐：如果不听劝告，将受到严惩。不难看出，蒋介石对蒋光鼐的手段和对陈铭枢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都是软硬兼施。但蒋光鼐追随陈铭枢反蒋抗日的决心已下，对蒋介石的那一套根本不予理会。后来，蒋光鼐对蒋介石为行拉拢之事而写的信函一概不予回复。

蔡廷锴是国民党在福建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统帅着十九路军几万人马，可谓位高权重。蒋介石对蔡廷锴的拉拢更是不遗余力。1933年春，蒋介石调蔡廷锴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取代陈铭枢担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接到蒋介石的这一任命后，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也感到压力极大。现在，蒋介石要他领导一个多年来一直领导自己的人，蔡廷锴感到十分不便，觉得这样很对不起蒋光鼐，也容易产生误会，以为是自己在背后搞小动作，抢了人家的位置。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不管怎样，蔡廷锴不愿担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想让蒋光鼐担任此职。于是，蔡廷锴找到蒋光鼐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蒋光鼐要求蔡廷锴接受这一任命，同时还一再提醒蔡，要防止别人从中作梗，挑拨离间。为了迷惑蒋介石，他在取得陈铭枢、蒋光鼐的同意后接受了绥靖公署主任一职。

10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蔡廷锴，离间他和陈铭枢、蒋光鼐的合作关系，又托黄和春送给蔡廷锴50万元。蔡廷锴立即识破了蒋介石明目张胆地收买他的阴谋。他收下这笔款，并把它作为发动“福建事变”所需的经费。

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又通了好几次电话，并亲笔给蔡去信。不仅如此，还派徐康良驾机前来福州接蔡廷锴前往南昌。蒋介石在信中说：十九路军自东征北伐以来，战功赫赫，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不是一二个人的私有财产。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理应担当起“保国安民”的责任，而决不能“以私害公”，把十九路军作为别人“叛党乱国”的牺牲品。尤其不要盲目附和极少数人。蔡在阅完蒋介石的专函后，立即识破其又一伎俩，明确拒绝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并且将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飞机扣留，飞行员交空军队长看押。

至此，蒋介石对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3位主要领导人的拉拢、离间彻底失败了。“福建事变”不可避免了。

蒋介石仍不死心。他见拉拢3个主要负责人不成，转而在十九路军身上打主意，指示具有特务组织性质的团体———蓝衣社的骨干成员暗暗地在十九路军中从事颠覆、破坏活动。

蔡廷锴对蒋介石的这一布置，毫不示弱，根据秘书长徐名鸿的意见，针锋相对地在十九路军中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改造社。蔡廷锴自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在各师成立分社，由各师师长兼任分社社长，分社下设支部，社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德才兼备的中下级军官。蔡廷锴特别注意吸纳那些在十九路军中服役多年同时又有一定文化的军官加入改造社，具体规定了改造社的两项任务：一是防止腐朽堕落的思想在十九路军的官兵中蔓延，以使十九路军上下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二是防范蒋介石秘密安插在十九路军中的蓝衣社成员搞策反活动。

事实证明，蔡廷锴针锋相对的举措极其正确和必要。1933年秋，改造社的骨干成员在厦门市查获了一笔从南京用化名寄来的巨款，并很快查明此款就是汇给潜伏在十九路军中的蓝衣社成员的。此事引起蔡廷锴的高度重视，他根据这一线索，查明了蓝衣社在十九路军中的组织情况，还意外获得了蓝衣社准备在军中策反和暗杀蔡廷锴、蒋光鼐等秘密计划。蔡廷锴命令将这些人全部逮捕，并迅速而又坚决地秘密处决了其中的十几个骨干成员。

暗杀策反皆不成，蒋介石便把破坏“福建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十九路军的师长等高级军官，即蔡廷锴的高级部下的身上，离间他们与蔡的关系。

蒋介石拉拢的第一个对象是谭启秀。最初，蒋曾经指使宋子文去做谭的工作，但谭启秀长期追随蔡廷锴，且一直深受蔡的信任与重用，因而，谭不为所动。这样，蒋介石收买谭启秀的阴谋没有得逞。

蒋介石收买的第二个对象是毛维寿。此人也长期跟随蔡廷锴南征北战，蔡似乎对毛也是器重有加，但毛维寿为人阴险，对蔡廷锴存有二心。1930年夏秋之间，毛维寿被任命为六十一师第八旅旅长，在赴任途中路过归德，蒋介石便亲自召见了他，并送一笔数目不菲的金钱。自此，毛维寿受宠若惊，对蒋介石唯命是从，而对蔡廷锴、蒋光鼐却阳奉阴违。1931年10月，毛维寿升任六十师师长，蒋介石加强了拉拢，不久授意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做拉拢工作。因为熊和毛都是“江西老俵”，熊式辉便想通过同乡关系策动毛维寿背叛蔡廷锴，脱离十九路军建制，同时再一次送给他一笔可观的所谓“特支费”。毛维寿得到这些好处费后，便卖力地在十九路军中活动起来。蒋介石还授意何应钦委派赵锦文为六十一师的参谋长，作为策反毛维寿的联系人。“福建事变”紧张筹划时，毛维寿态度暧昧，表现消极，意在阻挠“福建事变”的爆发。

蒋介石拉拢的第三个高级军官是张炎。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和张炎是同乡，都是广东高州人。杨受命后，常常给张炎写信谈一些友情之类的话题，表示愿将自己的千金嫁给他，并且不失时机地说明跟随蔡廷锴搞兵变的严重后果，希望借此离间张和蔡廷锴的关系。经过杨的一番拉拢，张炎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福建事变”即将爆发时他和毛维寿一样，不明确支持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的决定，及至后来，脱离了十九路军，投靠了蒋介石。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蔡廷锴的身边安插了钉子，如十九路军副军长的范汉杰。“福建事变”前后，十九路军的一些重要行动的计划都是由范和其手下的特务泄露给蒋介石的。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终于爆发。消息传来，蒋介石曾一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连惊呼：“糟了！糟了！”然而，几天之后，他看到红军以及其他反蒋力量都没有响应或援助的动静，心里才宽慰了一些。29日，他又从潜伏在十九路军中的特务那里得到了十九路军的兵力部署情报，大喜过望，立即调遣嫡系部队，开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与此同时，又不断开展宣传攻势，以动摇十九路军的士气，推进平息“福建事变”的进程。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11月22日，蒋介石发表了《蒋中正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蒋一一列举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各种“毁党叛国”罪行，接着，又对十九路军的全体将士动之以情，“晓以大义”，煽动他们看清形势，主动站出来“大义灭亲”。翌日，蒋介石南京政府公开宣布要以军事手段镇压“福建事变”，并正式通告十九路军各部，责令他们务必“于一个星期内，肃清福州的伪政府，自拔来归，否则玉石俱焚”。接着，还发布了《蒋中正对福建事变经过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军事长官电》，要求他们“共明真相，洞烛奸谋，各忠所职”。为了配合军事镇压“福建事变”，蒋介石南京政府还派飞机向福建百姓和十九路军官兵大量散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告福建同胞书》、《蒋中正对十九路军官兵十问》等宣传材料，动摇军心民心。

在蒋介石的拉拢、离间以及武力双重威胁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内部出现分裂，隐藏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中的奸细、动摇分子与蒋介石南京政府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加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的一些政治主张与政策出现失误，革命形势不断恶化。1934年1月，“福建事变”终于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