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庐山的一段情缘
杨度像
1975年冬，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在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交谈时指出，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客观公正，尤其是对于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革命的一面的人物，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周总理专门提到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点明是由他本人于1929年亲自批准的。王冶秋在《难忘的记忆》一文中(载《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披露了此事。1979年新版的《辞海》“杨度”条目中首次标明：“1929年秋加入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杨度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一个激进的爱国青年到主张推行帝制的君主立宪，后来又极力推拥袁世凯做皇帝，转而追随孙中山走民主革命道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9年，他又在“知天命”的55岁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度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经历的惊涛骇浪实在太多。而他在人生的最低谷时，和庐山结下了一次奇妙的情缘。短暂的庐山之行，很为杨度所看重，他在晚年写的一首总结自己一生的词中，郑重地提
到这次庐山之行：“……老栖南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都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杨度自谓“卅年一梦”，“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都了”。庐山“看月”所受到的感悟，对他的后半生，似乎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杨度是1917年8月上的庐山，时年43岁。虽是已过“不惑”之年，却对人世、人生感到极大的“困惑”、失望、甚至绝望。政治理想的一再受挫，使他的心情极为倾颓。在杨度正处最需要宽慰、宽抚的时候，与他心心相印的红颜知己、青楼女子静竹又不幸病逝，再次给了他极为沉重的一击，使他几乎崩溃。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杨度梦见静竹，静竹一定要他去庐山一趟，她的魂灵要在庐山彻悟庵与他相见。极度苦闷、万念俱灭的杨度也想出外散散心，于是，他便从北京来到庐山。杨度在牯岭山城住了两天，四处寻访、打听，却没有找到“彻悟庵”。山上的老人告诉他，牯岭一带并无“彻悟庵”，或许是在山麓，庐山北麓的东林寺十分有名，不妨到那里去问问。杨度便下山来到东林寺。
东林寺德高望重的老主持妙理大师听说大名鼎鼎的杨度来访，忙亲自出迎，以贵客相待。
杨度向妙理大师打听“彻悟庵”。大师思忖了好一会儿，肯定地说：“庐山并无彻悟庵，也无读音相近的庵庙，许是居士梦中未听真切。”
杨度不免有些怅惘，但转念一想，既然是心上人特意托梦执意要他来庐山，总归是有所用意，或许是要他来庐山寻找某种慰藉或启示。既已来到了享有盛誉的东林寺，又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妙理大师，何不向大师倾诉一下心中的烦恼和困惑？于是，杨度毫不隐瞒地将自己的经历和所作所为尽情地倾吐出来。
杨度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自小在现代大儒王闿运的精心指点下，志向远大，学业超群，尤其醉心于王闿运所传授的“帝王之学”。他白恃有才，三次参加科举应试，都由于激扬文字，抨击时弊而落选。1903年，他参加清末的最后一次考试，本已被主考张之洞圈定为榜眼，梁士诒为状元。谁知有人向“老佛爷”慈禧进谗言，说“梁士诒”这个名字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大有“康梁余党”的嫌疑。老佛爷一怒之下，取消了这次科考，杨度的“科举”梦再次破灭。只好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度在日本仍是思想激进分子，他曾作《湖南少年歌》抒怀咏志，其中最被人称道的几句是：“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跃然纸上，痛快淋漓。但杨度并不赞成推翻帝制，只希望能像戊戌变法那样，改良政治，革除积弊，推行新政，振兴中华。在日本，他曾与孙中山相约：你主张民主革命，我主张君主立宪，哪方成功了我们就支持那方。
杨度回国后，与袁世凯来往密切。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杨度认为这是施展自己“帝王之学”政治抱负的大好机会，于是便当仁不让地领衔，与孙敏筠等六人组建恢复帝制的“筹安会”，自任会长。杨度在宣言中公开宣称“我国拨乱之法，莫若废民主而立君王；求治之法,莫若废民主专制而立君主立宪。”所以杨度被讨袁的蔡锷列为13名“罪魁”之首。袁世凯1915年12月宣布推翻民国，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他没想到皇帝梦只做了83天，便在国内一片讨伐声中破灭，杨度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政府通缉，为天下所谤。
此次重大挫折，杨度从巅峰跌入谷底，太多的失望、怨恨，使他备受折磨，连连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他在致孙中山的电文中说：“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真的躲进天津、青岛的外国租界闭门学佛，还以“虎禅师”之名写了一些谈佛的文章。然而，杨度非凡夫俗子，久蓄心中的凌云之志，意欲兼济天下的宏图大业，又岂是说放就能放得下、说弃就能弃得了的。1916年10月，他在为病逝的恩师王闿运所撰的挽联中，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政治抱负：“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他还在为自己无法施展“帝王学”而深感惭愧，有负恩师的厚望。放弃又难以放弃，施展又无法施展，这究竟如何是好？杨度深深陷入巨大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偏在此时，红颜知己又撒手西去，杨度更是雪上加霜，痛不欲生。
杨度一股脑儿地诉说着，妙理大师始终面带安详的微笑，静静地倾听。杨度说完之后，妙理大师沉吟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居士暂且歇息一下，夜半子时，我再来与你相谈。”
妙理大师走后,杨度暗自猜测,妙理大师为何在“半夜子时”方与自己交谈,他都要谈些什么呢?自己心中的烦恼和困惑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妙理大师真能释惑解忧吗？
夜半时分，妙理大师准时叩响了杨度下榻的房门。
两人缓缓走出寂静的寺庙，徜徉在月光之下。杨度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妙理大师一直在侧旁静静地观察杨度的表情，见他此刻一副愉悦的神情，便微微点头说：“居士，现在你可知老衲为何要约你半夜出来相谈吗？你看这月，仍是千古时的明月；你看这山，仍是千古时的名山；古人不见今时月，古月依旧照后人。人之一生多么短暂，短暂得令人叹息！多少风流人物，转眼便成消逝的浪花，与这朗朗乾坤、茫茫天地又有何干！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又何必过于计较荣辱得失呢？”
杨度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说：“大师教诲，启我心扉。然度蓄志已久，呕心沥血，焚膏继晷，竟一事无成，到底是心有不甘，难以完全忘怀。”
妙理大师慈爱地一笑，轻言说道：“居士所言不虚。然天行有常，世间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之一生，又岂可例外乎？每个人都有想做的事，但能否做成，则不必过于强求。做得成自有做得成的缘由，做不成自有做不成的缘由，一切顺其自然。自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阿弥陀佛！”
妙理大师说着，稍停了一会儿，又加重语气，缓慢地说：“凡尘纷杂，苦海无边，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居士何不以出世之心而入世，以无为之念而有为，如此便可坦然面对成败，一笑忘却喜怒，又何忧之有呢？”
“啊！”43岁的杨度仿佛心中猛地开了一扇大门，通体透亮，久积的块垒一扫而光。他不禁双手合十，对妙理大师说：“大师教诲，如醍醐灌顶，度如获新生，感激不尽。”杨度说罢，又双手合十对着明月，大声说道：“前缘已了，后患不生。一刀直下，斩断惑根。无心无事，无事无心，心无所为，无所不为。苦海茫茫，处处有岸。”
妙理大师也欣慰地双手合十，说道：“居士本有慧根，且又与庐山有佛缘，故能对月感悟，参透佛理。老衲再送居士一偈：‘六根六尘，清净圆明。即心即境，无境无心。所谓成佛，即见本心。汝心既见，汝佛斯成。’”
杨度细细琢磨妙理大师所赠之偈，心中更是明了。
杨度在东林寺盘桓两日，临别时，写了两首诗赠妙理大师：“世事不由人计算，吾心休与物攀缘。穷通治乱无关系，任我逍遥自在天。”“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
杨度虽自诩“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以前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卅年一梦”，以后要“帝师王佐都抛却，任我逍遥自在天”。但他的后半生，并没有脱离人世，只不过是“以出世之心而入世”，更加理智、更加平和。他仍然关注社会动态，密切注视社会发展。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时，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并践约以前在日本与孙中山的约定，于1922年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1922年8月，杨度在上海孙中山的寓所里，见到了正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欢。杨度遂成为《新青年》、《新潮》、《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的忠实读者，并主动与李大钊等人密切接触，逐步倾向、赞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杨度倾尽全部家产营救李大钊，以至生活无着，不得不住进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家中。杜月笙发迹后，嫌自己出身卑贱，再三请文化名人杨度做自己的老师，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
1929年，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派潘汉年与杨度秘密接触，发现杨度思想已发生根本转变，对共产党极为敬佩，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十分迫切。周恩来考虑，杨度身份特殊，又与杜月笙关系密切，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可以为党做很多工作。因此，他秘密发展杨度为“特别党员”。杨度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在收集情报和营救被捕人员等方面，为中共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杨度1931年病逝，周恩来在陈赓的护卫下，乔装打扮后亲到灵堂吊唁。
正如前文所说，周恩来直到自己临终前，还不忘叮嘱王冶秋有关杨度之事。足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革命同志之极端负责精神。