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张立二三事

1975年8月，我到北京参加国务院文教组召开的教改座谈会，回来路经福州，住在华侨饭店五楼。当时省委宣传部正在这里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要我向会议汇报。与会的宣传部领导有：何若人、张格心、黄明，党委书记有：曾鸣（厦大）、皇甫林（福大）、张立（福建医学院）、明祖凡（福建师院）、杨浩林（福建农学院）、韩力民（福建中医学院）。汇报会在一客房里进行。会议开始，何若人对我说：“北京会议你写个书面报告行了，今天就讲讲你在北京听到什么？”我愣了一下，不知从何谈起。他进一步说：“有什么讲什么，就这小范围，没关系。” 我把当时在北京流传很广的如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警告不要搞“四人帮”；江青如何阻挠压制电影《海霞》、《创业》放映，迟群未能入阁大闹情绪……等等，说了一番，大家听后，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末了，何若人环顾那间客房后说：“室内有没有窃听器？”张格心说：“若有，我们将被一锅端了。”

到了秋天，造反派追查张立在医大党委扩大会议传播的奇谈怪论，大家立刻紧张起来。曾鸣问我：“咋办？”我说：“张立是我的老首长，他绝不会说源于我，更不会牵连诸多老战友。”果然，任凭造反派穷追猛打，张立始终说是在火车上听的，不知言者来自何方，是何姓名。造反派悻悻然，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我对张立的信赖是有根据的。早在1952年春，全国高校开展“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张立以福建省高教学委会负责人，分管福建师范学院运动。我当时还是未毕业的大学生，担任学校一团总支书记、学生学委会主席。毕业后，我在张立同志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他从北方千里跋涉到福建的经历，以及高大身躯、和蔼亲切态度，赢得了我们年青人的敬重与信赖。“三反”“五反”结合思想改造运动，发动学生贴大字报，火烧老师亲美奴化、封建思想，由于张立掌控有方、火候得宜，老师们虽然烧得有些痛，但过后多数人认为，思想收获很大。

1952年秋，省委决定把福州几所大学合并为福州大学，张立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政治辅导处主任。此时，我调到福州大学政治辅导处宣教科。紧接运动之后，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思想在教师中形成热潮，师生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在那段时间里，张立与广大老师接触谈心交友，把心融入于群众之中。地理系文焕然教授是文天祥后代，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家藏珍贵文物甚多。张立有爱好收藏古物的兴趣，与文焕然师结交切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1957年春夏，整风运动开始，在大鸣大放中，由于张立在师院担负领导工作时间最长，对他提的意见也较多，其中也有过火，甚至人身攻击的。反右开始后，张立并没有泄愤报复，他对划定右派的掌控非常严格，宁少勿多。历史系刘惠荪教授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出身世家，见多识广。“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回天津审查。反右后，“左”风升温，但张立同志仍顶住压力，毅然支持刘教授回校重执教鞭，让刘老师的《中国文化史》、《老残游记续集》等著作得以完成。

反右之后，继之大跃进、公社化，“左”风日益猖獗。这段时间里，张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被视为保守右倾而遭冷嘲热讽，但他泰然自若，实事求是，不盲从、不跟风、不计较，分管的工作越来越少，而是用心钻研他平时所喜爱的文史，对现实作更深邃的思索，完成了历史剧《励精图治》。剧中如“兼听则明”等观点，是对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反思。今日回顾历史：更加凸显作者是一位超群脱俗、高瞻远瞩的领导干部。1995年4月26日，张立遽然辞世，但至今许多人想起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